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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面色苍白，满脸皱纹，身瘦如柴，眼里含满了泪水，破衣服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她的牙都掉光了，不断地向警察哀求：“长官，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吧，我不在乎您逮我走，判死刑也没事，在牢里倒有饭吃，我还很高兴您带我走呢，可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没钱看病买药，连吃的都没有，发烧两个星期了，她为了孩子也得硬撑着，不能死。而我还要照顾她。长官，您听见了吗？”
警察说：“盗棺犯法，你知不知道？”
老太婆说：“我知道，我男人多老实，从没犯过法，饿死了，法也救不了他。我儿子那么孝顺，卖苦力挣点钱还要养活一家五口，自己吃不饱也饿死了。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穷老太婆，您要让我走，他们还有活头，长官，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
警察说：“你也太狠心了，来偷死人的头发。”
老太婆说：“我是没办法呀，您要是看了我儿媳妇病得直唉哟，孩子们饿得直哭，就会原谅我了。”
警察说：“我没工夫听你闲扯，我只知道你犯了法，上司让我逮你走，我也没辙。我再说最后一遍，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把你捆着拖走。”
老太婆绝望了。她硬撑着想走，但突然摔倒了。
警察说：“快走，你个没良心的。”
叔华看着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但又帮不上忙，眼里盈满了泪水。
回去以后，叔华把墓地发生的事跟母亲李若兰说了，她也很同情那个老太婆。那天下午，李若兰去看了那老太婆的儿媳妇，回来时显得很悲伤。
李若兰把佣人张妈叫来，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她，让她拿到当铺去，把钱给那个可怜的女人，请个医生给她看病。
叔华半夜里醒来时，母亲和张妈坐在一起，显得特别难过。
叔华问：“张妈，那媳妇怎么样了？”
张妈说：“已经死了。”
叔华问：“孩子呢？”
张妈说：“小点的先死了，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现在邻居照顾他们。我给那媳妇钱时，她笑了笑，说不出话。她指着大孩子说：‘饿’。然后就默默地死去了。”
母亲说：“我真担心连棺材都没有。”
张妈和母亲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她突然说：“我担心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了老爷。三太太已经怪我们了，怕把病传到家里来，给她儿子染上。”
母亲说：“叔华，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到墓地去了，待在家里好好读书做作业，闷了去画画。”
凌叔华隐隐感到，世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三
民国三年(1914)初夏，凌叔华参加了入学前的考试，和姐姐淑萍如愿以偿地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插班就读，而淑浩则到另一所公立学校上课。
入学之初，凌淑浩表现得极度兴奋，但不久就厌倦了。在课堂上，她和其他女孩子递纸条，还把书本立放在书桌上当挡箭牌，下面大读通俗小说。
一天，她跑到院子里和同学去玩，听到老师喊她的名字。老师说：“我知道令尊的地位很高，你可能在家被娇宠惯了，但是在学校的功课上，你真是不见得多聪明。”然后又把她叫进屋里，大声呵斥：“小凌你长得一张聪明脸，却是一副笨肚肠！”
凌淑浩说：“是吗？那我就不用你教了。”
就这样，她辍学回到家里。
凌福彭问：“你准备怎么办？”
凌淑浩说：“我在家里学。”
凌福彭问：“你学什么呢？”
凌淑浩说：“历史、地质，那些学校规定的课程。”
凌福彭说：“你去找你想找的老师，我给你付学费。”
凌淑浩说：“那再好不过了。”
于是她找了一个教化学、物理和数学的老师。那一整年，她就在家里学习。
也是在这一年，凌福彭出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议员，参加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不久，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帮助袁世凯废除国务院，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四月九日，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这也是对他尽职尽责的一种酬报。
民国四年(1915)七月，凌叔华的故乡广东闹水灾，许多县冲决了基围，房屋坍塌，人畜溺毙，损失严重。北京政府派她的父亲凌福彭和蔡乃煌、李翰芬携灾款赴粤赈灾，设救济公所，分赈灾区，修筑各地基围。他们在肇庆救灾时，受到百姓称赞，并建祠纪念，至今还有他们的名字。
同年秋天，凌淑浩经过补习，也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读书。
