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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转过身去对叔华说：“这幅画是你心灵的写照，可惜我没有经历故土那场战争劫难，虽在法国同样也经受过战争苦难和法西斯败亡的喜悦。可是太惭愧了，我画不出这样有感情的作品。”
凌叔华画作：独游渥兹华滋故里
王守义站在另一幅画前读着落款的题字：“一九五四年十月独游渥兹华滋故里，秋山秋树，晓烟暮云，都在传达诗人的诗句，湖上放棹，尤有参禅之味。”
凌叔华走过来说：“这是几年前到诗人故园去作的一幅画。那几句话是我后来追加上去的，也是我四十多年绘画的一点感悟。明心见性，是禅宗对文人的影响，欲识山川之美，儒、释、道不可不读，然后才能达千古之思，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挥毫泼墨，才能天趣皆成。”
潘玉良驻足身后，不停地赞叹着叔华的这幅画：“太美了！太美了！你看这画如入仙人之境，远山入云，烟岚轻绕，真是自然天成，听叔华说容易，真正做到就难了。西方人绘画就不讲究这些，因而也就读不出那么深厚的韵味，这也是东方画家与西方画家价值取向的不同。”
她们来到《早春玉兰颂》画前停了下来。潘玉良默默读着画上题字：“若盈盈墨秀不谢不凋”陷入了沉思。一朵初开的玉兰，两个含苞的蓓蕾，驻足在一枝新柯上，一只蜜蜂营营而来紧绕着飞舞。这寥寥几笔，一朵玉兰便跃然纸上，与她的山水画形成了巨大反差。构图简洁，不泥成法，透着一股强烈的主观情绪，让人闻到了花朵的幽香，听到了蓓蕾怦然开放的声音。仿佛想起故都潭柘寺明媚的春天，那玉洁冰清的花朵里，藏着早春的一缕阳光，一份情怀。潘玉良说：“你的写意画减少的不能再减少了，那里面总有一种冥力，连结着你的心理思维，给人一种寄托，一种平和，一种反光，一花一柯间，跳动着生命的律动。”
凌叔华说：“我画画从来不是刻意为之，画这些小品都是兴趣所至。”
她们转到叔华收藏古人字画的展厅，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那些烟雨满素的字画，负载着一段逝去的岁月。收集这些字画，是外曾祖父、父亲和她所付出的几代人的心血，不仅要有眼力，而且也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代价。这些画全是真迹，让潘玉良、王守义直惊得目瞪口呆，口中不停地赞叹：“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凌叔华说：“兵祸水患，保存它更不容易，多亏了西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文化工作，不然早就灰飞烟灭了。”
潘玉良在国内时，也见过一些名人字画，但大都是晚清的。凌叔华收藏的元、明画作，她从来没有见过。
凌叔华指着元人倪瓒的这幅山水作品说：“还是我初学画山水时，在王竹林师帮助下，父亲从一个画商那里购买的，现在找这样的画就难了。”
王守义问：“你有师承吗？”
凌叔华说：“除了拜师，师承是有的，王维、米沛、倪瓒、董其昌、石涛、董源、吴历等人的画，全都临过，一段时间迷上了倪瓒，学习之余还写过一篇小说。关键是要跳出前人的桎梏，创出自己的风格，不然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没有多大出息。”
王守义说：“说起来惭愧，我很早就跟玉良学美术，竟然一事无成，只好跑到法国来开餐馆。要讲绘画，也离不开天资。”
凌叔华指着眼前查二瞻云山卷说：“那一年在日本东京和大千先生到上野公园国家博物馆看中国名画，无意中看到了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布袋和尚图》和《六祖截竹图》，还有李龙眠的潇湘手卷，那可都是神品。特别是潇湘手卷中的云水、鸥鸟、渔村与烟云的和谐，真可与米元章山水媲美，然而我收藏的查二瞻仿米友仁《宿雨霁晓烟欲出》卷，与此卷有着同工之妙。我突然有个念头对大千先生说，我很盼望有一天把它携去对着欣赏一下，这个梦不知哪天才会实现。”
潘玉良对王守义说：“这就是叔华精神世界的两翼，她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个高水平的画家。”
她们又到文物厅，看了凌叔华收藏的文房四宝、三国铜鼓和汉石拓片等文物。凌叔华指着那个身披绿苔的三国时代铜鼓说：“这只铜鼓是我在抗战时期从乐山城里花重金买下的，尽管当时生活拮据，但我心里还是拗不过对古文物的痴迷，买回来也只能放在客厅当茶几用。
凌叔华在市立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个人画展，给巴黎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份温情。法国电视台热播了这次画展的盛况，法国电台、《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报刊广为报道，并发专文评述。
她的好友苏雪林在台湾看到她在法国办画展的消息，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予以推介：
叔华于写作以外，兼工绘画，幼时曾从西太后画师缪女士学习，长大后，常入故宫遍览名作，每日临摹，孜孜不倦。其画风近郭忠恕，笔墨痕迹淡远欲无，而秀韵入骨，实为文人画之正宗。赴英后，因生活昂贵，井臼亲操，而写作不辍，以英文写一书名曰《古韵》，英伦各大报均以予佳评，台湾亦有人介绍。……
苏雪林的文章，饱和着一份激情和特殊的友谊。
后来，英国大英艺术协会又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和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在伦敦展出，亦轰动一时。
