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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看张爱玲，张爱玲十分感动，但她在偶像面前总是太拘谨，生怕说错了话被偶像嘲笑，所以总是半天才答一两句话。过了一天，胡适要走了，张爱玲将他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聊了一小会。
那天很冷，风也大，胡适望着街角那段起雾的河面，似是怔住了一般，笑眯眯地出着神。张爱玲心中“一阵凛然”：“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学着他的样子，微笑着向河面望去，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这苍凉、神秘如命运呓语的一望永远钉在了张爱玲的心中，她似是感应到了自己晚年同样凄凉落寞的境遇，不禁将衣领拉紧。
那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为了换个好点的写作环境，张爱玲申请到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去居住，由于该申请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求助，胡适爽快地为她出具了担保证明，同时还把她的《秧歌》寄还给了她。拿到稿子时，张爱玲看到上面满是细心的圈画和批注，扉页还有题词，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与此同时，胡适也接到邀请，要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便离开了美国。
胡适走后，张爱玲对他颇为挂念，时常在报上寻找他的消息。直至1962年2月，张爱玲在报上读到噩耗：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
张爱玲强忍悲痛，下决心要将答应胡适的翻译《海上花》的工作完成，但她每次动笔，都会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胡适谈不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两人一共也只见过三次面，但在张爱玲心中，他却是极其重要的。他是张爱玲幼年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也是她在围城岁月里心底的一点光明的慰藉，更是她在异乡土地上难得的一份亲近与温暖。
执子之手
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离开纽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堡，她辗转来到麦克道威尔，那时刚下过大雪，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艺术营远离市区，造型很像中世纪的小城堡一样，在张爱玲眼中恍若美国的“世外桃源”。进门时，张爱玲看到两旁的参天大树，脚下是酥酥的踩雪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哪里知道，自己这颗早已冰封的心，居然要在这遥远而寒冷的异乡土地上，重新复苏、跳动、迸越。
艺术营是为了让各个有志向的艺术家潜心创作而设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张爱玲也分到了一间。漂泊数载后，张爱玲终于有时间和条件安下心来创作了，她全心身投入到英文小说Pink Tears的创作中，基本不参与社交活动。而为了让艺术家们互不打扰，艺术营规定在下午4点前不允许集会，所以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张爱玲不用担心自己的孤僻有什么问题，这让她感到很适意。
但缘分来时，性格、习惯都不会再是问题。才来艺术营没多久，张爱玲便在供大家聚会聊天的大厅里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赖雅。
赖雅全名叫甫德南·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哈佛大学文艺硕士，颇有天赋，早年即在文坛小有成就。赖雅兴趣广泛，尤其是摄影，在做了一阵英文教师后，他作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奔赴欧洲，全程报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了自由撰稿生涯，之后他又不安分地跑去欧洲采访了许多知名作家，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等。期间他结婚生女，但最终以离异收场。之后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先是摔断了腿，后又轻度中风，1956年时，只能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韬光养晦，期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就这样，一个风度翩翩又热情洋溢的65岁西方男人，一个低调内敛又心思细腻的36岁东方女人，在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营大厅里相遇了。赖雅无疑是大厅里最活跃的人，他被几个艺术家围着，正在热情地聊着他在好莱坞的趣事。而躲在角落看杂志的张爱玲却是最落寞的。赖雅无意间向她看了一眼，张爱玲瞬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 ，使人想看下去。”赖雅似乎也对这个神秘而优雅的东方女子产生了兴趣，便主动找张爱玲搭话：“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赖雅刚准备继续和她多聊一会，就被其他几个朋友给拉走了。
