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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陈西滢在珞珈山旧居(山前十八栋)
一九三八年六月，武汉已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而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城防布署，准备与日军会战，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珞珈山留给凌叔华的日子不太多了。
就在她离开之际的一天清晨，入住十八栋时栽下的两株木笔(玉兰)的紫红色花朵竞相开放了。
凌叔华望着那美丽的花朵，一时悲喜交加，情绪十分激动。此时盛开的花朵，是对主人培植的辛勤报答，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日寇愤尔怒放，这令凌叔华十分诧异。
在北京，叔华只在潭柘寺见过这紫红色玉兰，且在初春料峭时节开放，六月开放还是她第一次看到，这让她感慨良久，然而，她不得不与它惜别了。
在离开武汉那天，凌叔华和女儿小滢在武昌码头登上一艘江轮，它满载乘客和货物逆水西行，小滢开始流鼻血，几个小时止不住。到重庆，在陈西滢弟弟家住了几天后，又改乘一艘小气轮西行，八月的一个晚上，她们到了乐山。夜空下，两岸夹黛的青山，在悬崖石壁上，依稀可望见雕刻的那尊硕大的佛像。
不久，武汉会战的消息传到乐山。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展开长达四个月的争夺，中国士兵以死伤四十万的代价痛击了入侵的敌人。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了，但也大大挫伤日军的元气，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占领中国的企图，使日寇不得不陷入战争的泥潭。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进入武汉三镇，武大校园成了日本侵略者司令部，凌叔华居住的“十八栋”，也成了日寇军官的住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武汉大学的怀抱。
第十八章 乐山并未带来快乐
一
一九三七年冬天，战争的火焰迫使武汉大学搬到长江上游的四川小城乐山。凌叔华、陈西滢一家也随校西迁，把家安在了城北嘉乐门的半壁街。
这座小城坐落在大渡河、岷江和青衣江的交汇处，东北为丘陵，西南为山地，下游为三江冲积平原。乐山始建于我国春秋时代，北周置嘉州，南宋升嘉定府，清雍正改乐山县。
武汉大学的文学院、法学院就设在文庙里，中间大殿为图书馆，两庑是教室。校长室、教务长室和校办公室在文庙的后面。而理学院、工学院则设在城西。各院办化验室设在钟鼓楼。到乐山后，校方不再提供教职员宿舍，各自找人租赁，大都住在城内的鼓楼街、半壁街、玉堂街和丁东街。
武大开课不久，寒假便到了。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相邀到凌云山游览。
凌云山在乐山城东岷江的东岸，与古城隔水相望，最早称青衣山，因唐代建凌云寺而得今名。这座山雄伟秀丽，朱楼画檐，绿树掩映，高崖峭壁上雕凿着许多佛像。古人称：“夸父之巧，巨灵之工，一至是耶”。
山上最著名的建筑是凌云寺，初创于唐开元初年(713)，清康熙六年(1667)重建。凌云寺巍峨壮观，画檐飞角，正中高悬巨形金匾，集苏轼书“凌云禅院”于其上。两旁书刻“大江东去，佛法西来”的诗联，气势磅礴，有佛法庄严之感。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
灵宝塔耸立于凌云寺后面的灵宝山上，始建于唐代，共十三级，风格与西安小雁塔相似。登临可四处远眺，视野开阔，乌尤山、乐山城、三江之水尽收眼底。
璧津楼在后半山的山道上。原址在乐山城南门，始建于宋代，后移建在洪川庙的废墟上。因南门原为渡口，青衣江出璧玉而得名。楼上有古人题刻的“闲听秋风，静眠凉月”， “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等匾额，驻足其间，有松风明月之意境。
乐山大佛雕凿在凌云山西壁石崖上，是这里最著名的景观，佛像坐东面西，通高七十一米，肩宽二十八米，远眺峨眉，近瞰乐山，双目欲睁似闭，面容慈祥肃穆。唐开元初年(713)，海通和尚为平水患，开凿了这尊大佛，历时九十年才建成。
从大佛背后的夹道前行，经海师洞左转拾级而上，便是东坡楼了。此楼为木质两重结构，原为明代魏忠贤祠，传说苏轼曾在此读书，后人便改祀为东坡楼。
初踏乐山山水的欢乐，凌叔华被战争火焰烧灼的心，暂时得到了安顿，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为她洗去一路的尘垢，她当时不知道，战争的洗劫竟是如此漫长，在这座小城一住便是八年。
二
武大从珞珈山迁来乐山不久，内部斗争便表面化了。一方面以校长王星拱为首的“淮军”，开始拉拢各系的主任；另一方面是以教务长周鲠生为首的“湘军”，他的做法是巩固院长级，但经常处于劣势。
他们虽然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发展到现在，已是各有天下。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维持着绅士的架子，因住在东吉祥胡同，有人称他们为“吉祥君子”，但到了乐山，绅士们便没有那份风度了。
