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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凌叔华的友人苏雪林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执教生涯时说:“南大来台湾找人,应聘者有台北师范大学潘重规等,我名亦其列。我怕南洋气候不适合,不敢去,荐原在英伦侨居的凌叔华自代。凌到南大后即教我的功课,但凌与那边中文系主任刘太希摩擦得相当厉害,仅教一年即未被续聘。”
受到苏雪林此话的误导,有论者以为凌叔华在南大只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书,而受教于凌叔华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纷纷为老师鸣不平,认为苏雪林“厚诬”了凌叔华。据南大校史记载和第一届毕业生回忆,刘太希从未担任过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他回台湾走马灯似的变换岗达五处之多,当没当系主任与南洋大学就没关系了。而凌叔华在南大执教了四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来苏雪林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也在南大教书,这位《楚辞》考据家能把上古事情考察的有鼻子有眼,不知什么原因,她与友人同在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也没搞清楚,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选边所需?不得而知。
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学之外,继续她的绘画,文章则偏重于散文写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她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了个人画展。连士升、潘受以及学生刘森发在报端撰文盛加赞誉。
一九六○年二月,凌叔华在结束南大四年教学生涯之前,她编辑了这期间写的文章,定名为《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她在自序中说: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在来南洋后收集的一件纪念品。这里面描写了我近三年的生活与思想——当然也充溢着我对云南园流恋的情绪。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温我“爱山”的旧梦,同时还遇到几位对人生对文艺工作有同样见识的真朋友。
云南园的山,成了她梦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山在她的生命中,浩荡着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并与之相伴相生,成为万丈红尘中物我两契的至高境界。
五
一九五九年冬天,借寒假她回了一趟大陆,先后去了广州、武汉和北京。
回到南大的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写信给伦敦的伦纳德:“中国的朋友忠告我说,最好别向其他人提起我的中国之行。”可是她的这个计划无意中被在香港英国BBC电视台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发现了,她知道这会让父亲陈西滢受到牵连,但当她告诉父亲时,凌叔华早已去了大陆。
凌叔华先去了故乡番禺。
在侨务人员的陪同下,她在广州走访了一些亲友,之后便去了故乡深井。在族人的引领下,凌叔华先去了中约坊上街的祖居。她的两个哥哥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深井村已无直系后人。凌念楚是凌叔华亲叔祖的重孙,一九三一年凌福彭去世时还是个少年,如今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凌叔华依稀还能记起他少年时的模样。邻居四婆早已过世,儿孙们也都子女成群,说起往事,大家都还记得叔华的名字和童年的故事。
邻居们对凌叔华说:“姑妈童年在江沥海玩耍的那个小港口,现在只剩下半段水域,四婆带你到山上烧香的三圣庙和洪圣宫还在,但北帝庙、雷公庙、医灵庙、关帝庙、观音庙,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
在去景客凌公祠的路上,凌念楚指着几棵两三人才能合抱起的老荔枝树说:“四婆家里人常说起,姑妈小时候和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游戏。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玩耍。”
凌叔华参拜了家庙后,又去了村东北方大飞岗父亲的墓地。
飞鹅岭在大飞岗山巅,爬过几道山坡,凌叔华来到父亲墓前。她环顾四周,这里海拔虽然只有五十多米,然而,它北临珠江,南望全村风光,确是父亲长眠的好归宿,且有驾鹤归去之意境。凌叔华把花圈轻轻地放在父亲墓前,又在父亲墓旁植了两株小松树。
接着凌叔华一路北上,从武汉下车后,她又去了一趟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在与武大的领导和好友的畅叙中,她独没见到袁昌英。在她提出要见她时,校方以种种理由搪塞了。凌叔华哪里知道,袁昌英因家庭出身、南京国大代表等问题被“打右”,继而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被武大开除在街道劳动改造。
后来袁昌英从校方那里接到凌叔华给她带来的礼品,才知道叔华来武汉看她而不得见。
凌叔华到北京后,从周鲸生夫妇那里才得知袁昌英上述遭遇。在武汉,凌叔华用武汉大学的明信片,给英国查尔斯顿山庄病重的瓦内萨写了几句话寄去。第二年十月七日,是凌叔华回英后写给瓦内萨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还译了苏东坡《江城子》的词放进信封寄去。词的内容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凌叔华借诗说愁,向瓦内萨问候并表明她心迹。时过不久(1961年),瓦内萨就去世了。
之后,凌叔华到了北京,那里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老朋友张奚若已身居高位,先做教育部长,又做对外文化委员会主任。他请了凌叔华和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张奚若用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京白,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调侃杨振声手拿酒杯慢悠悠的姿态,真像《空城计》里的孔明,惹得一桌人大笑不止。
然而,凌叔华发现大家笑得很惨,尤其是清华教授邓以蛰在那里一言不发,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张奚若见状,立刻提议下周到西单的川菜馆再聚一次,一个人也不许少。他特别叮嘱凌叔华说:“你一定得来,就是订了机票,也要展期再飞。”
张奚若的提议,一班朋友谁也不敢与他辩驳。在政界,他特别爱护朋友,与他们的友情长久而不衰。在外交界,不分中西,大家也一样敬爱他。结束中国大陆之行,凌叔华又返回新加坡南洋大学。
六
一九六○年三月,南大举办“大学周”活动。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计四百三十七人。这一天,南大的师生、嘉宾和学生家长莅临观礼,咸有百年树人之威。
凌叔华(前排右二)与南洋大学师生合影
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1897—1972)在典礼上致词说:“社会公众人士,有目共见,我们南洋大学初办,能达到这种境地,是值得欣慰的!”