这简单的一问一答究竟在他们彼此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涟漪呢？
当天回到工作室后，张爱玲心绪起伏，第二天，她又来到大厅中，却没发现赖雅的身影，就在失望之时，一声亲切的问候从身后响起：“爱玲女士，晚上好！”回头一看，赖雅正站那对她微笑致意。
“晚上好！赖雅先生！”张爱玲也笑着回应。他们很熟络地聊了起来，丝毫没有初见的生疏感。有趣的是，赖雅与胡适同年，张爱玲在面对胡适时可要比这拘谨得多。这里面自然有张爱玲崇拜胡适的原因在，但换个角度来看，赖雅的风趣与绅士也可见一斑。
赖雅对张爱玲颇为好奇，那时在美国的东方女性并不多，像她这样精通英文的更是少数。更让赖雅惊讶的是，张爱玲才来美国半年。
两天后，一场暴雪降临，天寒地冻里，艺术家们都挤在大厅取暖，张爱玲和赖雅自然默契地待在一起，继续深入地聊着。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午后，他们各自回忆起过往的传奇经历，在给自己带来无限感慨之余，也给对方带去了几分悸动与神往。在这毫无保留的分享与共鸣中，他们的灵魂比身体上的距离要更靠近了一些。
那天回去的路上，由于路滑，赖雅轻轻牵着张爱玲的手，让她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滋润心田的温暖。这种温暖，有胡适那种前辈关怀所无法比拟的温柔。
那天之后，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便去彼此的工作室互相拜访了。张爱玲也将自己的英文作品拿给赖雅看，希望得到他的点评。赖雅惊讶于一个东方女人竟然可以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文章，大加赞赏之余不免也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对张爱玲来说，赖雅则是一个完美版的胡兰成，有他的儒雅、博学和体贴，却没有他的荒诞、风流和冷酷。因此，他们互相之间越看越喜欢，交流和共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晚饭后还常常一起执手散步，谈天说地。这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创作、交流、恋爱……实在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
但在张爱玲的一生中，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个月后，先于张爱玲来到艺术营的赖雅的居住权限要到期了，他将转去纽约州的耶多艺术营，热恋中的他们即将面临分别。在火车站，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拿出了一部分存款强塞给赖雅，让他大为感动。临别时，张爱玲嘱咐赖雅记得写信，赖雅连连点头。两个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百岁的人，还像刚恋爱的小情侣似的依依不舍，实在令人动容。
其实，赖雅若是知道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怀有身孕，想必会更加不忍离开的。是的，张爱玲虽没有子嗣，但却曾经怀过孕——就在那个寒冷而又温暖的冬天。
赖雅只在耶多艺术营待了一个多月，随后他搬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居住。7月初，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上说她发现自己已怀孕。惊讶之余，赖雅开始思虑起自己的能力与责任：他身体状况不佳，写作的稿费也不稳定，他能给张爱玲一个稳定的未来吗？答案并不确定，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真挚而热情的“求婚信”，并连夜冒着倾盆大雨将它寄出。两天后，还没等到回信的张爱玲已经迫不及待地来找赖雅了，她要当面听听这个男人的回答。
见面后，赖雅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思念与用情，并“再次”向她求婚，但是他提出：坚决不要孩子。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收入也不稳定，哪里有能力和精力照顾新生命呢？张爱玲自然也顾虑到现实问题，但她毕竟36岁了，今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思虑再三，张爱玲最终还是同意了赖雅的意见。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这一天距离他们初次见面，仅仅过去了5个月零1天。但从这天起，他们便相伴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婚后他们在纽约游玩了一阵——如果这也能算“蜜月旅行”的话。到了10月份，他们重新申请到去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居住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在那里的深冬萌发，开花结果后又在那里的深秋落地。他们虽然依旧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家庭，但能一起回到那里生活，毕竟是幸运且幸福的。
可惜的是，新婚燕尔的幸福很快便被赖雅的身体状况给毁了。他刚到艺术营便再次中风，几度卧床不起，别说写作，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丧失了。张爱玲整日整夜守在他身边，默默祈祷他能康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赖雅丧失写作能力，张爱玲的投稿也常常石沉大海，他们的生活似乎即将陷入绝境。
也许是上帝不忍见张爱玲的一生如此困苦，便“网开一面”。
