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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部电影大获成功后，桑弧又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搬上荧幕，但终因不合大时代的潮流而搁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继续合作，这一来是因为桑弧本身就是一位会写作的导演，他和张爱玲之间有很多共鸣，二来则是因为他们在前两部电影的合作过程中日久生情，早已确定了情人关系。
在《小团圆》中，第一次见桑弧时，张爱玲形容他“够引人注目的，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桑弧与胡兰成全然不同，他和张爱玲一样，是极认真的人。张爱玲记得在《不了情》试映时，她感觉桑弧把她的故事改编得有些牵强，因此影片尚未结束，她便低声和姑姑说：“我们先走吧。”桑弧没和她们坐在一起，但看见她们离去便立即追了上来：“怎么走了？看不下去？”张爱玲边走边说：“改天再谈吧。”但桑弧却不依，把她拦在楼梯口，苦笑着辩解：“没怎样糟蹋你的东西呀！”张爱玲知道：“他是真急了，平时最谨慎小心的人，竟忘形了，他的袴脚痒咝咝的罩在她脚背上，连姑姑在旁边都脸上露出窘态来。”
张爱玲并没有说她和桑弧是怎样在一起的，谁追的谁？他们看上了彼此的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而且他们在一起时也很低调，连她刚回国的母亲都瞒着。甚至若不是《小团圆》的出版，人们都还以为她和桑弧的感情不过是小报编出来的无聊绯闻。
从时间上看，张爱玲还未和胡兰成正式分手时，她已经和桑弧确立情人关系了。而她对桑弧的态度，也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桑弧有一次忍不住说：“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张爱玲知道他是在问她与胡兰成的事，她心里已经下定决心等胡兰成脱困再与他分手，便用玩笑搪塞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桑弧拥着她，一会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一会又说：“你的脸很有味道。”最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这次张爱玲避无可避，只得笑说：“我当然认为我是好人。”这句话仿佛给了桑弧一个明确的信号，他的眼中“陡然有希望的光”，张爱玲却仿佛失言般在心里“皱了下眉头”。
张爱玲似乎很满意这种秘密情人的关系，而更进一步的发展，却是她所不愿意的。其实，当时很多朋友都觉得她与桑弧合作融洽，十分般配，不明真相的龚之方有次还自告奋勇地去帮桑弧“做媒”，张爱玲的回答却“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个拒绝的场景意味深长，甚至比她写过的任何剧本里的场景都令人动容。她是因为旧伤未愈？还是担忧未来的道路？抑或只是不明确自己对桑弧的感情？总之，她用三次摇头给他们的这段情缘做了最无奈也最贴切的注脚。
刚认识张爱玲的时候，桑弧觉得张爱玲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说话的方式也很奇怪，他不像胡兰成那样即便懂得不真切，也能以巧言妙语击中张爱玲的心思，他常说的则是：“喂，你在说些什么？”张爱玲听了总是笑。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和每个人说话时，都是笑着的，张爱玲并不对那些笑容加以区分，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分辨其中每个笑的意味。对桑弧的疑惑，她究竟是觉得有趣还是无奈呢？
桑弧和张爱玲当然不是没有共鸣的，他们在电影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初识时，张爱玲告诉他：“我现在不看电影了。也是一种习惯，打了几年仗，没有美国电影看，也就不想看了。”作为电影从业者，桑弧听了立刻“肃然起敬起来，仿佛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贞”。但他告诉张爱玲：“我觉得你不看电影是个损失。”他们后来一起去看过几次电影，当剧场里的灯光暗下来时，张爱玲看到他“聚精会神的侧影”，看到他那“内行的眼光射在银幕上”，也忍不住对他“肃然起敬”。对电影和故事的认真与热爱，或许是这两个原本并不属于一个世界的人彼此靠近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张爱玲对桑弧亦不是没有“占有欲”的，一次，桑弧在张爱玲家做客，他聊起一些建筑的沧桑历史，聊起一些大厦的前世今身，张爱玲的姑姑对这些也颇有研究，和他津津有味地对谈起来。张爱玲虽然喜欢上海，但却对有历史感的东西不甚了了，所以插不上嘴。于是张爱玲生起了一丝妒意，只是出于礼貌，她一直克制着不去开灯，免得让他们以为是她听得不耐烦了。后来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聊得太欢冷落了张爱玲，才讪讪地结束了热聊。
张爱玲重视桑弧的意见，她有一件车毯大衣，两手可以插在口袋里的那种。它的下摆原来有一些羊毛排穗，以增加衣服的长度，但因为桑弧曾说：“这些须头有点怪”，所以张爱玲便把它剪掉了。还有一次，桑弧讶异地说了一句：“你从来不化妆？”张爱玲便开始学搽粉，——之前二十八年生命里，除了唇膏，她几乎没试过任何化妆品。桑弧打量着她，指着眼睛和鼻子中间的地方说：“这里再搽点。”她本想在那里“留一点晶莹”，但还是听话地又补了点粉。她笑着抱怨：“像脸上盖了层棉被，透不过气来。”他听了有些不好意思，但两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嫌隙。
