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20)

脆弱的维纳斯，迷惑的战神
陷坑已张开铁网
锈痕斑斑，如潮涌的星
自然尚容许穿透
只挡在一层皮膜前
墨画的节肢动物可以生殖
在切嚓响的搏击中
螃蟹肢腿在海的拥抱中扣紧
咸味的黏液，向深海沉没
逃逸，海风飞过寒冷
绯红的落日，黑色的断树
陡峭的英格兰鸟语悬壁，直到老
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
诗的选题格调不高，但意象清新。尤其是诗的结尾声两句，独特新颖，很有诗的冲击力，如一束初夏的闪电，会将心灵灼伤。
在朱利安结束从西藏旅游回来的时候，廖鸿英和英斯·杰克逊从英国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归来，英斯也是英国人，朱利安和她一见钟情，如一蓬野火倾刻间燃烧起来。
朱利安与英斯的传闻让凌叔华陷入狂乱，她一改过去的高雅与娴静，怒斥朱利安不负责任，并以死相威胁。她随身带着一瓶老鼠药和一把刀子，如若不然就吊死在朱利安屋里。
朱利安公然用种族歧视来回应凌叔华的挑战，盛怒之下说凌叔华是“中国式头脑”，“中国人是下等民族”，“一个贤明的帖木儿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阉割他的男性公民，让女人同北欧的日尔曼或印欧的亚利安民族结合——所生的后代一定很不错”。
由于凌叔华的吵闹，迫使朱利安改变了态度。
此时武大管信件的人也从中得知了朱、凌不轨的信息，一时间传遍校园。后来廖鸿英将二人的暧昧关系传到陈西滢耳中。十月的一天，朱利安和凌叔华被陈西滢堵在屋里。陈西滢暴怒地“打碎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然而，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以极大的宽容让凌叔华自己做出选择。由于双方都想顾及面子，凌叔华选择了断绝与朱利安的关系。而朱利安为平息剑拔弩张的关系，“以事不关己的立场辞职”，被迫离开中国。
至此，朱利安只剩下无奈和悔意。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埃迪的信中说：“愈加麻烦了，我对那事已经相当厌倦了……已不再合我口味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这样写信给凌叔华：
有许多事情都将会非常好。最好的便是我们打败了法西斯，你们打败了日本，然后明年秋天你就可以来查尔斯顿……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地位、传统、流言等等，只需要从此幸福生活。
是安慰，是怕凌叔华自杀，是画饼充饥？
此后，朱利安向学校假称先到南京，再转道上海，从上海离开中国。他还让轮船公司的朋友帮他作一份声明。实际上，朱利安是从武汉南下广州，再由此转道香港，乘船返回英国。而凌叔华假称回番禺老家处理父亲遗产，先一步赶到广州，与朱利安见面，共度最后时光，而后再送朱从香港上船。同朱利安一同回国的英斯也在那条船上，尽管朱利安力图不让两人碰面，结果二人还是碰上，不过都让他应对过去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陈西滢曾与他有过一次交谈，定下所谓“君子协定”。当陈西滢从廖鸿英那里得知凌叔华去香港和朱利安相会，
1937年朱利安(左一)在西班牙前线
即给他写信，指责他不守信用，“不是一个君子”。而凌叔华面对丈夫的质问，推说：“如果他想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朱利安离开中国后，他仍不断与凌叔华书信往来。
六
一九三七年，朱利安回到英国后，不顾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和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劝说和反对，执意到西班牙战场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并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七月十八日在马德里之战中，他驾驶着救护车未能躲过敌人飞机的追击，被榴散弹炸死，埋在了马德里北部的弗伦卡拉尔。瓦内萨回忆说：“他伤势非常严重，不可能生还。医生告诉我朱利安表现得多么优秀，他带回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朱利安战死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学，正值秋季开学之际，学生们为他开了追悼会，地点在文学院的第一教室。正在武大读书的学生吴鲁芹后来回忆，陈西滢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出席追悼会并作了发言，说朱利安·贝尔是很有希望的作家，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而且牺牲了性命。就在这时会场一角发出嘘声。当陈西滢走下讲台，一位学生就冲了上去，大叫贝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不懂的这个就是不了解贝尔先生，就不配来纪念贝尔先生。他一面指责墙上挂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送这副挽联的是抗敌问题研究会。他说这种不了解贝尔先生的行为，正说明他们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接下来就有人去朗诵挽诗，并有人带头呼口号。挽诗和口号都与贝尔不相干，肃穆的追悼会变成了群众大会。陈西滢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
朱利安·贝尔去世的第二年(1938)，由他的弟弟昆丁·贝尔编辑了纪念文集《散文、诗歌与书信》，由伦敦贺加斯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利安·贝尔生前写的《中国日记与笔记》，现存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约翰·康福德、朱利安·贝尔合传《到前线去》，由两位英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约翰是朱利安牺牲在西班牙战场的剑桥同仁。
