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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说自己沉浸在眼前“一刻值千金”的惊喜中，没有功夫去感动和比拟。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有趣说法。没功夫感动，怎么听都有点不近人情的味道；而没功夫比拟，却还是在行文中将比拟的对象张佩纶给“捎带”了出来。
胡兰成自认为与张佩纶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均是几经沉浮后喜得良缘。张佩纶发配归来后李鸿章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耦许配给了他，而胡兰成则是经受牢狱之灾后遇见了他们的后人张爱玲。娶李菊耦时张佩纶的原配已经去世，而胡兰成的发妻亦于早年亡故——只是胡兰成似乎没想起来，自己和张佩纶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续娶了第三任妻子应英娣。胡兰成虽然故作洒脱地写说自己只顾着惊喜，“没有去比拟张佩纶当年”，但联系上下文以及他的心性，想必此时他最渴望的不是张爱玲的真情，而是自己堪比张佩纶的佳话。他甚至不乏幻想，自己亦能像张佩纶一样东山再起，以“仗义执言”得一个“清流党”的好名声。如此，名士风流与宦海纵横便可一举得兼了。只是，他似乎忘了自己当初是怎样背弃国人，选择做汪伪政权“笔杆子”的。
胡兰成就是这样，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恣意选择，过后又不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甚至还抱有天真的幻想。幻想不得，便以自己的文墨粉饰。这种行径，也只能以他自封的“荡子”来形容了。
那天回家后，胡兰成辗转反侧，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时他尚有居高临下的骄傲，那这次会见，他便真切地感觉到张爱玲的“分量”了。毕竟是在自己家里，张爱玲的拘谨少了许多，倒是显出从容淡泊的气度，让胡兰成刮目相看，再加上屋中陈设与张爱玲家世的衬托，胡兰成竟不免要“自惭形秽”起来。种种反差与惊诧让先前“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的感觉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不论胡兰成是出于对佳话与名门的攀附还是当真觉出了张爱玲的妙好，总之，他决心要发起真正的攻势了。
天天都来
胡兰成迫不及待地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但本应是倾诉衷肠的情话，却被他写成了“五四时代的新诗”。胡兰成有意在张爱玲面前卖弄才情，却弄巧成拙，张爱玲平素最厌烦的就是“新文艺腔”。但荡子让人难以揣测的行事风格总有难以预料的后果，张爱玲兴许是觉得这样一位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使用这般可笑的言辞没准真是情深所致，因此并未嗤笑鄙薄。相反，她倒是对胡兰成在信中夸她谦逊一事郑重地回复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在张爱玲这里是极重的一个字眼，它比“了解”更深入，又比“理解”更亲密。观其一生，都未用过几回。然而，张爱玲如此有分量的一句话，却正是用来回复胡兰成的那封轻浮之信的。细究起来，胡兰成并不“懂得”张爱玲。才见两面胡兰成便夸其谦逊，不过是因为她处事低调、言辞不多，倒不是真的发现了张爱玲内心对生命与世事的敬重。不过张爱玲历来被人误作清高孤傲，难得有人称其谦逊，因此即便胡兰成所言并非自己真实的底色，但至少比她惯见的曲解抹黑要适意得多。其实在这之前，周瘦鹃、柯灵、傅雷等文坛大佬都对张爱玲有过不少褒奖之词，但他们最多是对她文学才能的“理解”，像胡兰成这样以亲昵的语气夸赞她性情的，还真是异性里的第一人。
误打误撞间，胡兰成居然当真拉近了与张爱玲的距离。因此，他那些突兀的举动和幼稚的文辞自然就被张爱玲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张爱玲确实不在乎胡兰成是否真的“懂得”自己吗？还是在文坛呼风唤雨却从未经历爱情滋润的她，太需要在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当口造出一个符合“少女期望”的成熟异性，来寄托自己的爱情幻想？
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只是倘若春天来了，时节到了，来的却是夹杂着污泥的疾风骤雨呢？可能很多未经世事的女人都会选择像张爱玲这样，用自己的清净去筛淘雨中的污秽，却骗自己这雨是清好的，是静美的。这种“自欺”并不只出现在他们相识之初，纵观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三年爱情经历，胡兰成夸张爱玲，多是为了夸自己；张爱玲夸胡兰成，却多是为了骗自己。
这之后，胡兰成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见一次张爱玲。几次之后，张爱玲觉得有些不妥，便去信告诉胡兰成以后别来了。
