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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有继续寻找温暖，她把求援的手伸向了朋友们。
汉口三教街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是孔罗荪的家，那个地方是属于汉口的特三区，原来曾经是租界地，日军的飞机暂时没有光顾那里，那个地方成为朋友们的避难所，孔罗荪、蒋锡金、冯乃超、鹿地等人已经住在那里了。
萧红知道那里已经很挤了，所以提出自己想住进去的请求时，口气是弱弱的，她说，她可以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不用床铺，买条席子就行。
大家怎么可能让一个孕妇睡在走廊的地板上呢，就是再挤，也要给她一个地方住。1938年8月11日，萧红带着简单的行囊也搬了进去，成为那个大家庭新的一员。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执意要在过道搭个铺，她的性格谁也拗不过她，只好依她。
这些人都在等机会逃离武汉，等候买船票入川。
孔罗荪的家成了临时抗战文学活动中心和抗战文化的据点，大家挤住在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里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那浓浓的友情，浓厚的文化氛围，浓郁的文人情结，让萧红恍若回到了上海时代，回到了一年前的武汉时期。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活跃，暂且忘却了已经不属于她的萧军，忘却了离开武汉就音讯皆无的端木蕻良。一个有事业的女人，只有做回自己的时候，才是最充实，最受人尊重的。
没多久，胡风一家也搬到这边来了，这里真正成为了抗战文化大本营。
胡风不知道萧红住到了这里，当发现端木蕻良不在，就问她：“怎么没看到端木，他不和你在一起？”萧红告诉他端木蕻良去重庆了。胡风又问去重庆做什么工作？萧红顿了一下，她也不知道此时的端木蕻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临走的时候他说去当战地记者，就讪笑说：“人家从军去当战地记者了。”
在这个地方，大家从来不谈论端木蕻良，只有胡风来了才问了这么一句。在大家的心目中，端木蕻良丢下萧红不管，实在不够爷们儿，他们都为这个男人觉得丢人。萧红表面上很快乐，心里也是苦的，只是从来不表露出来。她用那种一贯的有些轻松有些直率的语气告诉胡风，冯乃超已经交代过了，过些日子让她跟着冯乃超的妻子李声韵结伴走。
住在这里的文人们共同的特点是穷，当然现在最穷的就算是萧红了，她已经一无所有，全靠着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朋友拿出钱来买吃的用的，这里进入了临时共产主义社会。在乱世有这样一个地方住，萧红真的很知足了，至少这里目前是安全的，武昌那边不断传来爆炸声，站在窗前向天空望去，就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飞到不远处的武昌丢下几颗炸弹，于是，那一带便是火光一片。
幸亏离开了武昌，不知道昨天住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遭到了轰炸，萧红点燃一支香烟，边吸边凭窗看着远处令人心悸的惨烈场景。
日军的空袭经常在夜间进行，窗外的夜空中火光冲天，作家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炮声隆隆的夜晚，他们煮上咖啡开文学研讨会，探讨怎样写好抗战文学作品。
萧红被这样的氛围所感染，那段时间，她写了小说《黄河》《孩子的演讲》等。
刚开始的时候，住在这里她什么都不用做，他们雇了一个女人帮着做饭打杂，雇来的女人也不是当地的，据说也是逃难过来的难民，大家从来不把她当外人，直到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位把钱全部丢了，丢钱的同时，女佣人一起消失了，大家才哀叹原来他们雇来个女贼，后悔也晚了，钱没了，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也结束了，大家只能凑合着过，只能轮流做厨师。
李声韵是货真价实的大家闺秀出身，做饭上讲究养生美容，炖鱼不放盐，大家不敢把做饭的重任交给她，怕她做出来的饭没法吃，于是就到各个饭店订饭，锦江的炒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这些饭风味独特，只是太贵，吃了几顿就吃不起了，还要靠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萧红有时候也主动承担做饭的任务，她做的饭好吃，最受大家欢迎。她亲自到大街上买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做她最拿手的汤菜，这种汤菜是俄罗斯风味的，要就着面包吃，在武汉根本吃不到这样的美食，她做的那锅汤成为大家记忆中最美味的一顿午餐。
餐后的萧红点燃一支香烟，幸福慵懒满足，她让自己笼罩在淡淡的烟雾中，开始憧憬到重庆后的理想，她说她最小的最琐细的理想就是到重庆以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
说这些话的时候，萧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一本正经的，李声韵嗤嗤偷着笑，孔罗荪斜躺在租来的沙发上眯着眼享受着饭饱之后的片刻安逸，他们这种不以为然让萧红很失望，她继续阐述她的宏伟蓝图：