期间,全校师生联吟诵咏,庆贺毕业,诗作后来结集成《云南园吟唱集》。凌叔华经历了南洋大学“黄金时期”的四年,正如徐志摩诗句写得那样:“我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拂一拂衣袖,不带走西天一片云彩。”她没有填词,亦没有写诗,与师生们合影后便悄然离去,返回伦敦。
凌叔华知道,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南大面临的大势,他们还沿承旧官场那套恶习,争名逐利,早已超出为人师表的操守和道德规范,再言什么国粹,都会把人引入歧途。有鉴于此,走开才是明智之举,这里不是你家江山,风雨终将降临,搞那些小打小闹已毫无意义,早晚都得走人。
她的离开有的说是系里人际关系矛盾,有的说是陈西滢敦促她回英照看陈小滢刚出生的女儿,也许不无道理,但那已无关宏旨了。
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报告书”,就已露出形势不妙的端倪:先是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后是星马政府资深公务员、医生魏雅聆报告书,又提出学生必须学“中英巫三种语文,南大乃星马真正的国民大学”,“向马大看齐”。这两个报告不断冲击南大,新加坡教育部长杨玉麟攻击陈六使是“商人办学”,说“大学是求学和研究的机构,不是做生意的场所”。李光耀下手更是强硬,干脆“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迫使他不得不向理事会辞去主席一职。这与陈六使筹组民主党、支持自由社会党参加新加坡首届大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此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凌叔华走后留下的教授一职,由香港作家徐讠于继任。
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巴黎画展
这是凌叔华继一九五四年巴黎画展后又一次来巴黎举办画展。不同的是,一个在马塞·森纳斯奇博物馆,一个在市立东方博物馆;一个在暖风和煦的春天,一个在寒风料峭的冬天。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凌叔华的个人绘画和她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以及文物古玩展终于开幕了。这次展出的作品,还印成了精美大型画册,送给被邀请的嘉宾。
十二月的巴黎,树木凋零,绿瘦红衰,街上行人脚步匆匆,拉起衣服的领子,任寒风撩起他们的衣衫。
十二月的巴黎,寒冷没有阻挡住热衷艺术的人们的脚步,东方博物馆门前,人头窜动,黑鸦鸦聚集了无数参观者。
凌叔华兴奋异常,她一面接见来宾,一面在画册上签名留念。陈西滢也来助阵,他和工作人员招待来宾登记,赠送画册。
在众多的来宾中,最让人注目的是旅法著名华人画家潘玉良和陪她前来的王守义。她和凌叔华是画界同道,也是多年的朋友。自从叔华去南洋教书后,她们已有八年没有见面,这次叔华来法办画展,也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
王守义急不可奈地翻着画册。
潘玉良站在那里,默默地读着名信片上法国国家研究院院长安德来·莫洛瓦为凌叔华在波士顿画展撰写的序言:
凌叔华这位“心灵纯真”的中国女子是位大文人的女儿,其父曾任直隶布政使和顺天府尹。在中国,文人要精通多种艺术。一个诗人一定得用漂亮的书法书写自己的诗作。中国书法秀美,很接近大自然的线条美。在丝绢上作画,更是容不得半点修改和涂抹。无论是画家画一幅山水风景,还是书法家写一幅字,落笔都要十分果断。
在《古韵》一书中,叔华讲在她六岁时,有一次用木炭在白墙上乱画,画出山、花和人,引起父亲一位朋友的注意。这位朋友对她说:“你的画很有特色。你很有才,日后定会成为大画家。我跟你父亲谈谈,该让你拜师学画……”就这样,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
叔华继承着“书香门第”的传承。她同时学习书法、绘画和文学,终于成为诗人和小说家,她还主办过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后来,她结识了两位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在两位的指导下,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并成功地将自己中文作品那充满诗意的韵致融会在了英文作品之中。