对张爱玲不见的原因，他们俩的说法相差甚大。胡兰成觉得这是因为“女子一旦爱了人”，便有种种烦恼、委屈，甚至是凄凉感。而作为烦恼和委屈根源的他倒是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也不为张爱玲设身处地地着想，因此收到信的当天，他就又去找了张爱玲。他还颇为得意地写说：“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于是他干脆天天去找她了。但在张爱玲的记叙中，她不想再见胡兰成，却是因为他天天来她屋里一坐几个钟头，实在让她感到窘迫。毕竟，她们家“不兴房门天天开着”，而为了不让胡兰成有做客的生疏感，她亦是关了自己的房门接待他。久而久之，胡兰成来看她，就仿佛住宾馆一般。就连她姑姑也忍不住皱着眉头嘟囔了一句：“天天来……”这才是张爱玲苦恼的根源。
当然，这并不表示张爱玲对胡兰成就全无好感，经过几次接触，她自是对胡兰成有不小崇拜与亲近之意的。但她为人处事历来求个清楚明白，这种暧昧不清的交往方式实在让她感到别扭。她虽不以“淑女”自居，但断不至于像胡兰成如荡子般行事。只是她没料到，胡兰成竟这般“蛮不讲理”，刚去信说别再来，他马上就来了。她当时是否真如胡兰成所言“见了仍又欢喜”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胡兰成这莽撞而强硬的一步，彻底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张爱玲原以为胡兰成是个老成持重的风云人物，没想到在自己面前，他却这般小孩子脾气——他愈发符合自己对爱情的种种期望了。
当张爱玲刻意忽略胡兰成的诸般荡子行径，亦不去理会他的政治倾向有何不妥，只是仔细地观察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中年男子时，她的“少女心”终于悄然萌发了。
她在《小团圆》里这样写道：“她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了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著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著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不难看出，此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再次发生逆转，胡兰成又成了居高临下的一方。但这次，张爱玲开始享受这种被他温柔盖过的弱势地位。这点我们可以从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那张照片背后的文字更清晰地看出。
一天，胡兰成提起自己对《天地》杂志上她的照片很感兴趣，可惜影印得并不清晰，第二天张爱玲便取出了自己珍藏的那张，在背面写上一句话送给了他。那句话就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句话出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张爱玲并未确证过，但倘若是真的，那在张爱玲的生命中，无异于是一次最炙热的感情表达。张爱玲虽然对天地人情抱有最虔诚的敬意，但这对象毕竟是宏大的集合，并非一个个具体的人。对单独的人和事，她往往是矜持，甚至是敬而远之的，因此常给人孤傲不易亲近之感。像这般不惜“自降身价”，以谦卑的姿态去突出对某个人的欢喜与重视，实在是破天荒头一遭。
张爱玲对胡兰成生出如此强烈的崇拜，或许和他们一起去拜访邵洵美的经历有关。邵洵美是战前的著名文人，又是很出名的美男子，所以当时在沦陷区很出风头。说起来，邵洵美还算张爱玲的表叔，因为他从小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娶的正是李鸿章的女儿(实为李鸿章弟弟的女儿，也是过继的)。胡兰成邀张爱玲去拜访邵洵美也是因为邵洵美想见见这个文采斐然的“侄女”。说来有趣，那天晚饭后，胡兰成骑着儿子的自行车来找张爱玲，替她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那是一个“冷清的冬夜”，他们一起行了好远才来到邵洵美家的洋房。
一路上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个曾经在政坛叱咤风云，又颇有才情的男人居然蹬着自行车与自己一起呼吸着冷寂的冬夜，这种有点滑稽又有点浪漫的情景，一定在张爱玲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等到了邵洵美的家里，当胡兰成和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时，她第一次从他脸上看见了“轻藐的神气”。这是他在自己面前从未展露过的骄傲，再回头想想之前他们一路行来的滑稽模样，她愈发被眼前这个进退从容、用情深挚的男人所吸引，再也转不过目光。此时，她确实感觉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但她的“低”亦是快乐的，她曾说过：“女人要崇拜才会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会快乐。”因此，他们各自扮演崇拜与被崇拜的角色，也算是各取所需了。
