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31)

三
一九七八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在这次回国之前，她先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去了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同窗之谊：我所经历的邓大姐与凌叔华的几次交往》一文中说：
邓大姐看到凌叔华的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在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秀气，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她在解放前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六月十九日，凌叔华在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了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一九七九年三月，经医生检查凌叔华患了恶性肿瘤，左乳房手术后康复。
陈小滢的丈夫秦乃瑞，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一九五七、五八年来北大留学，一九七二年率一个代表团访华。一九七九年秦乃瑞来北京大学教书，第二年应我国政府之邀，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英文定稿工作顾问，陈小滢为了让儿子思源学中文，她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也来华任教，并让儿子到北京西颐小学读书。
一九八一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这一次她向邓颖超说出了想回国定居的心愿，并提到凌家在史家胡同的宅子，“文革”时被一家工厂占用了。她说她上次回来到那里看过，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过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她希望回来有个地方住。
凌叔华这次回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招待。那次宴请，“凌叔华提出请两位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了”。
凌叔华哪里知道，她的这两位老朋友因一九八○年三月一号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记丁玲》一书进行严厉批评后已不再交往，而且成了中国文坛一桩公案。沈从文在给周健强的信中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这就是那次沈从文未出席宴会作陪的原委。
不久她给家住天坛南门旁(那时家里无电话)的萧乾写信，约其到新侨饭店会面。萧乾夫妇与凌叔华见面后，还将她接到家里畅叙。
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凌叔华的房子有了结果。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她在给老友萧乾的信中说，“组织上”给她在复兴路上安排了某单元七楼的住房，虽厨房卫生间欠备，但“有煤气供暖，有电梯上下，这在北京是天堂样的房子了！”她说的那套房子，即今天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一套二单元的房室。
她在信中还告诉萧乾，打算把伦敦的住房部分出售，以备回国生活之用，“因自己年已衰老，不能工作了”，但“作画还可维持标准，所以我想多画些画，以备回国开一画展，得款助老人院，也是一件应作的事”。她还说，这次来北京，她还打算重访昆明，因为她的新作中有一段是以昆明为背景，必须亲眼看看那里的景物。
三年后(1984年)，萧乾到英国访问，在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凌叔华与萧乾见了面，并对他说：“我生在北京，我的心也还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在伦敦生活相当方便，小滢一家也在英国定居，所以总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吴文藻去世，凌叔华给冰心去信表示哀悼。信中说：
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两年，便已隔世，永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你在这苟酷无情的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再找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们俩可以瞎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的见解和闲谈，都没有关系吧！
你还记得初回燕京时见了我面，你说实话：“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源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陈西滢在旁听了只好苦笑！现在想起来有如一梦了。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慽，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匆匆专问珍重不一。
然而，凌叔华却没有回来。
五年后她在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义的信中才说出了原委：是一家发了财的马来中国人，央求她出卖住了三十年的老屋，不意买房人野心甚大，买了上面二层，以装修噪音为由又哄骗她卖出留下的房屋。谁知买下房屋后他们封窗起墙，令她不见天日。她不得已把房室全部卖掉，在搬家时又跌伤了腰骨，令她痛苦难忍，三四个月不好，甚至不能独立上街了。
这一年，她的腰伤仍不见好转，经检查大夫说是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回国定居的事便暂时拖了下来。
四
凌叔华的绘画、教书和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最初由小说及散文，再由散文及文论，这方面她的成就最大，绘画紧接其后，这是她一生的成就和辉煌。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因年大体衰，疾病缠身，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但她仍然矢志不移，且歌且行，并且用不同的文学品种(有些成为她的经典之作)，大有“衰年变法”之势，成为她创作生涯的又一峰巅。
一九七○年七月，她从台湾回英后，应林海音之约，在《纯文学》月刊第八卷 第一期发表了剧作《下一代》。
它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住宅区一户南洋侨民的家庭。这个家由舅、甥女、甥男、孙、外孙女组成，他们在西方社会不辞辛苦谋生，但一颗心仍系念着故土(南洋)，最后祖、孙两辈人决定回去种稻、养鸭、办孤儿院和学校。
这是凌叔华燕大读书时尝试过的一种文体，四十五年后她又以南洋侨民为生活素材，写出了“有钱”也驱赶不走对于故土的乡愁。
《敦煌礼赞》是她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又一经典之作，也是各家选本必选篇目。祖国的大好河山、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都使她情有独钟，备感亲切。她在这篇散文里记下了所感所思，以及祖国发展变化：
我们现在的敦煌已不是千百年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敦煌了。我到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过，青青的柳色，亦溶化我的离愁，翠绿的水田，使我幻想的江南居然移到沙漠来。同行的研究员告诉我，“三十年前的敦煌，有句俗话‘喝水贵过油，风沙撵人走。’现在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党河修好了，居然水田、花木瓜果都有了。这里夏天的瓜和水果都格外甜，你下回来，可在夏天来尝一下。”
