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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师读书期间，《会报》保留了她的大量佚作，与她后来发表的作品风格有很大不同，表现出她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注和忧虑。如民国七年(1918)她刊登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一文中说：
亡国秘约已签字矣！将继朝鲜之后矣！四万万同胞装饰沉沦于万劫不回之城矣！筣何言哉！……吾国今日即类于濒死者也。惟稍异而稍优者，即吾国青年尽有力强体壮、才大思转者在。苟能息争悔祸，同心协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之以薪，尝之以胆，不信以四万万之众，不能沼吴而疆越边。同胞！同胞！莫忘今日之耻！
民国六年(1916)一月，她随父游览北京，所见沿途满目凄凉，对奸细的“西服人”之说颇为愤慨，她在日记中写道：
噫 ，悲哉！苟国泰民安，朝野同体，得共和之真义，又何来奸细之事耶！驱车出正阳六，城楼焕然一新。表项城欲假此饰粉太平，亦可笑也。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说：
我国今日一家农而千家食，一人织而千家衣，己国制造不足，取之于外，舶来品之输入日夥，金钱外溢，如水就壑，曷胜叹哉！(并称自己)棠椿萱并茂，不兴风木之悲；衣食温饱，未感饥寒之苦……
一样的情怀，一样的热血，家国之思，气度非凡，发自内而溢于外，读来令人拍案。
她的诗也写得非同一般，在《暮秋竹枝词四首》其中二首写道：
(一)
柿红栗熟又深秋，杨叶萧萧起暮愁。
才向金刚桥上过，引人袖手少行舟。
(二)
九月燕津秋兴豪，黄花灿烂有肥螯。
闻道旺朝重九节，鼓楼闲步算登高。
诗贵意象的选取与巧达，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刚桥，“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阳节，“鼓楼闲步算登高”，这样平常的事表达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别是“少”与“算”字用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极强，没有诗才和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凌叔华在女师期间仅《会报》上留下的书信、诗词、游记、论说、日记等十九篇(见年表篇名)之多，且题材多样，笔法纵横，思随时代，让我们看到青春时代的凌叔华文采卓然，不同凡响，作为女师学生中的翘楚，深得老师和同辈的称羡。
从民国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又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那时有两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日本厂主杀害，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转呈总统。凌叔华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宣传，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并要求政府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那时天津许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货运到中国市场，以高价销售。他们还将走私品运到天津，谋到暴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愤慨。
游行返校后，语文老师张皞如要求凌叔华和其他几个学生，立刻把当天的请愿活动写成作文，他选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张皞如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同学朗读。凌叔华听到是她写的作文时，脸红心跳，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张先生把报纸递给凌叔华说：“留着这张报纸，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会更加珍惜它。”
张皞如是凌叔华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南满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父亲被捕，母亲出走，他流落街头，叔叔找到他，把他带到天津上学，中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一所学院学习，他的中文学业非常出色，毕业后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讨厌洋货。学生运动在天津持续了两年，他经常帮助学生会为他的学生制定活动计划，修改讲演稿、请愿书，还推荐到报纸上发表，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这为他赢得了叔华和许多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叔华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战争前一年，张暤如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凌叔华的老师张皞如，也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凌叔华在女师写的文章，倍受张先生赞誉，并写了许多评语留在《会报》里。
在凌叔华《雨后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启》，他的评语写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纤秾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难事。”
在《与同学书劝真熟读尤西堂〈反恨赋〉》，他的评语是：“无一语不神韵，无一笔不风华。凌生才人也，亦学有根抵人也。勉之进之。”
在《张允瑛女士追悼会记》，他的评语写道：“匹马单枪，如入无人之境。此语惟凌生当之。”
在《论女子学文之功用》，他的评语是：“入门下马气如虹。惟斯文得之，虽后幅于文字稍略，而议论坚卓，根底宏深，大气盘旋，实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为吾校得才贺。”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他的评语是：“谈得意处，如龙跳天门；谈失意处，如蝉呤秋树。光明俊伟如子由，抑郁慨恻如子长，读之领人神往。”