如果说胡兰成总是用种种“你这样是好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桑弧对张爱玲的指点则当真是出自对她的关心。所以，张爱玲才会对桑弧“言听计从”。
当然，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偶尔也会有冲突，而这些冲突，自然多与胡兰成有关。胡兰成取道上海回温州时曾来张爱玲这住过一宿。那天，胡兰成刚在客厅坐下，桑弧的电话便响了。当张爱玲听到电话那头桑弧的声音时，她感觉“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那一刻她以为：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慌乱之中，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局促不安，桑弧是知道胡兰成来的，所以见张爱玲这样，他有些不高兴地将电话挂了。
后来，一次聊天时，桑弧笑着说道：“他好像很有支配你的能力。”张爱玲则解释说：“上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完全两样了，连手都没握过。”桑弧听了忽然有些激动：“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碰。”对此，张爱玲既觉得他有孩子似的好笑，又十分感动。再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写分手信时，桑弧正好也在，她便将写好的信递给他看：“我不过给你看，与你没关系，我早就要写了。”由此可见她还是很紧张桑弧的态度的。
总体来说，张爱玲对桑弧是矛盾的。她一面十分信任这个低调认真的男人，她曾说：“我一定要找个小房间，像上班一样，天天去，地址谁也不告诉，除了桑弧，如果他靠得住不会来的话。”一面又不想对他喜欢得太深，她曾告诉姑姑：“我怕我对他太认真了。”
但爱情哪里是可以“规划”的呢？对一段感情陷得有多深，只有老天爷才说了算。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注意到桑弧的脸色不太好，她敏感地拿镜子照了一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妆花了，桑弧试图聊电影解脱尴尬：“我喜欢琴逑罗吉丝毫无诚意的眼睛。”但这话听在张爱玲耳中，却像“针扎了一下”似的，很不好受。
和桑弧在一起，张爱玲其实是自卑的，因为桑弧是个“漂亮的男人”，这也是她对他不敢太过喜欢的原因：她不相信漂亮的男人。一次，桑弧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却突然感觉“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为了让这流逝更慢一些，她希望自己更漂亮一点，好追得上他的流速。所以，每次桑弧来找她之前，她为了“使皮肤紧缩”，总去用冷水冲脸。一次被姑姑撞见，她感到很是窘迫。
有次，桑弧几天都没来，她以为他对她意兴阑珊了，在笔记本里哀怨地写到：“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等他来了，她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试着安慰她，她却依旧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他说：“我知道。”她的心绪却又有些反复，半嗔半怨地说：“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只是，从未停止的眼泪透露了她的真意。
换个角度，桑弧对张爱玲其实也是想爱又不敢爱的：一方面，他隐隐觉得张爱玲早已把整颗心给了胡兰成，她对自己还能全心投入吗？另一方面，张爱玲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心藏得很深很深，因此性情多有反复，让他无力分辨她哪句告白是真，哪句绝情是假。所以，各有保留的两人终究没能勇敢地携手向前一步，跨过那“喜欢”与“爱”的鸿沟。
1949年，张爱玲和桑弧一起合作了第三部 电影《哀乐中年》，这是他们最后的“相伴”了。而张爱玲对“哀乐中年”四个字的解释，也恰好是他们这段感情的最好注解：“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
是的，桑弧就是张爱玲最贴心也最动情的安慰，她曾说：“桑弧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解放，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宣告结束，转而以“梁京”为笔名开始写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之后，他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哪些转折，张爱玲没有再说，我们无法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1951年，桑弧娶了一个漂亮的圈外女人做妻子，而张爱玲，亦在第二年远赴香港。他们的感情经历正如他们第一部 合作的电影《不了情》那样，最终不了了之。