王星拱，字扶五，一八八八年生，安徽怀宁人，早年考取安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化学，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一九二八年到武汉大学任系主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世杰走后他接任了校长。
周鲠生是湖南长沙人，一八八九年生，早年留学英法，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八年到武汉大学生任教授、教务长。
陈西滢虽不是湖南人，因着与周鲠生的私人关系，他被划入了“湘军”阵营。他主持的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三个系的主任，在武汉时还不明显，这时教授们经过系主任的挑拨，把平时的怨气一齐向陈西滢洒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文系由陈西滢推荐请了两位教授，一位是叶圣陶，一位是高晋生。由于中文系主任刘博平与高晋生是同学，攻击得不那么露骨，而对叶圣陶则不同了。叶圣陶不是大学毕业，虽写过几部白话小说，却成了刘博平攻击的话柄。刘攻叶的名言是“白话不算是文学”。他还派他的得意门生朱某跟班听课，这位助教逐字逐句记下来，每周向刘博平打小报告。刘博平把这些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叶圣陶文理不通的罪名。王星拱也加入到攻击叶的行列，让他的同乡、中文系的一名姓徐的教授大肆进行义务宣传。
朱东润是一九二九年来武大中文系的，因是陈西滢邀请来校，王星拱、刘博平也把他划到了陈的一边。因武大新生语文成绩太差，陈西滢为加强中文系基础学习，提议由朱东润讲授六朝文这一课程。朱费了很大气力，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就在这时刘博平却决定六朝文不开了，又叫朱东润开《史记》课，于是朱只得又去写《史记》的讲议。
那时刘博平把中文系的刘、徐二教授划在自己一边，叶圣陶、高晋生、朱东润划到陈西滢一边。苏雪林从师友关系上应在陈西滢一边，刘博平看在她是安徽人的份上，没有给她过多的难堪。刘博平看到中文系自己势力不足，在王星拱的支持下，又拉了黄、徐两位教授作支柱，还从中央大学请来一位姓李的讲师，人手齐了，便开始进行排挤。
一九三九年秋天，因“恒言”事件，打破了中文系表面的平静。
刘博平为入学甄别考试，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为“恒言”，要中文系的教师去监场，学生问什么是“恒言”，教师们都答不上。到文庙阅卷的时候，正好警报响了，于是大家都退了出来。叶圣陶、高晋生、朱东润回到住处，商议着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恒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参加阅卷，签字后公开致信校长王星拱，狠狠抨击了一下刘博平。
八月中旬，陈西滢、凌叔华与朱东润相约同游了一趟峨眉山。 峨眉山在乐山西边不远的峨眉县。这座山海拔三千米，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两天。它与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山上寺庙建造于东汉，大小寺庙近百座，主要庙宇和风景区有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清龙江栈道、洪春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等十多处。山上峰峦起伏，雄秀叠翠，真不愧为“峨眉天下秀”的美誉。
当他们一行回到峨眉县的时候，忽然天上飞过三十多架飞机。峨眉县城立刻拉响警报，然而峨眉县没有被炸，却轰炸了乐山县城。
这一次乐山县城损失惨重，全城一片火海，焦枯的臭味达半月之久。城中心的主要建筑被炸毁三分之二，庆幸的是武汉大学师生伤亡不大。
杨瑞六、袁昌英的家化为灰烬，只有人逃了出来。杨瑞六在匆忙中救出了他《货币与银行》一书的手稿。
经过这场轰炸，武大秋季开校日期推迟了。陈西滢的住处没有受到损失，而他在武大的形势已经输定了，文学院院长被架空，没有工作可干，自己开的课是教熟了的，他让凌叔华留在家里照顾老小，他邀上朱东润又到青城山旅游去了。
不久叶圣陶辞职，到四川省教育厅郭有守那里当了语文视察员，高晋生则去了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稍后朱东润也辞了职，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十月初，陈西滢、周鲠生先后辞去文学院和法学院院长之职。王星拱看到中文系刘博平和外文系方重反对陈西滢太过露骨，便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翰来接任文学院院长一职。
凌叔华在武大虽没有职务，而这样的人事变动也影响到她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陈西滢的事，令她的心也难以平静下来。
三
战争进入了胶着相持阶段，全国的抗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国民党内部分裂，国共合作摩擦，战场胜负难测，抗战初期那种激情渐渐式微，而陈西滢的辞职，给家庭的冲击也影响了凌叔华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四月，凌叔华在《后方小景》一文中，不无调侃地描述：
春天的夜晚“严寒彻骨”，“梦回时，远近都是咳嗽声”的“重伤风”。“天亮了，小孩吵、闹肚子饿，大人心烦了，吧吧批了脸”。
