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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本想把留洋所学给社会添一点亮色，不曾想出师不利，被碰得头破血流，只得转道专事教学，安下心来帮助昔日好友王世杰实现教育梦想，把武大办成如同剑桥那样的一流大学，但士不逢时，又陷帮派之祸，不仅实现不了理想，还被迫离开了学界。所幸好友胡适帮他出水火，结束那个困轭局面，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留居国外。岂料生不适时，又赶上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丧失，他负不了责也挽不了那个狂澜，最后的命运便这样注定了。
二
陈西滢的逝世，在台湾学界引起不小震动，这年四月，台湾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学生联合会举行追悼会，怀念陈西滢这位学界前辈的逝世。凌叔华被邀请来台参加。
追悼会结束后，她向各校学生联合致辞答谢，并拜访了王世杰、叶公超等当年同陈西滢共事的上司和同仁。
凌叔华原打算将陈西滢的骨灰葬在台湾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班老友相聚一起，台湾的亲友告诉她，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须按号分配，且世俗感太重，殊无清幽可言，她只好先将此事搁置起来。
六月，凌叔华又参加了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古画研讨会。会上陈方迈和他在故宫的朋友，特意买了凌叔华的《爱山庐梦影》多册送人，与会朋友对文中关于“禅”的解析，特别给予赞许。
叶公超是凌叔华新月社时期的老朋友。他弃学从政，赴台后当了国民政府十年的外交部长，是诧叱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一九六一年从驻美大使任上被蒋介石一纸召回，赋闲在家，他不能与在美家人团聚，只好舞文弄墨消磨时间，有时发发牢骚。叔华这次来台，即约她到“红宝石”赴宴，他特意请谭祥做了她最爱吃的各式春卷和一条龙饺子，令凌叔华多年难以忘怀。
此时的叶公超，已不是凌叔华印象中的那个叶公超了。他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然而，他心中的痛苦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有家归不得，行动有人“保护”，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席间，他和叔华谈起北京时的新月社，谈起胡适和徐志摩，无不感慨良多。他说：“胡大哥是个最乐于助人的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他自己。”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话的人，一种是歌唱的人。徐志摩是个不会说话只会唱歌的人，他的散文全部的趣味，就在于他的音乐性。”
凌叔华说：“你概括得真精彩，我们这一班朋友，离开的越久，认识得就越深刻。当年我们对志摩死后说的话，写的文章，远远不如你今天讲得好。”
一道水煎饺子上来了。叶公超说：“叔华，趁热赶紧吃，后面的饺子还有水煮的，笼蒸的。通伯不在了，你要想开点，把身体保养好。哀莫大于心死，我活着袁永熹她们在美国又怎么样？”
餐厅外传来了阵阵音乐声，叶公超对领班说：“叫你们老板来，这是哪方神圣在那里弹琴，今天高兴，我要给我的朋友唱一段京戏。”
他一时兴起，在音乐的伴奏下，高声唱起了谭派的《打渔杀家》。
凌叔华听了，不仅韵味十足，而且还带工架，真是不同凡响。她不觉踏节鼓起掌来。
饭后，凌叔华把在法国画展的画册签名送给了叶公超。
叶公超看后说：“你画得苹花真好！岛内只知道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今天在你启发下，我赠你一幅《水仙图》。”
叶公超回去后，真的画了一幅水仙，派人送到凌叔华下榻的中泰宾馆。展现在凌叔华面前的不仅是一幅具有文人气质的水仙，而且还题了一首七绝，配上他那褚体加魏碑的墨迹，《水仙图》更显文气十足：
广寒宫里觅仙踪，
不染胭脂见玉容。
微步凌波闻鼓瑟，
一番萍水一相逢。
这幅画让与会的朋友无不翘首赞叹，凌叔华也被叶公超开朗的性格所感染。
那时候，台北正在举行第二届亚洲作家会议，张秀亚、林海音等文友在中山楼与凌叔华相遇。会后，张秀亚、林海音、谢冰莹、琦君、王怡之相约，到中泰宾馆去看望凌叔华。路上林海音对张秀亚说：“在小女生时代非常崇拜作家，我也是一个‘凌迷’。”
凌叔华在台湾与林海音(前右)、谢冰莹(前左)、王怡之(后左)、张秀亚(后中)、琦君(后右)
那一天，凌叔华和来看望她的台湾女作家们聊得十分开心。
凌叔华对林海音说：“当年张秀亚到北平去看我，可能因为年幼，坐火车累了，晚饭后在我的书房里说着话就睡着了。”
