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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演剧目的题材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苏青说：“我进中学后的第一个元旦，各级所演的各剧多选富有反抗性者，如郭沫若之《卓文君》，王独清之《杨贵妃之死》等。因为那时离‘五三’不远，救国的工作虽已松弛了，革命的声浪总断续地在响：于是我也主演了一剧《娜拉》……要想当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主角，就非全级最多数派的领袖不可，不论她能不能胜任；如果你在本级中得罪过某领袖……选你饰老太婆或叫花子……逼得你忍着泪也得登台。至于出演后的批评，也就是各派各级间互相攻讦的文章，客观两字是谈不到的。”
这样的话剧表演，其背后的闹剧，年年都上演，与话剧本身一样具有可看性。
“革命的狂热已渐渐地消失了，校中充满着恋爱空气，就是平日同学间的通讯，称呼也要用：‘我天天怀念着的爱友哟！’或，‘我的唯一的同学呀！’等句子，那么这次剧本的内容自非哥哥妹妹莫属了，计有《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弃妇》等等，你来哭一场，我来哭一场的，把同乐会变成同哭会了。”
革命的热潮过后，平静的春雨中，酝酿了一出春情，年年花会发，岁岁草又生，本属于情愫懵懂的年龄，又将在一年一度的话剧中发酵某些情感。
譬如说苏青，有人说是因为她与他出演了一出剧目，从而走进了热烈的情感中，因为有爱，已然相爱，所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们便欣然应允，这是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让他们最后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中学时代的苏青，在出演的剧目中，有爱国剧目、爱情剧目，也有历史剧目。有“犯罪小孩”“娜拉”“洋人”“学生”，苏青对于各色各样人物的演绎，把握到位，神采丰富，受到学生粉丝们的追捧。
这个时候的苏青，青春洋溢，风头正劲，说苏青是“话剧女神”实是实至名归。
第四章 女子学校
但五姑母对我的防范还不肯放松懈，她天天注意我看的小说。“看恋爱小说会使女孩子们看活了心哟！”她告诉我母亲：“爱贞如今已是个有夫之妇了，还可以让她心中别有活动吗？”——苏青
苏青8岁从上海某弄堂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1924年也就是父亲冯松雨病故的第二年，12岁的苏青进入了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这所曾给苏青母亲留下教育烙印和少女欢乐的学校，如今成为苏青心智、学识、心理、性情、爱好等早期开发的绝佳平台，冯家有女初成长，一切都那么自然地开阔起来。尽管失去了家中最为宽厚、坚实的臂膀，但生性乐观、倔强、独立的苏青，在生活面前，依旧一股子热情洋溢，神采飞扬。
谁说缺爱的伤痛，缺钱的苦闷，缺家的亮堂，就必须一副愁眉苦脸、苦海难度的眉头紧锁呢？苏青的与众不同，或许就在于此吧。跌了跤，她会利索地爬起来，大嗓门地骂咧两句，然后顺势拍拍身上的尘土，抬头继续前行。
生活就得这样过，掸了灰烬，取栗自暖。活着取决于态度，对生命的虔诚，对自我的负责，对未来的期许，认清当下，该拿起的则拿起，别让抑郁或苦恼生了“霉菌”，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这样的心病是最难清除和根治的。
过往不复在，继续保留一颗初心、本心才最重要，花季年华，本应纯真。一旦有了新的平台、环境和圈子，苏青的心情便会重新明朗起来，唧唧喳喳地不得消停了。冯松雨曾有一句精辟的“总结”，他对朋友介绍自己的女儿道：“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这足以说明苏青话痨子的本色，从小即是，冠冕了封号的。
县女师设在宁波市西南隅一个叫“月湖”的竹洲上，四面环水，幽僻静怡，与月湖中的芳草洲、月岛、烟屿、竹屿、花屿、雪汀等形成了月湖十洲，各处楼台亭阁，水榭凉台，花木丛生，风景宜人，布局匠心别致，十洲取名雅致、清逸，想是文人骚客起意的杰作了。
这样一方胜地中造就的人才，特别是女才子，该是不同凡响吧。况且，这所女师是当时鄞县唯一的一所中等程度的女子学校。
因为是女子学校，便少了男女同窗共读的许多话题和想象。但是，辛亥革命的浪潮如春雷声响，掀开的新篇章比比皆是，关于风气，封建下的“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如同火药罐，一点即燃。男女之间的距离、关系，女子的社会地位，包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等涉及女子权利的问题，在新思潮的气压下，破茧而出。女子要求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也就理所当然了。
苏青在《涛——生活中的浪花》中说：“我是十二岁那年进中学的，正值暴风雨前夕，空气沉闷得很。我所进的中学不是所谓普通中学，而是叫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是鄞县唯一的中学程度女子读书的所在，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男女同学这回事，而且连做梦也不曾想到。”
