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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说得“会引起许多问题”，是怕影响妹妹在美国的工作和处境。本来淑浩和丈夫就避讳与在美华人接触，所以选了到比较偏辟的印第安纳波里斯工作和生活。如果小说在美国出版，淑浩母亲的家庭地位必然会给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后这本书拖到一九八八年才在美国出版。
或许是凌淑浩考虑到姐姐的经济状况，才帮助叔华安排了在印安纳波里斯的画展。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凌叔华的画展在约翰·哈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了她六十九件绘画作品，其中有的是画在丝绸上的，有的是画在宣纸上的。
《印第安纳波里斯新闻》的评论，很关注她笔下的欧洲风光，说“这些风景画中有一种超尘脱俗的魅力，让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不过它们的标题真够古怪，如《洛克·卡特琳》、《柯尔库布赖港》、《迪河上的桥》、《翰普斯地德荒野》、《海德公园的冬天》……我完全相信，凌叔华能够以这种精致迷人的笔墨去描绘交通拥堵中的翻斗的卡车。”
凌叔华在抵达印安纳波里斯的当月，还为参观者举办了“怎样欣赏中国画”的讲座。凌淑浩在一个妇女俱乐部为叔华接风，亲自主持欢迎午宴。
《印第安纳波里斯时代报》则把目光投向凌叔华身上那件“浅绿底色上绣着竹叶图案的丝绸旗袍”，以及陈西滢作为联合国教科组织的代表，对乌拉圭的访问。
可惜，这场展出只卖出八件作品，收入两千六百美元。接下来东去纽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展出，而后又南下波士顿在一家画廊展出，只波士顿博物馆购买收藏了她一幅画。在美国的展出未达到她的预想，又在行程中花去了她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卖画的钱，怏怏然不得不回英国了。
从那时开始，凌淑浩对外称她的姐姐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而不称其为作家。画展后的许多年，叔华给她多次写信，她都没有再回信以冷落来说明不满。
跨文化写作给凌叔华带来希望，但也带来失望。她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写出了“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的第一章 时，她发现这种作品是读者和出版商所不愿接受的。伦纳德爱莫能助，只得回信婉拒：“到目前为止读上去很有兴趣，但是真的太短了，不管从那个方面说，都无法肯定是否可以做成一本书”。伦纳德是出版商，没有像妻子伍尔夫那样给凌叔华承担起顾问和导师的角色。
从此凌叔华再未攀上新的制高点，内心时时感到困惑和忧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不无埋怨地说：
有能力去画，却仅仅因为不被需要而无法继续工作，这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个国家的人们，大部分都不愿接受新的观念与艺术形式，除非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此出售的大部分中国画都是中西混合的作品，主题和画面都必须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想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败，我真是厌恶极了，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凌叔华感到一种“江郎才尽”的威胁到来。
不久，伦纳德买了她画的一幅“竹笋”，用来装饰自己在蒙克的寓所。这是他给凌叔华最后的安慰。
终于，凌叔华等到一个机会，好友苏雪林推荐她到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由此，她又收获了一个生命转进的机会。
她虽未回到故国，但总算回到日夜思念的东方来了。
第二十五章 执教南大
一
一九五六年夏天，凌叔华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
南洋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建立在狮城西南的裕廊山上。这里山势不高，蓁芒丛生，是一坐平凡无奇的山丘。然而学校的建筑却古香古色，一派中国风格。对于爱山如痴的凌叔华来说，不但没有觉得枯躁，反而庆幸它保存了濯濯童山的纯朴，没有历史的沧桑和庸俗的浮夸，恰如一部稍带洪荒气息的歌谣。
1956年凌叔华和陈西滢在新加坡南洋大学
她居住的云南园，房前十二扇窗子洞开，对着一座隐隐青山。星洲四季如夏，除了雨中罩上一层薄纱，其他时间则是空濛悠远，鲸波暾日美景良辰了。那阶前的栀子花，那冲天的鸟声，常伴她入梦。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小楼倚空，滴翠挼蓝，实可指为依归了。于是她把这居所称之为——爱山庐。
那一年，陈西莹先生送她来星洲，也曾在此小住。
来之前，凌叔华的外甥女陈美芳刚刚毕业，借此来看望姨妈和姨父，另外想学一些中国画的知识，听了凌叔华的绘画课。陈美芳回去后，叔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这其中抄录了她母亲凌淑浩的来信中的一段：