“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是最能休息的地方。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萧红是敏感而前卫的，不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观念，都远远走在了前面，那个年代，她就想到了让作家的灵魂到美丽中去安顿，那个理想温馨而美好，似乎也很容易实现，但是，到如今，中国作家也没有一间这样的文艺咖啡室。
重庆，不见日光的米花街
买到船票的那天，大家都很兴奋，互相开玩笑说，离实现我们文艺咖啡屋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九月的一个夜晚，萧红和李声韵相携登上去重庆的船。继续留守武汉的朋友们看着朦胧的灯光下两个女人手挽手站在船上向他们挥别，萧红挺着高高的肚子很威武雄壮的样子，大家的心里还是觉得放心不下，大家担心的是，李声韵能照顾得了萧红吗？李声韵的父亲李书城是国民党元老，那时候曾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李声韵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作为家里的娇娇女，从来没吃过什么苦，连她和冯乃超生的女儿都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回了奶奶家养着，人们都担心路上怕是萧红反过来要照顾李声韵。
后来的情况和大家猜想的差不多。
船启动没多久，刚到宜昌，李声韵突然大咯血。
李声韵脸色苍白，不断咳出鲜血，萧红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她几乎吓晕了，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同船的《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编辑段公爽出手相助，带着李声韵下了船，直奔宜昌医院，萧红不放心，跟着他们下了船。
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从船走上码头，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段公爽告诉萧红，李声韵放心交给他好啦，让她快上船，一个孕妇在黑夜的码头上确实让人不放心。目送着段公爽带着李声韵匆匆而去，萧红觉得一切像是在梦境中，好不容易等来了船票，两个人一直说结伴去重庆，李声韵又半路病倒了，自己这个样子，又照顾不了她，真让人心焦。
磕磕绊绊往船上走，天还没亮，眼前的景物看不太清，一个不小心，萧红被码头上纵横的缆绳绊倒了。
那时她已经怀孕快九个月了，九月的夜晚，地上冰冷。倒在地上她想爬起来，徒劳地费了好大劲，就是没办法站起来。她哀伤地躺在地上，腹中的胎儿因为她这一跌，躁动了一阵，随着她的平静，胎儿也安静下来。
是不是把他摔坏了？萧红抚摸了一下腹部，她怕这一摔摔掉了这个孩子，又盼着这一跤把胎儿摔出来，当她一个人面对艰难生活的时候，她生出一些恨，恨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恨萧军，也恨端木蕻良。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她拿什么养活他啊，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将会面临怎样的尴尬。
腹部没什么反应，也就是说没摔到胎儿。听着航船的汽笛声，大约是要开船了，萧红很着急，她继续挣扎着想站起身，还是站不起来。眼睁睁看着自己坐的那个船驶出码头，开走了，她搂紧自己的行囊，好在没把东西落在船上。
在冰冷的地上一直躺着，看着天上的星月渐渐淡去颜色，这陌生的星空不是呼兰河畔的深邃星空，不是上海的晴朗星空，不是武汉战火染红的星空，这里是流浪旅途的星空。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有人过来赶船，发现地上躺着个怀孕的女人，有好心人赶紧过来把她扶起来。
她站起来，试着走了两步，除了脚步有些蹒跚，没什么大碍。她的那趟航班已经走远了，她只能独坐宜昌码头，饥肠辘辘地望着不断逝去的江水，等着下一趟船。
九月中旬，萧红形单影只踏上重庆的土地，从武汉到重庆，一路上经历无数的艰险。
船到了重庆码头，一见到来接她的端木蕻良，萧红的眼眶就湿润了，现在端木蕻良就是她最亲的亲人了。
端木蕻良告诉她，昨天他已经来接了一次站，等到最后也没见到萧红的影子，所以，今天在武汉航班到达的时间又来接站，还好这次没扑空。
萧红坐上端木蕻良雇来的滑竿，她没告诉他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怕他担心。
此时的端木蕻良并没有像他自己离开武汉前说的那样做战地记者，而是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邀请，担任了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同时还兼职做复旦大学《文摘》副刊主编和编辑。他住的地方就是《文摘》的门市部，和别人挤住在一起，萧红来了，没有住的地方，暂时安排她住进了他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范士荣家里。范士荣来重庆比较早，租的房子大，家里住满了逃难的人，女主人一口一个曹太太叫着，萧红这才恍然意识到，这是在叫自己呢，端木蕻良的真实姓名不是叫曹京平吗，自己自然就成了曹太太。
萧红以曹太太的身份在范家住了几天，这里环境嘈杂，端木蕻良把萧红放在这里，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了，根本顾不上萧红，他们虽然住进了一个城市，还和两地分居一样见不上面。