张秀亚说：“那年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叔华先生还带我到西斜街去看望沈从文先生，那天沈先生夫妇正在家里欣赏青花古瓷，悠然自得，一派闲云野鹤的趣味。”
凌叔华说：“沈从文看着身材矮小的张秀亚，惊疑地说，陈蓝(张那时的笔名)，你原来是个小姑娘呀！”
光阴荏苒，凌叔华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眼前的几位女作家，她们在台岛文学的星空中，都是人们眼中最明亮的星了。
张秀亚《北窗下》的风情，饱含着爱的情愫，献给了这个苦难而美好的世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殷殷乡愁，呼唤着人类理性的回归。谢冰莹是女兵出身，喜欢在雨中踽踽独行，而一颗孤独的心，却被雨珠洗亮着。琦君心中的故园，是一盏最亮的灯，故乡的橘子红了，她的名字也被染红了。静止如水的王怡之，始终寻觅着人在世界的位置，抒写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和无奈。
文学永远是一支心灵的歌，青春的歌，正像生命之水的浪花，前呼后涌地流过，造就着一代代新人。凌叔华说：“相聚不易，咱们留个影吧。”
随着快门的启动，她们被定格在那个难忘的瞬间里。
古画研讨会结束后，凌叔华到台南成功大学看望她的老友苏雪林。
成功大学的前身是台南工学院，一九五六年应教育改制而建。苏雪林来后派给她的住宅，在台南市东宁路十五巷五号，三室一厅，前后都有大院子，到学校上课亦很方便。
凌叔华在南大教书时来台北看过她，一晃又十三年未见面了。苏雪林把凌叔华接到家后，畅叙了各自家庭的变化，西滢的死也使苏雪林悲痛不已，她把悼念陈西滢的剪报送给叔华留念。
凌叔华说：“真没想到，张宝龄也故去八九多年了。”
苏雪林说：“这算不上什么噩耗，我与他夫妻间早已名存实亡。他的死是张家托海上作业的船员捎来口信。张宝龄这个人倒极聪明，对朋友也甚忠实，只是与我无缘。他所要求的妻子是三从四德，服待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性。据说他在北京患病，一日侄媳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线不够，忽见箱中有一条毛线围巾，颜色相同，便想拆用，他连忙挥手阻止，说这是你二婶的东西，我要作留念，线不够可到街上去买。他流着眼泪说，我过去对你二婶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后来不几天就过世了。倒是我读了侄辈们的信，也甚为感伤。唉！一世孽缘，难得临死还说几句忏悔的话。”
凌叔华说：“我们都节哀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在台北时就听朋友们说，你一直还在研究《楚辞》，我看大可不必，他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研究清楚了又怎么样，留给那些年轻人去做吧。”
苏雪林说：“叔华说得对，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然怎惹那么多文墨官司。活到这把年纪，脑子倒是该开开壳了。”
在台南，苏雪林陪她浏览了赤崁楼、安平古堡、鹿耳门天后宫等景观，吃了那里的虾仁肉圆、鼎边锉、棺材板、蚵仔煎等招牌风味小吃。之后苏雪林送凌叔华到高雄乘机，途经香港返回英国。
陈西滢的骨灰原有放台北的设想，后来她与女儿小滢商量，还是落叶归根好。那年凌叔华在《春日偶成》一诗中说：
重重新缘映湖光，
幽径行行草木香。
便从江南山水看，
梦回依旧是他乡。
许多年后，陈小滢将凌叔华与陈西滢的骨灰，一起归葬于陈西滢故里无锡西郊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了却了她一桩心愿。姚家湾地处太湖之滨，惠山脚下，风光不错，又是鱼米之乡，但对于凌叔华来说仍有“他乡”之感。因为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当年结婚只是到此匆匆一瞥，没有多少情感牵挂。
不知长眠在这里的陈西滢作何感想呢？
第二十八章 殷殷故国情
一
陈西滢的去世，让凌叔华尝到了未亡人的痛苦。
有一天，她忽然接到台湾顾一樵先生来信，转告文化大学张其昀先生意见，约她去该大学执教，并言称如将西滢先生的遗书捐赠，文化学院可为他建文库和纪念室。
凌叔华当即赞成并去信致谢，请董浩云整理告竣后帮助送达文化学院；但对教书一事，因健康原因，不宜前往执教。
关于陈西滢的墓地，她也向顾一樵先生稍加说明，因在台墓地未能即行建设，此事再从长计议。
那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凌叔华终于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精神和体力渐渐得到恢复。如今霜冷江河，她孤衾有梦，又想起了家，北京史家胡同的家。家是乡愁的根，家是乡愁的缘，这就是家国情怀。一想起家，天又变得蓝了，水又变得清了。上次回大陆，悠忽间又是十三个年头，尤其是北京，她生于斯，长于斯，那里永远有着她割不断乡思、乡恋、乡情。陈西滢走了，女儿小滢在爱丁堡有她自己的家和工作，不能常陪在她身边。她乡梦难休，如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二年春天起，她多次回国观光，回北京，去沪上，访昆明，游敦煌……她风行水行，且歌且行，一路行来甘之如饴，用旅途的劳顿去洗濯心灵的忧伤，用心灵的感悟去点亮生命之光。所到之地，她不忘会旧朋，结新友。她探望陆小曼，面晤沈从文，拜会邓颖超，造访萧乾……有道不完的友谊，说不尽的情怀，她渴望让时光回流，让生命再度起程，去消解路上画不完看不尽的风光。