关于写信，想到你对美芳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祖母以及关于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提笔。我简直难以想象，特别是母亲已经去世，不能够亲自辩解了。我们的太祖母不是西班牙人。你是听谁说的？我很爱妈妈，你说她，就是跟我作对。像你这样的上等人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贬低家人。美芳从伦敦回来后，变得那么困惑，我真后悔让她跟你学画。
信中大有推倒阿尔卑斯山之势。此时凌叔华才明白，九个月以来，她给淑浩写了不下六封信，而淑浩一封也未回的真正原因。是美芳伦敦之行回去说了什么？还是因为小说《古韵》的事耿耿于怀？凌叔华也百思不得其解，把心中的委屈写信向外甥女诉说：
我不记得我曾经向你提到过我母亲的事，因为你从没见过她。我也没有谈过我们的太祖母，我是听父母说起过，说我们的太祖母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所以家里人叫她黄毛太。没有人把她当成外国人，而且即便她是西班牙人，头发也应该是黑色的。我们都知道，许多杰出的美国公民祖上都是欧洲人，他们也并不为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惊小怪的。至于我母亲，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她不是正室就觉得没脸见人……
接到你妈妈的信后，我无法相信她会说这样的话。她将我对她的情分看得一文不值，我不相信她会这么无情。这辈子我没有对她说过谎，也没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每年圣诞节，我都给她寄礼物，尽是挑好的、贵的买，因为我希望她从一个最亲的亲人那里得到礼物而感到快乐，而且，也是因为从小时候我就爱这个妹妹。如今，我很羞耻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傻子，尤其是这九个月来，我写信给她，寄礼物给她，她不仅不领情，相反，还写了一封粗鲁、无情的信来骂我。
凌叔华这封信，美芳对小滢说不记得收到姨妈这封信。是没寄出，还是美芳忘记了？但那个时期姊妹二人发生过矛盾或误会是存在的。
到南洋大学教书后，这些矛盾也就慢慢冰释了。
二
初到南洋大学，她创作第二部 长篇小说的梦一直未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说，她一到新加坡，便搬进学校提供的三居室小别墅中，让她吃惊的是，新加坡竟是个“半中国的国家”。
六月三日，在信中又报告了初到的感受，她发现在这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政局，除了分量不重的教学工作和帮助图书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外，她在一座四邻稀疏、但树木茂密的小山坡上，过着一种“隐士生活”。夜晚，她点着蚊香驱赶昆虫，香烟袅袅，伴她进入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梦境之中，这使她获得“一些新鲜思想，我可以把它们用到我的第二本书中”。
深秋时候，她又给伦纳德去信说，对于那个庞大计划，她的信心突然崩溃了。朱利安“说我的文字有一种俄罗斯风格，有时还有点儿法兰西的味道。他说如果能正确地运用它，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我想按照他说的去做，但不太成功。如今每天的生活让人厌烦。我可能是江郎才尽了。”
不久，山下有四个男孩女孩来找她。这些孩子大都十来岁的样子，衣裤破旧，散漫不洁，脚上也没有穿鞋子，然而他们憨态可掬，天真活沷。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对叔华说：“您是先生，我妈说请您教我们读书。”她说着随手把带来的两条黄瓜和一把小葱放到桌上，又补充说：“这是给您的。”
叔华感到这些孩子朴素可爱，收下黄瓜小葱，她给了那些孩子铅笔和练习本，并嘱他们每天黄昏来这里读书练字。
时间如风，一刹那便两年了。南洋大学增加了上千名学生和一百多名教员，房子也增建了几十座，而那些乡下孩子像裕廊山的植物一样长得疯快。有几个月叔华到伦敦休假，回来时三个孩子已穿上了鞋子，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了。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到城里工作去了，她回来看叔华时，脸上涂了脂粉，头上烫了发，脚上还穿一双漂亮的高跟皮鞋。
凌叔华意识到，孩子们真的无可置疑地长大了。
凌叔华在中文系授课内容是新文学研究(1956年学期，必修课)、新文学导读(1957年上学期，选修)、中国语法研究(必修)和修辞学(1957年下学期，必修)。
她调查这些学生看过什么书，发现他们读书很少，而且书籍匮乏，偶尔看到有一本新书，大家便抢着去买。但是，她也发现，这里的学子爱好新文艺和具有写作才能的很不少。凌叔华被他们的知识饥荒深深感动，授课时格外给补充新的文艺理论。她常对他们讲，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它的术语，也有其基本原则。如果做一个学人，就要认识这一合理的新趋势。写一篇小说，光凭灵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天才者或有例外，但有几人呢？关于创作，要虚心采访和研究，只凭自己那点意思，写出来的东西多是狭窄肤浅的。她告诉他们，对新文艺有志的人，要充实自己对大众的了解，然后方能下笔，像过去那样“十载寒窗”，面壁自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解决书籍匮乏，她利用去香港看望女儿小滢和度假便利条件，为大学带回数百册新书，不到一周，被学生抢借一空。如《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新文艺之作，在市上发现了，常会加二三倍的价钱，被捷足者率先搜去。有一次她发现多了一本《文学遗产》，便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竟高兴得流出眼泪来。
