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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寓外的世界正在热火朝天地变革着，她却在屋里安安静静地耕耘着自己唯一熟稔的土地：文学。当然，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代变迁的人，只是她关心的角度，要比一般人更低一些，因此也更细微贴实一点。
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自己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十八春》，因为吃不准当时的文坛风气如何，加上自己曾遭左翼文人抨击，因此张爱玲用了一个笔名：梁京。这里张爱玲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梁”“京”其实是“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这也是张爱玲这辈子唯一使用过的笔名。
这部《十八春》是张爱玲的“投石问路”之作，一来看看新政权对她这样一个与日伪汉奸有过交集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容忍度，二来看看新上海文坛还有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凭借深厚的功底，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读者追捧，不少人随着连载中主人公世钧、曼桢、叔惠、翠芝的不同境遇而喜怒哀乐，甚至有读者在读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时忍不住将报纸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
《十八春》之后，张爱玲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艾》。《十八春》虽然结局还算圆满，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并不合当时的气候，所以在创作《小艾》时，张爱玲有意增加了它光明的一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小艾》是张爱玲迎合政治的“失败之作”，但这只是张爱玲在寻觅人生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尝试罢了，她对自己文字的要求，还是保持着一贯水准的。她后来将《十八春》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尾删掉重写，并改名《半生缘》，即是明证。
上海解放后，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并接管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并一直关注着张爱玲的境况。1950年7月，夏衍特邀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很低调地坐在后排，但还是有些人对她记忆深刻，因为那天大家都穿着列宁装，而她穿的则是一件旗袍。张爱玲自然不是刻意与众不同，只是她个人的韵律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脉动。
会后，夏衍又安排她随文代团去苏北参加土改，希望让她的履历好看一些。这段两个多月的下乡经历对张爱玲来说颇为难得，她难得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如此亲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紧张。所以，当她和一位妇女聊天，对方笑着和她应对时，她是很惊喜的——他们不讨厌自己！这对不善与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张爱玲并不关心政治，但她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爱并不比其他人来得浅薄，她曾写过一首《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如今，她果真到了中国的最底部，她享受这种踏实的感觉。
只是，归根到底，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她无法长久地适应集体生活，更无法忍受自己的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所以，这段下乡经历促使张爱玲思考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上海观望：即便新社会能接纳她，她又是否能接纳一个缺乏私人生活的社会呢？再加上那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即便有夏衍力保，她还是很难相信自己能被重新接纳。
所以，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奔赴香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海，从此成了张爱玲一生的乡愁。
重回港岛
到香港后，张爱玲没有回香港大学读书，而是寄居在女青年会。这是她第二次来香港了，自然不陌生，但这次的心境却与上次大相径庭：上次是憧憬与兴奋，这次却是迷茫与孤独。要在这里生活多久？还有机会回上海吗？还是要一直漂流下去？这些，她统统都不知道。
就在她思虑向何处投稿时，美国人找上门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之前读过张爱玲的文章，也知道她的英文功底很好，便邀请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东西。虽然作为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转行做翻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落差，但由于麦加锡给的稿费还算丰厚，所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美国人拜托她翻译的作品十分庞杂，有《老人与海》之类的文学名著，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对此，张爱玲兴味索然，只能硬着头皮当做糊口的差事：“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
只身在香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张爱玲自然是苦闷的。幸运的是，她就在此时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挚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妻子，也在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宋淇与邝文美其实都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他们四十年代在上海居住时就拜读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但因为听闻张爱玲脾气古怪，便一直没敢去拜访。如今有缘在一家单位工作，他们自然愈走愈近。
与古灵精怪又爱嫉妒的炎樱不同，邝文美是较为典型的温婉宜家的娴静女子，在她面前，张爱玲会不由自主地放松，甚至变得健谈起来。所以，渐渐的，张爱玲将她视为人生又一难得闺蜜，经常拉着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考虑到她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每晚到了8点只得放她回家，以致后来张爱玲亲切地称她为“我的8点钟灰姑娘”。即便后来远赴美国，张爱玲亦时时将她挂在心头，信中家长里短、言无不尽，这在张爱玲一生的书信历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你几时到北京店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缎子对襟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短肥些。”“早晨梳头是否费时候，是不是自己梳？我前一向烫的头发不好也不坏，最近试验剪得极短，终于决定养成不长不短分层的直头发。”“前几天我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远不及Mae(邝文美)带来的热水瓶里装着的，那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甚至直言：“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一个人。”这似乎是将炎樱也算在内的，在张爱玲看来：“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而她与炎樱在这点上表现得却并不明显。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朋友自古就有两种：一为玩伴，一为知己。玩伴只是陪伴了一小段生命，知己却是温暖了一整个灵魂。