预产期临近，萧红感觉住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和范家人不熟，不可能让人家照顾自己，而端木蕻良这种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让他照顾产妇能靠谱吗？最重要的是，这个要出生的孩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萧红不愿意让他一边伺候月子人一边心里不舒服，就联系上了好朋友白朗。白朗六月份就已经陪着婆婆来到重庆了，当时住在江津，萧红准备搬到江津白朗的家里去。
好朋友有难，白朗当仁不让地要伸出援助之手。那时候，白朗的丈夫罗烽在外面忙“文抗”会的工作，经常不回家，正好可以腾出房子让萧红住，将来生了孩子，白朗的婆婆还可以帮着照顾月子，于是萧红又独自坐船来到江津。
又是一个人的寂寞旅途，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江津白沙的一处民宅里，是罗烽、白朗租住的家，萧红在1938年秋季，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段时间她先是无所事事的待产，实在无聊的时候就给朋友写写信，修改完成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稿，然后做衣服，给自己做，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她并不像即将做妈妈的女人们那样，陶醉在幸福的等待中，而是经常处在焦虑和烦躁中，动不动就发无名火。也许，在萧军的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她又想起了萧军，也许，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亲手甄选的新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不是她想要的那种生活，现在这种贫苦落魄的状态令她绝望。许多心里话大概连她最推心置腹的老朋友都不能说，那是她无法言说的隐痛，她对白朗说的最敞开心扉的一句话是：“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这种焦虑一直延续到她临产，白朗把她送进当地一家私人妇产医院，顺产一个男婴，据说那个孩子低额头，四方脸，模样长得极像萧军。这孩子的模样更加勾起她的痛苦记忆，孩子很乖，不像第一个孩子那样哭个没完。白朗在萧红产后，尽心尽力去照顾她，送可口有营养的肉汤和饭菜，作为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对母子。
孩子出生后第四天，萧红告诉白朗，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萧红很平静，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
这个孩子的生死一直是一桩历史疑案，孩子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送人了，还是人为的夭亡了，谁也说不清。就在萧红言说孩子死亡的前一天，她曾经让白朗到街上给她买来德国拜尔产的镇痛药“加当片”，那天晚上孩子说死就死了，确实有些蹊跷。不过，按照常理，萧红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喜欢孩子的善良的女子，不会忍心对一个刚刚出生的幼小的生命怎么样，孩子出生前她那样细心地做了可爱的小衣服，或许那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确是抽风死了。
六年前，第一个孩子生下来，送人了。
如今，萧军的孩子生下来了，死了。
萧红的第二次生产程序完成了，她没有在妇产医院久留，稍稍恢复了一些体力，就出了院，穿着白朗为她准备的厚衣服，又独自从江津码头登上去重庆的客船。
和白朗在江津码头握别的时候，萧红凄然地说：“我愿你永远幸福。”
白朗说：“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萧红苦笑了一下：“我会幸福吗？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这声苦笑，她是已经对她和端木蕻良的爱情婚姻不抱希望了，设想到了自己的未来会以孤独而终结。
重新回到重庆，端木蕻良依然没有为她找到住处，不知是真的找不到呢，还是不积极寻找，总之萧红回来后依然没有一个家。她暂且住到位于米花街一个阴暗的小胡同里的老朋友池田幸子家，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也在那里借住。
米花街，名字听起来很好听的，萧红独自寻到那里的时候是早晨，街上的晨雾依然浓重，路边的街灯还没灭掉，绿川英子和怀着八九个月身孕的池田幸子到街上迎她，老朋友虽然只隔了几个月不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见到之后分外亲。产后已经恢复了一些的萧红，看上去气色不错，大眼睛很有神，也显得很娴静。来到这个不见日光的米花街，她立即融入这里的生活，为大家煮牛肉，聚会的时候谈天唱歌，当然，依然改不掉抽烟的毛病。
陪池田幸子住了一段时间，萧红在歌乐山保育院找到住处，就搬到那边去了。那段时间是萧红创作丰盛期，她静下心来创作了散文《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短篇小说《山下》《莲花池》等。后来，在重庆创作的几篇小说和在武汉完成的《黄河》一起结集为《旷野的呼喊》，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在歌乐山居住时写的散文与后来写的《放火者》等，一起收入《萧红散文》，1940年6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