纵览凌叔华作品，不管是花鸟抑或是山水，她的画作是典型文人画高逸清远一路，秀韵简括，冲淡恬静，有着米芾、董源、倪瓒和石涛的遗风。更为突出的是，她的画作无不透着佛家的菩提心旨，从有相中悟无相，从本体中悟至道，“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心识菩提，张扬自性，显露出她过人的艺术才华，那是落花春梦般的禅意钩玄。
十二月的巴黎，风冷雪寒，凛冽刺骨，而凌叔华的画展，却为浪漫的法国人，平添了许多融融暖意。
第二十七章 陈西滢之死
一
一九七○年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因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住在伦敦北郊亚当森街的凌叔华，正在为陈西滢脑溢血发病住院而忙碌着。因女儿小滢与丈夫秦乃瑞远居英国北部的爱丁堡，她只好求助于台湾“国民政府”外交人员陈尧圣、熊文英夫妇帮忙。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下降，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联合国会费，陈西滢的处境便已十分狼狈。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国民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湾，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驻馆看守。法国的冬天不仅寒冷，而且漫长，“使馆”内没有取暖设备，陈西滢一人孤独地坐在屋里，形影相吊，冻得瑟瑟发抖，连吃饭也要到外面小饭馆就餐，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六六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国地位，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让其迁出巴黎办公处。他极力抗争，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在挣扎时血压骤然升高，当场昏厥，不得不请医救治。之后他辞去国民政府驻外职务，没有回台，便北去伦敦在家赋闲。
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给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法警迫我们出走时，心中愤怒，精神紧张，故血压高涨至250度。法警请来的医生，认为必须躺下以救护车送去旅馆。次日便降低，以后均在200度以下，有时仅170、180度，可以告慰。”
自此他为高血压所苦，请求找到接班人他就退休。凌叔华多次来巴黎，为他返回伦敦做准备，同时也心存忧虑，因为家里一直靠他的收入为生，如退休那点退休金则很难维持。这期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聘陈西滢前往任教，因身体一直不好，便改由凌叔华就任，讲授中国近代文学。然而她在加拿大刚刚教了一年，因陈西滢生病，便匆匆返回英伦。不久陈西滢又患上了脚软症，行走不便，记忆越来越差，语言表达不也完整了。是回台湾还是居伦敦，心中很纠结，因他与国民CC派有矛盾。一九六九年他给学生吴鲁芹信中说：“老耄的状态日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伦纳德去世了。伦纳德生前曾给凌叔华许多实际建议，她也为寻求出版或艺术展览的合同向他多有请教，她很感激伦纳德这么多年对她的帮助，如今像烟云过眼离她而去。
陈小滢记得，她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从法回英后，陈西滢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边地之旅》作为生日礼物。几个月后，她因感冒才在床上认真读了这本书，一段湮没了的历史突然展现在她的面前。父亲还在书页的边上写了批注，从他的角度纠正了“朱利安在中国”这一章的某些内容。
一九七○年在陈西滢去世前不久，小滢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问他为什么和母亲结婚，而且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他只说了一句：“你妈妈是个很有才的女人。”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回到汽车里去。
陈西滢这次住院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大都处在半昏迷状态，始终未能说话，捱到三月二十九日晚，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四岁。他的死，与四年前在法国受的那次强刺激密不可分。
四月三日，陈西滢遗体火化那天，凌叔华已无力再去伦敦北城教堂。事后熊文英回忆说：“陈源教授交游甚众，门墙桃李也很多，但是，他的最后一程，人生的最后一程，肉体行将被焚化的最后一段三英里的道路，只有我们夫妇相送。”
陈西滢的死，台湾政府并未特别表示，只发了“两三个字”的唁电了事。凌叔华本就对台湾当局与陈西滢的意见有别，此时更印证了她的感觉。对那个唁电她颇有诿词。
伦敦《泰晤士报》在悼念陈西滢逝世的文章中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