毕竟，女子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有明显倾向性，不如男子学校的教学来得开放、知识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苏青曾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中深刻提到：“严格的说来，我国根本没有所谓女子教育；学校里一切设施都是为男生而设，不是为女生而设的。这在男女同学的学校不必说了，就是专收女生的女子中学，女子大学，他们的课程等等还不是完全跟男校或男女同学的学校一样吗？但是一般自命为新女子的还高兴得很，以为这是男女平等。”“从前我也曾高兴过，现在却有些怀疑起来了：男生能够受他们所需要的男子教育，女生也能够受她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这才叫做平等呢？还是女生跟着男生一样受男子教育，便算是平等了。”苏青眼里的教育人人平等，不仅限于男女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而是同等教育平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享有教育权。
县女师是官办的师范性质学校，也是要收取膳食费和学杂费的，再者能来此读书的，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所以学校也作了针对性教学，开办了如“刺绣”“烹饪”“缝纫”等适合女孩子的特殊课程。在这里，不但学知识，学教养，更要学会女子的必杀技——家务能力，提高文化内涵素质的同时，精研“柴盐油米”的家务操持同样必要，如何过好日子似乎是女性的最终目标，这样培养出来的女子秀外慧中，谁不爱呢！易得佳偶，家长和学校皆大欢喜。
但毕竟这些女孩们都是有着文化基础的新时代少年人，激进社会思潮下的蠢蠢欲动，充满了对改革的期待，迫切地希望有一天男女同校享受一样的教育课程，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
女校特殊，不光因为都是女子就读，更重要的是针对姑娘们制定的各种“特色”校规，让大家不尽烦恼。苏青常常被揪着小辫子，尽管姑母是学校校监，非但不“罩”着，反而对苏青管理得更严格和谨慎，让苏青哭笑不得。
她说：“第二次他喊我进校长室去，原因是我不该梳了两个辫子头。原来当时女校有一种规矩，便是附小女生梳辫子，师范女生梳头，不问年龄大小，只讲程度高低。我十二岁进中学，当时是最年幼的一个，许多十八九岁甚至于二十余岁的附小女生都拖着长辫子，但我却要组起一个身来。会的式样很多，有直S，有横S，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头，但是我却梳不来……于是有人向我建议：你的年纪轻，后来梳独个会不像样，还是当中挑开梳两个吧。我想起古装美人图上的丫环，觉得她们的垂会样子还好看，就照着做了。”“不料史老先生却又喊我过去训斥，这次他的脸色更青更白，右手不是摸牙须而是紧紧握住牙须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守校规？梳两个头，成什么样子？古语说得好，天元二日，民无二主，——真是造反了！’”
一个发饰，能与“造反”联系上？能与“天元二日，民无二主”有真正的关联吗？这还不是苏青最懊恼的，最让苏青难过的是自己的五姑母也对她呵叱道：“还不快出去把头梳过了！谁叫你梳两个的？是谁在教唆你？——快出去呀，赶快把头改梳过。”苏青最后不得不“噙着眼泪，委屈地退了出来。”
苏青在写作中喜欢将人物的名字改头换面，不依照传统路子来行文走笔，这是她的作文特征。而对于她的作品题材，也有许多“争议”，出现了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的疑惑，无法分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胸前的秘密》正是如此。对于这些题材的归属，其实真不能一概而论，苏青运笔的手法和写作的技法往往与众不同，这样的文字风格似散文又像小说，难以分清、明了。苏青文章中的五姑母，实际上是指现实中的二姑母。苏青的散文《小脚金字塔》就是写这位姑母的。
姑母性格豪放，对于苏青的教育和保护，是内心真正的关心，事事过问，件件落实，生怕她“误入歧途”。姑母也是有胆魄的女人，男人不敢去做的事情，她却敢于承担。当年，苏青的祖父冯丙然去世后，丧事大操大办，场面热闹非凡，来客众多，且不乏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此后，冯家便被土匪瞄上了，绑走了苏青的一位伯父进行敲诈勒索，不见银子不放人，不然就撕票。后来银子凑足了，可谁去呢？这成了一个大难题，最后，还是苏青的二姑母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由她去。而此去生死难卜，即使不死，也有会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危险。在土匪不讲信用再次增加了赎金的情况下，二姑母凭着自己的智慧，两上土匪山与之勇敢周旋，终于赎回了苏青的伯父。
苏青的二姑母，名冯组群，是冯氏家族中的一位奇女子，胆略不让须眉。苏青在这样的姑母“监管”下，不乖巧都不行了。