她的绘画属于中国所谓的“文人画”之列。文人画刻意表现的已不仅是山川花竹等既有的固体本身,更要表现画家本人的情趣神韵和思想意境。在她那蕴涵诗意的绘画中,那些高山、流水、翠竹、鲜花,既是物,又是神。就连画面上的虚空留白,也同画家笔下的每一笔一样富于表现力。正如郭宜绶博士(音译)所说:“很难说究竟是画意表达诗情,还是诗情表达画意。其实,正是诗句、书法和绘画这三位一体,才组成了一首诗歌。只有熟练掌握了这三要素,才能画好文人画。”
中国画家从不照抄古人,而是汲取其精华,用以反映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画并不一定依照实物。对于他们,重要的是刻画出一种诗的意境。叔华毫不费力地就做到了这一点,她笔下那雾霭笼罩的群山;那寥寥几笔白描勾勒出的波光熠熠的河流,水纹常与绢的丝纹不谋而合;那略带淡灰色的朵朵白云,构成了她独有的使人如入梦中云雾的意境。
她作画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遒劲的笔触,几笔就勾勒出一株栩栩如生的兰花,一茎挺拔的玉兰或几朵含苞待放的苹果花蕾。那朴实凝练的表现技法,与中国水墨画白纸黑墨的简洁特点相谐,构成一种近乎抽象的格调。然而,画面上那简洁的大自然的条条曲线所显露出来的勃勃生机,却鲜明地跃然纸上,这有力地证明了那些花朵和枝茎都是在沃土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真实的生命存在。
现在,叔华与丈夫陈教授住在英国。每当她想写生时,便去寻些诸如伦敦北郊荒原、泰晤士河上的迷雾或苏格兰湖泊的景物来描绘。她并不人为地在这些西方的风景中加上一些极为怪诞的东方色调,她只消把所看到的景物如实画出来,就会使它们与众不同。因为她是以一种有几千年历史的眼光去观察的:
少女把自己融入心灵的
缕缕蓝丝之中
她感到花儿变得晶莹透明
并且是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所赋予她的既精美又罕见的画笔来捕捉大自然的。
参加画展的人渐次进去后,潘玉良、王守义才见到凌叔华。潘玉良握住凌叔华的手说:“祝贺画展成功,你和你的画作同样那么年轻!”凌叔华谢过潘玉良的祝贺后说:“那年在日本碰到张大千先生,说你为他所做塑像他很满意。”
潘玉良说:“那虽是我所学专业,也只是偶尔为之。如此说来还是莫氏为你写的画展序言要精彩十倍。他真不亏是国家研究院院长,对我们中国的文人画竟了解得那么深。”
凌叔华领潘玉良、王守义见过西滢之后,便一道去参观画展。
凌叔华这次画展,是继美国印第安那州哈仑美术学院、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画展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画展。这次展出的画作共有三十余幅,最早的是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中在武大时期的作品,画展还展出了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名画家倪瓒、董其昌、陈洪绶、查士标、恽格、石涛、郑板桥、赵之谦、金冬心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她收藏的文物、金石和文房四宝等。
她们沿着展厅的路走过,在《三峡清晨》画作前停住了脚步。
这是一幅描写长江三峡清晨的景色。远处是万仞大山、裂岸的长江和点点孤帆远影,中景是雄峙的夔门和江水,近处是一丛碧树和高竖的白帆,一条纤绳被数名船工拉向远方。整幅作品气势恢宏,大开大合,画出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然而她的绘画语言又是温婉而蕴藉的,表现了一个博大的历史空间,她的时间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当年,作者用三峡这一特定景观,独抒性灵,画出了人民安宁的生活,也从另一面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给人们带来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