凌叔华把陈西滢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的老友梁实秋，他正在西雅图的旅途中，即刻写了《悼念陈通伯先生》的回忆文章：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们难得一面。他和叔华都曾回过台湾，晤谈甚欢。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我寻觅原书影印。后来他果然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借原书，删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书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写序文，我义不容辞的写了。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通伯在海外生活，精神上相当苦痛，老病之身和横逆的环境抗争，国内的人士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苦。叔华告诉我他在巴黎我大使馆独立支撑危局的情形，令人听了心酸。通伯退休后，如果不是因为多病，早已返国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遂作九泉之客！彩云易散，天道宁论！
曾任国民政府教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旅美华人顾毓琇与陈西滢是无锡同乡，也是学界同道，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也写来了悼词：
春风寒，春雨冷，无奈清明光影，浓雾散，薄云天，骑鹤人化仙。
明月下，说风雅，长忆西滢闲话。梁溪水，尽清凉，魂魄归故乡。
在台湾的苏雪林听到陈西滢病逝的消息，第一时间写了《悼念陈源先生》的文章，在台湾报刊发表：
陈氏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很坏，就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说他说话困难，并不是说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马相如、杨子云患有同样的症候，但他说话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挣出一句话。
……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笑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至兰子常受其窘。
……记得抗战发生后，其尊翁在南京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纬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么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样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曲她了。……又过几年，他的姐姐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话。……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
台湾作家吴鲁芹(1918—1983)在《哭吾师陈通伯先生》一文中说：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修长面目十分清瘦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象，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重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受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一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而言。
在做论文的这段时间，我才认识通伯先生认真严格的态度，并不逊于朱孟实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朱先生是板着脸的，他是笑呵呵的。我那时真是年幼无知，大言不惭……从抄大纲到完稿，连文法上的小毛病，他都仔细改了，他说最重要的是训练找材料、用材料和一般的组织能力，自己的见解还是次要，渐渐我也看出我一些大言不惭的见解多么幼稚可笑了。
通伯先生是着重通才教育的，那时外国文学系的人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理论学等等……到了后来教育部的教育家约了部内科员部外专家研议统一，口号很好，要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兼筹并顾，也就大势去矣。
从上述对陈西滢的评价和回忆中，应当看出他的性格特征，他不大喜欢说话，而他的语言总是以嘲讽挖苦人见长，这就是他的个性。也因此引发了他同鲁迅的一场论战，并在论战中以“闲话”文名大增。便是那场大战，他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执笔为文，没想到一肚子才华竟输得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