一九七二年，凌叔华国内游历三月之久。到上海的时候，她想看看陆小曼，此前有人告诉她，陆小曼改了吸大烟的毛病，在艺专教学生绘画。但当她此次上海之行提出与小曼晤面时，友人告诉说陆已去世七年。她听了心里一片茫然。
后来她才知道，一九五三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一次画展。展会上陈毅市长去参观，发现了陆小曼的画，当他知道她是徐志摩(陈是徐在北大学生)的夫人时，特别惊讶，随即便向工作人员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得知陆小曼生活有困难时，他告之陆小曼是个人才，要关心她的生活。之后不久，陆小曼成了上海图画院的画师，并成为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生活上才有了着落。
陆小曼患有肺气肿病，经常住院，还带病给成都杜甫草堂画了多幅水墨画，不取任何报酬，都上交给国家。一九六五年春天，陆小曼病情加重，感到不久将离人世，便留下遗言：“我希望死后和志摩葬在一起。”四月二日，她与世长辞。徐志摩的好友张奚若(教育部长)向海宁文化局打招呼 ，后来说徐积锴不同意而作罢。不久“文革”开始，陆小曼的骨灰无人接受，只好葬到万人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小曼在台湾的一个侄子为她在苏州东北华侨公墓建造了一座衣冠冢，芳魂总算有了归宿之地。
二
一九七五年春天，凌叔华又回大陆旅游。
经有关部门批准，她去了向往已久的甘肃敦煌参观。在到达兰州机场时，由省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接机，在一路交谈中，她得知常书鸿也是美术界的同道，一九二七年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窦古特学习绘画。一九三六年应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来到重庆，后又去了敦煌。
在兰州，由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陪同，凌叔华先后参观了兰州博物馆、大桥公社、兰州毛织厂等处。周代的马踏飞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凌叔华在甘肃与常书鸿夫妇留影
第二天她告别常书鸿夫妇，由博物馆女职员陪同，乘火车去酒泉。在酒泉她们参观了夜光杯厂。女职员告诉她，夜光杯是用祁连山老山玉制成，白如羊脂、黄如鹅绒，绿如翡翠、黑如乌漆，其形制简朴典雅，广为中外宾客欢迎。凌叔华看了赞叹不已，买了两只作纪念。
去敦煌没有铁路，天刚拂晓，她们便乘长途车出发了。出酒泉小城不久，车便进入大漠。一路尽是起伏沙丘，荒漠中只只球状植物，据说叫骆驼草，是沙漠中的绿化树。
天到中午，她们在这里用过午饭，继续上路。车后扬尘像一条硕大的尾巴，拖在身后须臾不肯离开。在红日西下时，她们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洗漱后共进晚餐，相约明天去看千佛洞。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把敦煌莫高窟定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今已花了十多年时间，陆续用水泥修了参观的人行道，并仿大理石雕成栏杆，既美观又照顾到游客安全。
凌叔华在这里一连看了三天，拍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素描。之后她又游了鸣沙山、月牙泉、西千佛洞、白马塔、西云观等景点。敦煌比北京季节要晚一个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她们采了许多榆钱，请厨房师傅做了榆钱饼给大家尝鲜。
凌叔华结束敦煌之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灵魂采光。
回到伦敦，她写出了散文《敦煌礼赞》，在香港报刊发表。应香港《大公报》之请，她把自己在大陆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了《我的回国杂写》，连载三四日。她在给浦薛凤的信中说：“内中后半是叙述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
那时凌叔华已经七十五岁，她穿一件外套，不系扣子，脚穿一双平底鞋，看上去步履矫健，能走许多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