当然，邝文美也把张爱玲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她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写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张爱玲幸福，因为‘在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我能够不迟不早的遇见了她。虽然现在我们远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但是每过一阵我能够收到她的长信，读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编的电影……无论如何，这总是值得感谢的事。”
除了与宋淇夫妇推心置腹，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照例是清静安宁的。但很快，她又要应对种种波折了。除了翻译，张爱玲还受美国人所托写了两篇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无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不愿提及的两部作品，因为它们的主题、套路，以及许多情节都被提前设置好了，她压根就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况且，政治色彩太浓厚，完全掩盖了小说本身应有的自由的艺术性。但这两篇小说在美国人的力推下还是火了，加上她“上海传奇女作家”的身份，她很快在香港也有了不小的名气，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张爱玲是最怕接客待人的，她立即委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为她租一间房子，这间房陈设十分简陋，没有书桌，没有书架，甚至连书本身都没有。张爱玲倒是不以为意：“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她觉得只要能有一个安安静静写文章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紧接着，她在上海出版的《传奇》《流言》等作品集都被翻出来在香港重印，但彼时香港的盗版十分猖獗，甚至还有人冒充她的名字出书，她自己就发现了两本：《秋恋》与《笑声泪痕》，两本书除了文字水平之外，从包装、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均与她从前的作品十分相似，但读者并不知道：封面上那个作者“张爱玲”，其实是个男的。机警的张爱玲立刻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整理了一下，在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出版，但盗版的销路依然不错，那本《笑声泪痕》甚至印行多次，这让张爱玲也无可奈何。
张爱玲对香港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她见识过围城岁月前后香港人的荒唐纵欲，也经历过和平年代香港文化的肤浅芜杂，所以她深知：这不是久居之地。张爱玲在写《赤地之恋》时已经在申请移民美国了，期间夏衍还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到上海，不要去美国，实在不行留在香港也好。但张爱玲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踏上远行的航船，像母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天涯孤旅。
1955年秋天，张爱玲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当即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那天来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二人，张爱玲万分不舍，她在后来写的信里说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她的思念与眼泪当然不只是给宋淇夫妇的，还有她深爱的，中国。
在《诗与胡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张爱玲眼中的中国是可爱的，因为即便处在脏乱与忧伤中，也能时时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所以，她自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从前尚未身处被迫离别的境地时，她已大略思虑过此事，结果是：“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如今，当面临真正前途未卜的离别时，她心中的不舍与思念又是多么浓郁呢？
著名粉丝
初到美国时，张爱玲经炎樱介绍借居在纽约的职业女子宿舍，这是救世军办的，专供离异妇女等贫民居住的地方。炎樱战时移民日本，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次张爱玲来美国，她们也算“他乡遇故知”了。起初，她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起聊天、逛街、吃东西，但过了一阵，张爱玲渐渐发现：原本就有些心高气傲的炎樱，现在的姿态似乎更高了。也许是当年在上海时风光都被张爱玲抢去了，现在轮到自己关照张爱玲时，炎樱言谈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她常常向张爱玲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认识了哪些人，别人是如何夸赞她的，云云。
这让张爱玲心生反感，她只得写信给心中真正的闺蜜——邝文美：“Fatima(炎樱)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这些话当然不能全信，我们在对一个深爱之人失望时，总会下意识地去遮掩自己曾经付出的热情，用“其实当初也没有那么喜欢她”之类的说辞让自己释然一点。张爱玲当初对炎樱的感情自然是浓烈而深挚的，只是她如今的转变，实在让自己接受不了罢了。
在纽约，张爱玲并不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她与著名学者胡适也有过一段交集。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曾把《秧歌》的稿子寄给胡适，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有益的评价。胡适成名后向他寄书求教的人不计其数，显然他对张爱玲也有所耳闻，所以在回信中很诚恳地写道：“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他还随信附上了对一些章节的改动意见，让张爱玲十分感动。所以，到了纽约后，张爱玲便立即去拜访了旅居美国的胡适。
胡适住在纽约东城区81街上的一栋白色小洋楼，但制式很像港式公寓，房子里的装修也是中式的，让张爱玲恍惚间有种回到中国的感觉。更让她恍惚的是胡适的亲切与儒雅，他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的他却像极了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张爱玲看到幼时的“偶像”就这样真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竟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幸好她是拉着炎樱一起去的，有炎樱和胡适夫妇说笑，她的紧张就不那么显眼了。回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桌前翻阅的《胡适文存》，还有经胡适考据的《海上花》与《醒世姻缘》陪自己度过的围城岁月，再看看眼前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神情甚至有些落寞的“卸甲将军”，她心中感慨良多——既为偶像，也为自己。
谈话间，张爱玲向胡适提出自己将《海上花》与《醒世姻缘》翻译为英文的志向，胡适十分高兴，勉励她坚持下去。得到胡适的肯定，张爱玲渐渐放松下来，还跟他聊起自己在香港围城期间，在日军的空袭下如饥似渴地读《醒世姻缘》的往事，胡适听了颇觉有趣。
后来，张爱玲又单独拜访过胡适一次，没有了炎樱的“掩护”，张爱玲只得自己想方设法地找话说。幸好胡适本身很健谈，从世界政局到历史掌故，他侃侃而谈，张爱玲在这些方面涉猎不多，只得乖乖地听着，插不上话。似是觉出了张爱玲的窘态，胡适便将话题转到彼此的家世渊源上，说他的父亲曾受惠于张爱玲的祖父，对此，张爱玲自然不甚了解，只得又尴尬地支吾两声。
胡适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听了既诧异，又难过，胡适的文章都要改么？谁有资格改？她能听出这份不好意思背后的失落，她想起上次拜访后，炎樱四处打听后告诉她：“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化奠基人在西方却如此不受重视，实在让她感到悲凉，她想替胡适打抱不平几句，但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落魄，并不比他好多少，最终只能以无言来表示理解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