沿河边的厕所，清风传送味气；靠城门的大街上，小贩水一样进城；城门边，两厢的店铺照常开张，但一夜间货物涨了价。马路中心，一长队童子军走过，在衣衫破旧的小贩中“着实显得仪表不凡”。而人们依然故我地谈论着卖主涨价，是因为“缺货”。
街上的童子军“向茶馆借了条结实的板凳”，一个学生站在上面讲，“国家已到最后关头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板凳上的学生嚷得额上鼻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点，脸上通红如喝了烧酒，一直红到脖子根。”而围着听讲的人则诡异“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值得这学生这个样子”。
“听了一会，有三个聪明的听懂了”，原来是“东洋人强占了许多地方，抢劫了许多东西，打死许多‘同袍’”。这个学生“原来是抱打不平的，他要替人家报仇，叫大家帮他”。有的说“这年月真稀奇，花了钱放着书不读，倒派他们出来‘代缘告帮’”。还有的说“我说这叫‘狗咬老鼠管闲事’，报仇，哪里轮到小孩子身上？”
这就是“后方”的抗战。凌叔华用少有的讽喻笔法，通过一个个场景，一段段对话描述，把事关国家命运的严肃话题，弄得走了腔，变了调，令人哭笑不已，甚至成了闹剧。文章题目曰《后方小景》，然小景不小，其背后揭示的，俨然是一个全民抗战动员不深入的重大课题。
在关注全民抗战的同时，凌叔华的家庭“战争”也爆发了。原来陈西滢的母亲和大姐在重庆跟他的弟弟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凌叔华本就与她们性情不合，此时因生活条件艰苦，住处又狭窄，家里的气氛就紧张了。自幼被别人侍候惯了的凌叔华，如今去侍候一家老小，跑街，做饭，劈柴，洗衣，心中自然诸多不平。加之不耐四川的气候，又患上甲状腺炎，多方求治，然收效甚微，情绪不好时常常向陈西滢发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西滢刚刚辞职，凌叔华的母亲李若兰在北方去世了。
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北京，凌家史家胡同的住宅遂成不安全之地。李若兰考虑天津德国租界那所房子空着，相对比北京安全，于是便搬到那里居住。在天津，李若兰很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尽力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地方。有的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李若兰感染了肺炎，死在了那些陌生人中间。
凌叔华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便收拾行装，告别西滢和他的母亲、大姐，带上小滢，急急赶往北平。叔华告诉女儿是为她外祖母处理后事。小滢不知道，这是不是去北平的真正理由，还是找借口离开乐山。
第十九章 北平奔丧
一
凌叔华一行回到北平故宅，第二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李若兰(约摄于一九三○年)
那时因中国四处是战区，她便沿着朱东润刚从无锡返回乐山的路径，按图索骥，重又走了一遭。
她带小滢先由乐山乘汽车到重庆。在陈西滢表舅吴稚晖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买了重庆到贵阳的汽车票，凌叔华母女很快就上路了。路上经綦江、松坎、娄山关、遵义、永靖到贵阳。过娄山关时，秋雨绵绵，山路左拐右绕，路上十分难行，稍不留心就会滑到山谷，做了野魂山鬼。到贵阳时天色已晚，他们找了一家简陋的客栈，吃完饭便睡下。
从贵阳到昆明要经过安顺、六盘水、曲靖，路上大约有两天行程，第三天才到达昆明。从昆明到越南河内的火车票好买，凌叔华没有停留，稍事休息便登上了去河内的火车。河口是中越之间的一条界河。过河口的时候，凌叔华望着桥下的流水告诉小滢，这边土地便是越南了。到河内她们又换乘火车到海防，那里办手续很简单，不长时间便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
凌叔华和小滢在香港没有停留，买了到上海的船票，第二天一早便登船北上。船到汕头时，城市早已被日机炸毁，全城一片瓦砾。到达上海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更为糟糕，四处飘着膏药旗，港口满是穿黄衣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日本兵要和小滢说话，凌叔华赶紧把她拉过去，叫了一辆人力车，匆匆离开码头，直奔陈西滢弟弟家。凌叔华在上海稍事休息，让陈西滢的弟弟帮助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等(摄于北平家中)
回到史家胡同旧宅，只有同胞大姐淑芝带着十五个孩子在那里度日。母亲死时，二姐淑萍没从上海赶来，小妹淑浩远在美国，丧事自然全由大姐承担。淑芝告诉她，母亲孤零零一个人住在天津，临死前她才把母亲接回北京侍候。母亲死后，她无力将母亲安葬，只得暂厝法源寺内。
淑芝的丈夫虽是原铁道部长的儿子，但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此时连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找不到。淑芝丈夫带着他们生的十五个孩子住在这里，只能扎紧裤腰带勉强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