我们也知道敦煌早已闻名世界，在汉武帝时遣使张骞走过，唐时玄奘到印度取经走过，元时马可波罗走过。那是我们在两千年前送丝绸到欧洲去的路，也是他们带回葡萄到中国做酒的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丰富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二十世纪的学人也会借此机会，使敦煌宝藏重见光明，把已往失落的宝物送回来，这会使得更多世界学者乐意来敦煌参观并研究的。
这篇散文，是凌叔华御风而行超越时空的心灵歌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凌叔华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可以说是她在小说领域创作的封笔之作，一别早年闺秀风格，用第一人称描写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我”在海淀大街李大妈家的一次奇遇。
小说通篇写了一个“惊”字。小说讲的是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到幼稚园、街上买完菜正要回家时，被李大妈拦住，让“我”到她家帮一下忙，因为她的丈夫在“我”父亲手下当小职员多年，不好不去。原来是她丈夫离家十五年，早不回晚不回，正赶上儿媳坐月子才回来。儿子是个爱国者，明知媳妇要生孩子，却要加入“民团抗战”，直到走的那天早上才告诉他娘。母亲明白，男人向来是“流血不流泪”，她理解儿子的心情，便不再去拦。接下来小说情节便展开了。
我进门后，早就听到年轻女人的呻吟声，此刻我也看到左手卧房蓝布帘子里面，炕儿上躺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闭着眼睛哼哼的呻吟。一会儿忽然侧身要坐起来，嘴里喊着：“大忠的妈，你给我买到帽子没有？我求你赶快去买一顶。时辰一到，我就得走，到了阴间，没有帽子戴，可要被小瞧不起啊！”
李大妈告诉他已给他到做衣铺定了帽子，老头一再催她再去。李大妈说你儿子是为国为民才离开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还要照看他的媳妇。李大妈被催不过，拉住“我”的手暂时照看一下，接生产婆一会便来，她再不能等，数完钱便走了。
我独自留在堂屋，留心两边房的人叫唤，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一阵空虚、怅惘，好像半夜在坟地里迷了方向，摸索走路。一会儿老头儿大声的喊我：“十姑娘，请您进来一下，我得穿上鞋子。那双黑缎子鞋子，是在床底下，你来帮个忙，我下不了地。”
一会儿对面房里的小媳妇又哭又喊痛死了。如此三番交替呼来唤去，万一是难产怎么办？正在这时，大门铃铛一响，接生产婆到了，好一阵折腾，最终生下了个儿子。
老头子忽然坐起来正色望着我，说起庚子年那场战争，义和团也和今天的“民团”一样，都是为国为民战争的，这仇是永远不会忘的，外国人再来欺负我们，我们都立刻变成“民团”，或者就叫“义勇军”，“只有小日本不肯相信”。
最后，老头子也不再说他死了，“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
这是两代人对于同一性质战争的认知。小说用一家人“死亡”和“新生”，描写了北平普通人的抗日故事。
随着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凌叔华也浮出了地表。
她的作品在大陆、港台不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她的《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散文选集》，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文存》(两卷本)，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经典作品》选，上海书店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佚作《中国女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绣枕》等，美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凌叔华选集》，台湾业海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另一版本书名)，台湾洪苑书店出版了《凌叔华小说集》(一、二两册)等，还有一些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
一时间，凌叔华又热了起来，还有许多咨询者、通信、来访、研究文章等见著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采访是美籍台湾女作家木令耆(刘年玲)的《菊访》、台湾《联合报》记者郑丽园的《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等。
木令耆的采访是在一九八○年八月。
她是由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图书馆的《新月》杂志上读了凌叔华的作品，经心笛女士的提起，借这次到伦敦学习电视剧写作来拜访的。在紧张学习之余，她两次到凌叔华家长谈。第二次她手持一束金黄色菊花前来，告之“正因为我想到了中国，才买了这束菊花为您祝福！”
她们所谈的内容有白话文写作，《现代评论》杂志，徐志摩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二三十年代文坛旧友以及文艺又在复兴等。
文章题目便是由那束金黄的菊花而得之。
郑丽园小姐的采访是在一九八七年春天。
她到伦敦后四处打听凌叔华的居所，失望之时在伦敦大学讲师马森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才得到了回音。联系上后，她本以为几个小时的访问，没想到，被凌叔华娓娓道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趣闻所深深吸引，一个月内竟跑了八次。面对十年前罹患乳癌，去年跌伤腰骨，又乏人照顾的凌叔华，还在追求未竟大志，感动的她舍不得轻易下笔。
对于这次采访，郑丽园把八次漫谈的内容有“齐白石、康有为、俞曲园是家中常客；英文是辜鸿铭打的基础……”、“泰戈尔来我家喝杏仁茶，徐志摩、胡适之等都到了，独有郁达夫缺席……”、“朱湘来珞珈山看过我后，就在武汉(上海到南京)渡船上投江自杀了……”、“我在遍地死尸、难民的川西，开始与维吉尼亚·伍尔夫通信……”、“为了生活，奔走于南洋、北美、英伦之间，中断了写作……”等内容，在《联合报》连载。
在结束访问时，凌叔华托郑丽园把她的散文集转交林海音女士，在题字时竟忘了是八几年，问过后仍写成一九八六年，还是错。
这是晚年的凌叔华在国内外文坛发出的最后光亮。

第二十九章 叶落归根
一
一九八九年透骨彻髓的寒冬又降临了。
凌叔华独自住在伦敦新搬进的房子里，寒风鬼魅般地拍打着门窗，她已预感到什么不祥，生命的影子与她渐行渐远。
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顽石般又爬上心头。
她给远在爱丁堡的女儿小滢打电话说：我要回家。
小滢听出了那一端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便让丈夫秦乃瑞赶快做出安排，乘车南下伦敦。
其实在那个年代回北京并非易事，他们托的“韩叙、陈昊苏、袁晓园，还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北京大学及亲戚等”，早已在私下进行。这是那个年代办事的潜规则，因为立法不健全，俗称“走后门”，不然事情则办不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她不管天气寒冷，不管女儿劝说，言称就是住院也要到北京去住。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的陪同下，从伦敦乘机，踏上了返回故国的归程。
十二月初，凌叔华在女婿秦乃瑞护送下到达北京，直接住进了北京石景山医院晓园国际保健部治疗腰伤。这是专门为外国友人和归侨专设的医疗机构。石景山医院对这位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画家相当尊重，照顾得殷勤周到，每日三顿正餐另加两次点心。在医院大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凌叔华的腰伤渐渐好转，并能够从病床上坐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