次年1月底时，赖雅的病情已经好转，甚至可以出门探访朋友了，张爱玲的《秧歌》也有公司准备改编成剧本，报酬有一千多美元。虽然他们的状况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但命途多舛的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1957年4月，他们在艺术营的居住权限又到了，这次他们没能申请到其他艺术营，只得就近在彼得堡松树街租了一间61美元的公寓——这已经是他们能负担的最好的公寓了。虽然这间公寓不大，家具也很破旧，但他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小窝了，所以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地去类似跳蚤市场一样的“庭院摊位”去“淘宝”，每次捡了便宜都能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张爱玲还亲自上阵客串了一把油漆工，将屋子粉刷成了自己钟爱的，浪漫的蓝色。他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喝少少的香槟或红酒，一起畅谈文学和艺术……不管外面的人们过着怎样奢华安逸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都是富足而完满的。
这既是无奈，也是幸福。
5月份，张爱玲得知自己的小说Pink Tears没能获得出版公司青睐，倍受打击。这部英文小说是以她的得意之作《金锁记》为原型改编的，她本以为可以靠这本精良之作敲开美国出版业的大门，没想到居然铩羽而归，再加上之前手术后没有好好修养，她终于病倒了。这次换赖雅照顾她了，赖雅还勉励她在创作上不要着急，良禽择佳木而栖，她只是还没遇到自己的“佳木”而已。
之后，张爱玲在赖雅的宽慰下重振旗鼓，一面通过老友宋淇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维持生计，一面开始新的英文小说The Shanghai Loafer的创作。
8月份，张爱玲的写作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却突然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彼时的她无力承担去英国的来回机票，只得写信安慰，并附上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可惜的是，母亲手术后不久便去世了，只给张爱玲留下一箱古董和无尽的悔恨。
当初母亲四处游历时，就是靠着变卖这箱古董过活的，现在古董的主人变成了张爱玲，她的命运也会和它的上任主人一样吗？这究竟是一笔意外财富，还是残酷的诅咒呢？
撒手离去
1958年，他们向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们得以被资助去南加州继续创作。这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事，她虽然满足于安静的居家创作生活，但心底却对大城市的繁华有一种隐隐的向往，加上他们的写作事业在那里也确实更有机会一点，所以他们开心地上路了。
这期间，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尤其是赖雅对张爱玲，简直到了依恋的地步，她的才情，她的贤惠，她的体贴，都让赖雅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之前那次婚姻破灭是因为自己对家庭生活的厌倦，但和张爱玲在一起，家庭生活却仿佛突然充满了魔力。他甚至执意提前立下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财产都留给张爱玲。虽然他的积蓄不多，但收藏有很多与著名作家的信件，其价值还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如此，浪漫的赖雅还很细心地记下每年张爱玲的农历生日，蛋糕、玫瑰、电影票和祝福一个都不少。这些都让张爱玲感动不已，她从未在爱情的世界里收获如此真挚且可靠的温暖，那是她一生中最安宁喜乐的一段时光。
1959年2月，他们得到的资助到期了，这次他们搬到了旧金山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才真正上了轨道。他们以月租70美元的价格租下了布什街645号的房子，同时赖雅还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每天，他早起去办公室写作，中午回来叫醒昨夜工作到两点的张爱玲，一起吃午餐，下午再各自工作或购物。晚上他们通常会待在家里看书或电视。这样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对他们俩的健康都有好处。同时，他们也各自交了很好的朋友。赖雅和画家约·培根游遍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张爱玲则和研究艺术的爱丽斯·琵瑟尔成了挚友。
1960年，张爱玲终于入了美国国籍，虽然她常常在公园里向爱丽斯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向她描绘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点点滴滴，但她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待了整整五年，她需要一纸法律证明，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异客”。
旧金山渐渐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
旧金山的生活波澜不惊，但张爱玲却总是提心吊胆，一来是担心赖雅的病情复发，二来则忧虑于两人收入的窘迫。思虑再三，她决定回一趟香港，寻找一下新的“财路”。赖雅对她自然是万分不舍的，但为了他们的未来，他只得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