这年年底，凌福彭被派往山东青岛任职，见证了中日谈判和德日权力的移交。尽管他早年几次到日本考察，了解些日本情况，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了日本人用军事恫吓和外交讹诈的野心。在青岛期间，他“日渐失望，萌生退意”。随着袁世凯称帝和死亡，凌福彭的政治生涯也走到尽头。
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齐璧亭(1885-1968)从日本学成归国，担任了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这年六月，适逢女师建校十周年，学校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906.6.13)，由北洋政府学务处傅增湘(1872-1949)根据袁世凯“大兴女学”旨意创办，校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初设简易科，学制一年半；后设完全科，学制四年，加预科一年，学生五年毕业。他任学堂总理(校长)，实际由他的夫人凌女士主持。校址初在天津河北区三马路三才里西口，宣统二年(1910)迁到天纬路东口(今天津美术学院)。生员来自天津及东南各省。
宣统二年六月(1910.7)由吴鼎昌接任，添建附属小学，民国元年(1912)春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又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北洋高等女子学堂划入，成为女师附属女子中学。
吴辞职后由张相文接任(1866-1933)，民国元年(1912)八月，任校长不几日(因与白雅雨策划滦州起义失败)，遂辞去校长职务，去北京专办中国地理学会。校长由李家桐接任。民国三年(1914)，天津劝学所蒙养园拨入女师，成为附属幼儿园，民国四年(1915)，李家桐因病辞职。同年，又聘南开学校的张伯苓代理校长，实际事务由其妹夫马千里执行校务。
民国五年(1916)，齐璧亭接替张伯苓。齐璧亭(号国梁)是个有开创性的校长，他执掌女子教育三十四年，把这所学校由初师、中师、最后开将为师范学院。他本人也是一个有不断进取心的人。
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北洋大学师范科，曾两度赴日留学，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他根据自身经历和中外女子教学实践，接任后即大力提倡“勤仆、奋勉、和婉、敬信”的办学宗旨，不长时间便把学校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五彩纷呈。
教学之外，他又创办了女师学友会并自任会长，下设总务、学艺、图书、讲演、文艺、运动、交谊、馀兴等八个部，各部部长由教师担任，各部又设正副委员长、委员若干，由学生中选拔。后来又设总、副委员长，由各部委员长选出。校友会还创了《会报》，每年出刊，两期。《会报》为16开本，每期200页，15万字左右，设教学、文理、新闻、文艺等10多个栏目。《会报》由图书部编辑，每期1000册，北洋印书局印刷，总务部发行。
《会报》的创办，大大活跃了学校气氛，调动了师生学习和教学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女师还筹建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乐群会等组织。
凌叔华初被选为文艺部委员长，后又担任校友会总委员长。宗旨是“辅助本校国文之发达，期得美满有用之效果”，职责是“掌理文社、诗社等之组织，进行学校新闻、年会会报之编辑、发刊等项。”
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会报》第一期刊登的“十周年纪念录”一文中附有“毕业生及现在学生一览表”，记录了190余位在校学生的基本情况。这个一览表透出凌叔华姐妹的一些信息，凌淑萍，本科三年级，凌淑浩，本科二年级，二人籍贯均为“广东番禺”，家长职业“政界”，住址“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而且表格中只有凌淑华的名字，却无具体年级等资料。这个“淑”字，应是她本来的名字，改成“叔”字，是成名以后的事。在女师，她还用“瑞棠”这个名字写文章。
据凌淑浩回忆，凌叔华在一九一四年秋就已经是女师的学生了。一年后，她也考入女师，并与叔华同在一个班，凌淑浩还说：
到了年底，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她很不高兴，因为我是第一名，她是第三名。叔华总以为她是家里最聪明的。她一直这么想，我不觉得她最聪明，不过她倒是能写会画。她的作文真的很棒。便是我说，别的你就不懂了。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更在行些。
据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会报》第四期该校语文老师张皞如在《奇遇歌赠荷生、淑华二女士》一文中说：
丙辰(1916)秋，同肆(修)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学校，而不同组——荷生隶于四年甲组，淑华隶于四年乙组。盖荷生来校已久，淑华则以后始纠鼓箧，而名能以文才优秀，为本组冠。
“荷生”，本名凌集嘉；“鼓箧”即击鼓开箧，是古代的入学仪式。按照一览表的记录和张皞如的文章记载，二人不是同一班级。即使到秋天，淑萍、叔华倒是同一年级(四年级)，凌淑浩只能是三年级的学生。这恐怕是凌淑浩的回忆有误(或《家国梦影》作者有误)。
民国五年(1916)暑夏，齐璧亭经过竭力筹划，女师增设专修科终于有了眉目。《会报》第三期(1917.4)登出了《专修科将升增设》预告：