四年间，她在新加坡和英国之间来回穿梭之余，还访问了亚洲许多地方。
三
凌叔华在南大教完第一学期课，一月底到台湾去看望苏雪林。在这期间，她与苏雪林一起参观了台中白沟古物保存所，观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台的收藏品，并游了日月潭。趁此之便，她又去香港度假，与在香港美联社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团聚。
凌叔华出于对蒙师辜鸿铭的怀念，去了一次他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
渡轮靠岸后，凌叔华看见人群中大地先生和两位南大同学在那里等候。大地先生先是带她见过生病在家的槟城艺术协会会长清泉先生，再乘车到北部旅游胜地丹绒武雅的下榻怡园。
凌叔华入室安置好行装之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色美景。她告诉大地先生，“辜鸿铭先生出生在这里，我来之前想去凭吊他，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在北京大，如若槟城加上他在北京的名气，这座城市就名符其实的人杰地灵了。”
大地先生是凌叔华在英国时就认识的朋友，是星、马闻名遐迩的书法家，他说：“凌先生的话确是如此，辜鸿铭先生的事迹和文名在槟岛彰显，定会占尽南亚风光。”
在槟城，凌叔华游览了极乐寺、泰禅寺、观音亭、圣乔治教堂、诗华寺等处，她想起童年时辜鸿铭先生与她说过的那句话：“槟城风景好得很呢。”今天她到这里，果然印证了辜先生的话不是虚言。
而槟榔屿给她最奉厚的报答，便是那篇名播海内外的散文：《记我能知道的槟城》。
一九五九年初，凌叔华利用放年假的机会，踏上了她第三次去日本的旅途。
前两次去日本，正是日本全盛时期，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衣丰的强国。而这次去日本，则是“战后”造访，其国势大不如前，那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在人们心中消褪了颜色。
她乘船途经香港直抵日本横滨，然后转道去日本首府东京。
刚刚放下手里的提具，她便接到张大千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巴黎来信，得知今日抵达东京，请即刻到他家共会刚从美国纽约来的画界朋友济远先生。
他们一见如故，大千在日本朋友杉村建议下，次日到镰仓逛庙看梅去。镰仓位于东京南部的神奈川县，背山面海，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被日本称为“镰仓时代”。在高德院，他们一行到神社看完大佛，便乘的士到锦屏山瑞泉寺看梅花。
凌叔华走到禅堂转角的花坛上，有一弯老梅枝干斜伸过来，其姿态宛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大千说：“这棵叫照水梅，它的花朵都是面向水的。”凌叔华则想到，那年徐志摩到孤山，寄回北京两枝梅花和一首诗：
红梅肥
绿梅瘦，
绿梅寄与素(叔华)，
红梅寄与眉(小曼)。
凌叔华对大千说：志摩永远忘不了人间，所以他的诗句，总是带着人间的温暖。
大千也说：徐志摩是个多情的诗人，他陪泰戈尔到日本写的那首《沙扬娜拉》，至今读来让人心动。
结束东京之行，凌叔华告别大千夫妇和济远先生，又南下京都，最后一站是奈良。这些地方，她战前都曾去过，再游只是想重温年轻时的梦境和看看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四
在南大执教期间，中文系先后有过两任主任。第一位是佘雪曼(1909—1993)，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第二位是涂公遂(1902—1992)，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
中文系教授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背景。
中文系主任佘雪曼与教授潘重规同出于南京中央大学；后任中文系主任的涂公遂毕业于燕京大学，刘太希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刘与潘重规还是舅甥关系。佘、潘这些“章(太炎)、黄(侃)弟子”，以南京大学为师承是很自然的事，而潘重规还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妻子黄念容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南大中文系讲师。刘太希是潘重规舅舅，为接出困于大陆的姐姐(潘重规之母)，刘太希想尽一切办法，救其姊于“水火”之中。
凌叔华虽与涂公虽同出于燕大，但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一般，因而“被孤立于外”。
刘太希(1898—1989)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应聘到南大中文系，他是江西信丰太阿人，早年入北大，是林琴南、梁启超的高足。后到小县城当了个不太正规的小县官，抗战初钻到国防部当了秘书，边写诗边混饭，竟被蒋介石授了个少将参议。蒋败逃台湾后，他到香港定居，一九五七年通过亲属关系进入杏坛，到刚建立的南大中文系当了副教授，授课内容是历代诗选、诗经等，一九六二年看到南大形势不妙，便辞职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