在《拟中秋夜与嫦娥书：对月述评》，他评论更是议论纵横：“神情遥远，气象万千，壮夫之怀，才人之笔。金圣叹所谓‘灵眼觑着，灵手捉着’，史家所谓‘天雨为栗，鬼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负此题”。
在《人必如何而后为得志说》，他评论说：“色色空空，唤醒世人，理既超妙，笔复纵横，读之如遇南华老仙，放言谈道，句句令人点头称是。”
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他评论说：“笔有锋芒，辞挟风雷，使当道者见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凌叔华对张皞如老师十分敬佩，曾将她的思念写在小说《古韵》里，但又朦朦胧胧，今从校友会《会报》里终于得到一些具体细节，他不仅文采斐然，对凌叔华也有识珠之明。上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走上中国文坛，印证了他的判断并非虚言，上述评语便是佐证，今抄录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飨。
刘表扬(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张若茗(1902-1958)毕业后，一九二○年十一月同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邓颖超(1904-1992)毕业后，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奉调南下广州从事妇女运动。许广平(1898-1968)晚一届毕业，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一九八四年，邓颖超来天津会见女师校友，还记得同班同学岫尘名字叫秀臣。梁岫尘(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说：“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爷爷盼孙子，可惜生了两个孙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国，姐妹怎么还称君臣呢？这个名字是毕业时白老师给改的。”邓颖超说：“我原来叫文淑，白老师给改为颖斌，我不喜欢，后来自改为颖超。”
凌福彭退居林下后，曾两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时属孤竹国，伯夷、叔齐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属燕地。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此，刻“碣石门”。三国时曹操北定乌桓，来“碣石”赋《观沧海》诗，这是耳熟能详的历史。
北戴河的开发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划定“鸽子窝”沿途三海里为避暑区。民国六年(1917)北宁铁路局为方便中外游人，开设了北戴河至海滨的支线。民国八年(1919)，建莲花石公园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凌淑浩按奈不住宣传的吸引力，鼓动父亲凌福彭携家人来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东山会”(组织)，海滨增添了人力车和驴脚为载客工具。凌淑浩不甘落后，和姐姐叔华又随其父来此避暑，在饱尝海浴滋味的同时，又意外地圆了她的求学梦，上医科学校的计划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凌福彭带叔华、淑浩住在朋友的别墅里，她们曾记得，在二楼阳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赛马。凌福彭在这里办过一次宴会，和一帮北洋老友一边喝着木桶里堆着冰块的德国黑啤酒，一边畅谈往事。凌淑浩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外藉女人，一个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帮她学中文；另一个女人是在山东齐鲁医学院教书的美国人，她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杂货店，凌淑浩因买浴帽与她相识。她问能否到她那儿上学。那位女士告诉她，医学院有一半课程是用英语讲授的，上医学院先得练习好英语。于是她明白了上医学院必备的先决条件，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志向。
大约在民国九年(1920)淑浩毕业前夕，表哥冯耿光(小说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凌福彭，并为叔华、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学说项，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冯耿光(1882—1975)，字幼伟，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凌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在福建马尾要塞任司令，后改任清政府军咨处司长。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山东临城矿务局督办，后脱离军界。民国七年(1918)冯国璋任命他为中国银行总裁，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辞去总裁一职，改任常务董事。在这期间曾发生安福系攻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贪渎”一案。
冯耿光是梅兰芳(十四岁相识)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芦草园，便是冯耿光所赠，梅妻福芝芳亦是冯牵的红线。梅赴美、苏演出，经费都是冯为之筹集。梅称自己“一生事业中受他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冯祥光(小说中叫康贤)，字玉潜，广东番禺黄埔村，清举人，曾赴德国留学。历任闽浙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文案，考察宪政大臣参赞。民国后任驻巴拿马、旧金山、汉堡、新加坡总领事。
二位表哥还劝说凌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尽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让两表妹到北京去上学。