本校创始以来，前后毕业者已五次，共计有数百人之多。毕业后，赴多地任职者，固属多数，而立志升学者，亦复不少。惟以我国尚无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以致升学无地，殊属遗憾。校长有鉴于此，已向公署呈责经费，以便增设专修科。想我前后毕业诸君，有志深造者，必同声相庆也。
专修科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天津当时女子师范无高等教育的缺憾，来满足一些女生继续求学的心愿。
民国六年(1917)六月六日，凌叔华随“正科第七学级”毕业(见《会报》第四期《学级定名之布先照录》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名单》)。
不久，专修科成立(《会报第四期》)，凌叔华毕业后业去教书，她选择了“学制为两年”的专修科继续读书。然而，就在这年的夏秋间，天津突发大水，县西北三十三个村庄被淹，天津周围河水暴涨，赵家庄、唐家庄、唐家湾、杨柳青、西大洼等处河堤相继决口，顿时一片汪洋，津浦铁路中断，日、英、法租界大都被泡在水中，天津六万多间房屋被淹，两万多间倒塌，十多万灾民流离失所。
凌福彭在天津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的家亦未幸免。
凌淑浩记得，她家的一楼，水漫到椅子腿上，不得不搬到楼上去。当水淹到楼梯平台时，一只飘着红十字小旗的救生筏听到他们的呼救，她从二楼的窗户里被拉出来，接到一条又宽又平的船上，载着他们从屋顶和烟囱间穿过。蛇、老鼠和狗在污水中游动，猫和鸡爬上树和房顶，原先店铺林立的大街变成了河道。人们把门板当作救生筏，沿着水的街道到处是浮动的脑袋，想从店铺里捞点儿东西上来。周围的农民把舢板停在自家的田里，年轻人带着镰刀潜到水里割点庄稼，然后再浮上来透一口气。
凌家挤到他们在德租界原先买下的一幢小房子里，直到十二月把南运河决口抢修合拢，水患才得以平息。
他们回到天津新大路街的家里，洪水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片狼藉。衣物全泡在水里，地上是一层奇臭无比的淤泥，橱柜里漂着死去的老鼠，茶杯被冲到院子里。
难民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他们挤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顶盖着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地下铺得是稻草和谷草。许久，这座城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
八月二十二日，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凌叔华到“家事专修科”开始上课。按照学科要求，课程由“家事学指导”和“自我修养”两部分组成。齐璧亭说，日本女子能力的强大，皆源于女子家事教育的发达。中国办女子教育也必以家事为主，方能发展女子特长，而大有造于国家社会。专修科还增加了设备，创办了实习工厂，设备齐全，为全国之冠，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期间，凌叔华还撰文《拟募捐赈济水灾启》，文中说：“乡关日暮，望万里而谁归；涕泣路穷，嗟半菽之不给，狂风起于深夜，冻馁不能成眠；冷雨降乎中宵，淋漓那堪驻足”。她饱含深情的描述，让人读后产生对灾民的同情和悲悯。
邓颖超(1904—1992)
需要补充的是，邓颖超(文淑)于一九一六年由女师的预科升入本科(后定为十学级)，并担任了校友会余兴部委员。许广平一九一七年考入女师，比邓低一年级，后担任了校友会文艺部委员，应归部长和凌叔华领导。
民国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天，消息迅速传到天津，天津立刻沸腾起来。五月五日开始，天津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五月十四日，天津各校代表在北洋大学集合，商议抵制日货，下午在直
许广平(1898—1968)
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五日，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为主体，在天津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公推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为评委委员；王侦儒、周之廉、张嗣静、周敏、郝雨春、王瑞生等为执行委员。这些学生组织成了领导天津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
凌叔华也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以能为国家分忧感到骄傲。她的中文在班里最好，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选为四秘书之一。学校游行或到公众场所演讲前，她都参与了写计划、讲演词和标语的活动。
邓颖超任讲演队队长，她和张若茗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讲演队刚柔相济的一对，演讲起来，一个温文尔雅，一个牛气冲天。
副队长郭隆真是一位婚礼上逃出来的女学生，她带领同学奔波于四郊乡里。敲开门，就拉起话匣子，见做饭从做饭说起，见做针线从做针线说起，而且将话题巧妙地引入救亡图存、妇女解放之中。说到起劲处，她满脸的麻子粒粒通红，听讲的人全都乐了。她自己也乐，然而讲得更加起劲。
由于她们的齐心协力，使爱国、反封建和民主精神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