有句俗话，“黄金棍儿出好人”，虽然有点宣扬“暴力”教育，但是，严厉的管理，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也不失教育方法的一种。在现代教育中也会对此有精辟的探讨。
孩子到底适于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无疑，苏青急急跳跳、风风火火的猴性子，确实需要一种约束力来管束她，需要二姑母这样的亲人认真打理、关照她的生活和学习，让年少不经事的、缺少父母管教和亲情温暖的苏青，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
所以冯组群成了苏青生命中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与她的未来和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第五章 那时花开
生命像海，平静的时候一片茫茫，没有目的也无所适从，但忽然间波涛汹涌起来了，澎湃怒号，不可遏止，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推着更前面的，大势所趋，不由得你不随波逐流的翻滚过去。一会儿，风停了，汉平了，剩留下来的仍是一片茫茫，疲乏地，懒散地，带着个波涛的回忆。
——苏青
苏青说“生命的浪花”，澎湃，激流汹涌。
“她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警告我：‘听么？你……你孩子家也知道国……国民党了吗？谁告诉你的？幸而……幸而还好，不曾给他……他老人家知道，要是他老人家……史老先生知道了，你得当心……以后这话不许说！’”苏青笔下，生动刻画过许多老师的形象，直率坦诚，着墨谐趣，人物栩栩如生，事件令人莞尔。上文中的这位史先生，苏青描摹道：“前清的秀才，也是我祖父的老朋友。他有一张满月般、带着红光的脸，三塔牙须，说长不长，道短却也不短。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着牙须。轻轻的，缓缓的，生怕一不小心摸落了一根。”
史先生其实不姓史，这里苏青将人物的真实姓名给隐去，化以假名代替是多见的，写作习惯罢了。史先生姓施，名国祺，是一位秀才，老夫子也。夫子自然是要秉承中华民族传统的严谨、严肃、严律的教育理念，这才是治学的根本，他确实也这么做的。正是这样固执的一成不变的做法，给他招来了大麻烦，最终被学生们赶出了校门，将铺盖卷扔到了大门外。
史先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令女生们如此反感他，敌对他，厌恶他？了解故事背景，还原人物真实，答案就在苏青笔下了。
苏青说：“据说有一个高级女生因入了国民党，清早邀请三五个同学在操场上谈论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什么的……史老先生听到‘国民党’三字，手便一颤，牙须幸而没扯断，眼镜却啪的掉在地上了……碎了玻璃还不够，渐渐的连史老先生的心都碎了。因为后来这位入国民党的女生虽经迫令‘主动退学’，而高级女生中似乎开了风气，常有切切擦擦私下在操场或在校园或在厕所中私谈情形……”女学生们对待新生事物，接纳新生事物，发展新生事物，是激情飞扬的，传递又快又热；但作为女师的校长，史先生的思想是传统的，保守的，他对这样的事情痛心疾首，坚决要认真执行女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能让学校体制变质，腐化堕落了。
当然女学生们的想法则是好想法，她们想男女同校，想接触异性，想接触革命思想，想挣脱樊笼去看看，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但这就与史先生的规定是冲突的，与学校的制度是相悖的，矛盾自然而然就凸显了，甚至不能调和，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1926年，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鄞县县城时，街上人头攒动，标语迎风飘扬，青年热血沸腾，苏青说：“春光明媚之际，同志们终于完成了光明灿烂的工作，整个的县城都悬满了青天白日旗，只缺少一个地方，那便是我们史先生管理下的女子师范。”
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县城各个角落，就是不能“攻克”女师大门。由此可见，史先生是多么的固执，他抵制一切新思想，拒绝一切新事物，坚持认定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但革命大趋势已然形成，谁能抵挡得住呢，史先生被时代淘汰，被学生们唾弃自是必然了。
一生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苏青最擅长将他们的个性特征和鲜明形象勾勒出来，不拘泥，不刻板，笔调幽默、诙谐、活泼、走笔生风，带有特别的响动，时常有警醒人的作用。
张爱玲说：“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是这样的吗？苏青真正无法做到“刻骨的讽刺”，或许，这就是苏青的高明之处。留有余地，就会有想象空间，她对人物的刻画，不彻底的揭露、批判、讽刺，正好符合她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模式，点到为止的游刃有余，比深刻尖锐来得更有弹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