凌福彭很快同意了两位表侄的建议。
民国九年(1920)，凌淑浩以优异成绩从直隶女师毕业。两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凌叔华站金刚桥头，回忆着七年来天津女师的读书生活，一颗心像海河荡漾的澄波，不停地翻腾着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
第六章 燕京，燕京
一
一九二一年秋天，凌叔华、凌淑浩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一起走进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这是一所非常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大学，说它年轻，因为“燕京”这个名字正式得来尚不足两年，它最早是由四所大学合并而成。正式合并是在1916年完成，即使上推到这一段，燕京大学才有五年历史。
燕大女校设在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前佟王府内。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加入后改为燕大文理科女校。
联合大学最初的校址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十所院落内，校方为购置这块地皮，花光了前期投入的全部基金。盔甲厂原来是明清两代制造军火之地，在经历了两次爆炸事故之后，改为制造盔甲和弓箭作坊。此外地基湫隘，尘土没胫，是往京城运煤的必经之路，门前还有一条流淌不尽的臭水沟。
燕京大学的命名，有一个复杂的争论过程。合校之初，这所大学叫什么名字，几所大学的代表争论不休。新学校名义上是基督教会及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道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协办。总投入三十五万美元，暂时叫做“北京大学”。如同所有的事情一样，基督教到了中国，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明显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这些教会之间本来就有很多门户之见，所以学校的正式名称一时很难统一。
汇文派提出，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称不叫汇文，他们就不予承认。而非汇文派则坚持，联合大学叫别的名字都可以，就是不能叫汇文，如果用汇文这个名称，他们就会把毕业文凭，堆在校园里付之一炬。直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司徒雷登入主这所大学，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司徒雷登接受了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诚静怡的建议，才用北京的古名，叫燕京大学。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由社会名流蔡元培、王宠惠、吴雷川、胡适以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定这一名称。
司徒雷登(1876—1962)
这年秋天，司徒雷登与博晨光、郭必德共同制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每年的圣诞节为燕大的校庆日。
早期燕大学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一九二三年与全国统一，改为本科四年。那时学科尚不完备，理科主要是生物、化学；文科主要是英文、教育、哲学。只有二十九名教师，其中有四名中国教师，其余全部是外国传教士。学生总数九十四人。一九二○年三月，燕大正式挂匾。这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加入进来，成为燕大女校，这样燕大由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三部分组成。其中文理科男校和神科设在崇文门盔甲厂。主持女校的是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主持男校的是博晨光。所谓男女合校不过是女生到男校上课，男生到女校上课而已，相互之间都很拘谨，没有多少联系。
凌叔华(1900—1990)
叔华和淑浩参加迎新会就在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女校本部。她走进二门，便是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长廊下摆满了红色的玫瑰。这样鲜艳的花朵，将揭开凌叔华人生最灿烂的一页。校长司徒雷登
凌淑浩(1904—2006)
首先致辞，因为迎新会是在女校举办，所以司徒雷登讲的是女子教育问题，他说：第一是希望本校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生受同等教育，将来在社会上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相等；第二是现在男女两校校舍，都太嫌狭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第四是希望我校学生，出校后作回报社会中坚人物，以所得学问，改造中国。
直到这时，凌叔华才真正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长。
他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宽宽的额头，浓重的眉毛之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人，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宗教意识和东方情结的美国人。他的中文演讲一口地道的南京口音。凌叔华正在暗暗纳罕，旁边一位女生说：“司徒雷登的杭州话比南京话还好呢。”
对于司徒雷登的经历，凌叔华在报考该校之前大概知道了一些。
他的父亲约翰二十五岁时，被作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派往中国，到了杭州，五年之后就能流利的使用汉语了。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司徒约翰，所以他生下的儿子，就沿续了中国的姓氏司徒。司徒雷登最先学会说的就是中国话，他直到四岁才学习英语。他的全部教育是在美国完成，而他文化的根却深深扎在中国。当他作为传教士，再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回到故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