作为一对“秘密情人”，他们这几年对彼此的种种暧昧与深挚，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倒不如细细回味一下这样一个细节：一次，桑弧深夜送张爱玲回家，他们害怕进屋后姑姑责怪，又舍不得立刻分离，便一起坐在楼梯上聊天，仿佛两个十几岁的，无处可去的小毛孩。
张爱玲嗤笑说：“我们应当叫‘两小’。”
而桑弧则接口道：“是‘两小无猜’。”
寻寻觅觅
就在张爱玲与胡兰成藕断丝连，与桑弧秘密恋爱之际，她的母亲回来了。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张爱玲虽然把她当做长辈，也尊重她的意见，但终究不会有太多压力，更没有顺从与叛逆的问题。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当初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在母亲那生活时，就处处受到母亲的管辖和压制，让她过得很压抑。
这次母亲回来，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她要认真思考将来的出路了。
在母亲回国前，她就在信中斥责张爱玲是“井底之蛙”，因为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后选择继续以写作为生，没有回香港完成学业。其实，时局变动下，张爱玲一直是把留学当做“最后一条路”的，只是看到战后的英国十分破败，美国那边她又没把握，所以才一直留在上海。她心想说：人生漫漫，要稳扎稳打！所以她时常向国外投稿，只是苦于摸不出门路。
母亲回来后，张爱玲和姑姑的神经一直很紧张，因为黄逸梵是很强势的，而她这次出国数年也算小有成就，一度还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眼界更高的她自然对张爱玲沉迷于文学创作不满，她也早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事，只是张爱玲骗她说他们早已分手，她才没有多追究。后来当小报上盛传张爱玲与桑弧的绯闻时，黄逸梵还来抽查过——她自然也是看不上搞电影的男人的。
过了一阵后，黄逸梵听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也去看了她的电影，感觉还不错，再加上张爱玲的感情生活似乎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糟糕——当然，这是因为张爱玲隐藏得好，黄逸梵渐渐对张爱玲宽和起来。毕竟，做父母的一旦上了年纪，对子女的成就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她偶尔也会端出长者的架子来，给张爱玲一些文学创作上的意见：“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张爱玲见时机成熟，便打算做一件对她来说很郑重的事了，那就是：还钱。是的，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当初为了照顾她、培养她是怎样节省和抱怨的，再加上名义上她自小过继给伯父，一直喊母亲“婶婶”。因此，她早就暗下决心：将来挣了钱一定要还给母亲！早在母亲回上海前，她就问姑姑母亲一共为自己花了多少钱，姑姑说按照现在的算法，大致是二两金子的价格。张爱玲算算自己的财产，之前去温州找胡兰成，一路上大概花了一两左右，现在将将剩下二两，刚好够还给母亲。
那天，她们坐在一起吃蛋糕闲聊。黄逸梵端然说：“我看你也还不是那十分丑怪的样子，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她之前反对张爱玲在爱情上任性盲目，现在又担心起她“没人要”了。接着她又回忆从前，有些自省地说：“我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少，所以见了面总是说你。也是没想到那次一块住了那么久——根本不行的。”
听到这，张爱玲觉得时机合适，便把金子拿出来，笑着说：“那时候婶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黄逸梵坚决地说：“我不要。”继而又忍不住流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黄逸梵仿佛觉得张爱玲还她钱就是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似的，所以坚决不接受，她还想保存这份感情。
钱终究没有还成，她们母女的感情也没有发生突兀的变化。过了几月，黄逸梵又动身去马来西亚了，姑姑说她就像“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张爱玲听了不说话，她不知道母亲这次回来是否本打算长住的，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把母亲气走的。
其实，黄逸梵的离开和张爱玲关系不大，她本性无法安定，注定漂泊。一次次回来，又一次次离开，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终生信仰。即便几年后她在英国病倒，甚至没钱看病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一生颇为精彩，没有多少遗憾。
硬要说的话，在黄逸梵的内心深处，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张爱玲。她既遗憾于自己没有处理好和这个敏感内向的女儿的关系，也遗憾于张爱玲的人生道路充满波折，刚刚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大时代的变革便来临了，女儿能安稳平顺地走下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