虽然崇拜对张爱玲来说是一种快乐，但她也有烦恼。她在《小团圆》里借九莉之口问自己：“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她苦恼于自己与他的关系像中世纪的恋爱一样绝望：骑士爱上主公的夫人，主公即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场爱恋最终也无法结出皆大欢喜的果。“幸运”的是，张爱玲虽不似胡兰成那般对“责任”毫无概念，但她的行事原则亦不是中规中矩的。她坚信：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因此，她不求名分，甚至不求与胡兰成长相厮守，只要他对自己是真心喜欢就好了。
从那之后，每次胡兰成离开她的房间，她总会默默将他留下的烟蒂收集起来，用一只旧信封装好。张爱玲亦不掩饰自己的爱意，一次胡兰成临走前，她“顺手”就将抽屉打开，把那个信封拿给他看。他看了什么都没说，只是笑。
他们之间时而相敬如宾，时而言语亲昵。每次来，胡兰成都会客气几句：“打搅你写东西了吧？”张爱玲只是笑着摇摇头。而当他转个口气，嗔怪她吃住都在屋里，过的仍是学生生活时，她亦只是笑笑，不说话。一次，胡兰成突然看着她说：“你脸上有神的光。”张爱玲笑着解释：“是我的皮肤油。”胡兰成也跟着笑起来：“是满面油光吗？”
有时，他们也会正经聊一些彼此的观念。张爱玲爱钱，胡兰成也吃过穷的苦，所以他们在金钱观上还是挺一致的，那就是：绝不能受穷！张爱玲是个从小就希望“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吃粽子汤团西式糕点”的精致女人，她觉得人要是穷了，连爱吃水果这种爱好都会变得“不道德”起来。胡兰成也说穷人的道德观是成问题的，他在邮局工作时，有人来寄一本字帖，他觉得很好，便“坦然”地私自留下了——这也说明了他为何只在那干了三个月就被辞退了。
胡兰成还提到，穷人是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的，他曾爱过同乡的一位“四小姐”，她要去日本留学，他本来也是可以同去的，只因凑不齐400元而未能成行。对前一则故事，张爱玲只当笑话来听，后一则故事她倒是有点在意，但又不好问胡兰成那位“四小姐”后来怎样了，她只能在心里像小女孩那样笃定地揣测到：“她大概一定早已结了婚了。”
除了生平故事，胡兰成也爱显摆自己的诸多理论。但张爱玲的鉴赏力是极高的，她很清醒地看出，胡兰成的理论多不是有“确实证据的”，而是“有愿望性质的思想”，是“一厢情愿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但张爱玲误以为这只是他的政治作风，是“工作状态”，她不知道，或说不愿过早知道，这个男人即便是在情感的世界中，也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与幻想里：只顾自己适意，不管别人实际。
她若是及早看清了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的诸般魅力背后是怎样的乖谬悖妄，相信她也就不会写下“低到尘埃里”那样的痴情句子了。若真如此，作为读者我们自然是少了一些佳句做谈资，但对她来说，兴许就多了很多快乐，去好好过这一生。
爱或不爱
胡兰成有时也会跟张爱玲讲“和平运动”那些东西，但张爱玲觉得他的那些想法不过是“怀旧”，因此也不去注意听，只让他兀自说个高兴。即便只是倾听，对张爱玲来说整日如此也是很累的，她身体素来不是很好，因此每次一坐一整个下午，等晚上他走后，她都会“累得发抖”，整个人仿佛都被掏空了，呆呆地坐在姑姑的小电炉前取暖。每每此时，姑姑也都小声地说话做事，仿佛家里有个病人似的。
张爱玲的病，就是胡兰成。张爱玲也曾想治治这病，不仅是因为每日聊到晚上让她实在劳累，也是因为聊到晚上就应该请他吃饭，但她又不想麻烦姑姑做饭。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张爱玲曾萌生了出去旅行的念头，只是当她听说一个女教员在火车站无故被日本兵扇了耳光后，她便知道这还不是旅行的时候。加上她当时的经济也不算太宽裕，所以她只得继续捱着这甜蜜的病。
而在胡兰成这边，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出张爱玲的窘迫，即便觉察出了，以他的性格，又哪里会放在心上。他当时仍在南京工作，每个月回上海八九天，每次一回来便径直来到张爱玲的住处，从此“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他每次来时，都仿佛回家似的说一句：“我回来了。”张爱玲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南京时，当他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他说仿佛“在手里像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他同时又强调说，这重量“并非责任感”。胡兰成的为人总是这样矛盾，他说他不见张爱玲时，也不怎么相思，只是突然变得很喜欢“啸歌”，有次他从张爱玲家里出来到另一位友人那里做客，主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便坐立不安地想啸歌，想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