凌叔华和朱利安·贝尔在武汉大学十六个月的婚外情，不管是帕特丽夏·劳伦斯所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还是魏淑凌著《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其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上述著作和资料。
直到凌叔华一九九○年在北京病逝，她与朱利安·贝尔这段婚外情，世人也知之甚少。即使当年武大的老人知道一些内情，碍于传统，大都为尊者讳。

第十七章 内迁前夜
一
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救亡团体等大部迁移到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轰轰烈烈展开。武汉大学一时成了抗敌指挥总部，武大的操场也变成了军队的训练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等十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文协未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一切工作。
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等亦参加了抗敌协会的工作，陈西滢被推举为抗敌协会理事。苏雪林为支援抗战，捐出了平时积蓄的三根金条。
一九三七年秋天，凌叔华在武汉接待了从上海流亡来的萧乾夫妇。
凌叔华对于萧乾夫妇的到来非常热情，马上腾出楼上房间，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书房里。那时日机不断来空袭，凌叔华一家便和萧乾夫妇到湖区跑警报。
杨振声、沈从文这时从北平也逃到了武汉。
杨振声早在清华大学任教和燕京大学兼课时，就认识萧乾，他是萧乾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此时从凌叔华处得知萧乾失业，随即收为教科书编写班子的临时人员，萧乾夫妇也从凌叔华寓所，搬到杨振声在珞珈山脚下租借的住房。
由于同住珞珈山，凌叔华和萧乾、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朋友常有往来。凌叔华不断给予这些朋友生活方面的照顾，然而，由于时局日紧，不容他们去谈论文学。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空袭日益频繁，这些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这群文化人租住的珞珈山下的房子，门前有一个竹牌坊，上面有五个“福”字，他们就戏称为“五福堂”。杨振声是堂主，大家都叫他杨大哥。然后是沈(从文)二哥，萧乾是三哥，杨振声的大儿子是四哥，沈从文的内弟张寰和是五哥。一群人打破了辈份，平等自由，其乐融融。萧乾平时去武汉大学图书馆选教材，写讲解，遇到拉警报，就跑到附近小树林躲空袭。
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多久，前线又传来南口、保定、石家庄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一批批伤兵接连运抵武汉。萧乾、杨振声、沈从文等打起行装，告别凌叔华、陈西滢夫妇，从武汉去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从文大哥沈云六的家。
在这期间，陈西滢听说父亲被日军飞机轰炸亡故，便冒险回了一趟无锡老家，陈西滢的弟妹均在外读书，他只得把母亲和大姐接到珞珈山居住。母亲和大姐信奉佛教，便在家里摆起了灵堂，每天吃斋念佛，为死者祈福。凌叔华本就对陈家印象不好，此刻朝夕相处，亦无共同语言，她倍受折磨，只让女儿小滢中间跑来跑去，由陈西滢去照顾她们。
一九三八年四月，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和诗人W·H·奥登来造访武汉大学，凌叔华也参加了武大为他们举行的茶会。他们是为撰写一本中日战争的书来中国，尽管大家为战事“忧心忡忡、情绪暗淡”，然而凌叔华还是努力表现出了应有的镇定。她将自己绘制的扇面赠送给他们，上面不仅有淡雅的东湖风景，还题写了有关抗战的诗句：“正当举国同奋起，惊叹走笔忘吾哀”。她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准备了一份礼物，装在一只精巧的小盒子里，“衬垫上是一颗象牙雕成的头颅”，请他们回去代为转交，因为他们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友人。
二
在国民党首府南京被困之时，从北方彻退下来的伤病员，也大量的聚集来武汉。面对当前抗日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全民抗战意识，鼓励前线士兵英勇杀敌，成为全民不可或缺的工作和义务。武汉大学师生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分批分期去慰劳武汉三镇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凌叔华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她与苏雪林选了一个平日慰劳人员去得少的汉阳。一打听，汉阳的伤兵医院不在汉阳的市中心，而是在汉阳南边靠长江边上的鹦鹅洲，总名称为第十五伤兵医院。
早上八时，她与苏雪林等十人从武昌渡江到汉阳，在那里雇了两条小船，装上两挑子慰问品便开船了。
走了一刻钟，她们才发现船并不是在江里走，而是在漫了水的陆地上走。凌叔华骋目环顾，到处一片汪洋，在浮出水面的房屋顶上，一丛丛树梢露在空中，远远望去，像一丛丛水草。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即使打开雨伞，也不能完全遮住身体。已是十月天气，她们被这秋雨打得又湿又冷，不禁打起了寒战。
沿途人家房屋皆半截泡在水里，屋里只好搭起木板，一家男女老少，站在上面，守护着他们的绳床、瓦灶和破盆烂罐。这是他们唯一的家产。有的墙体因浸泡已大片脱落，豁开的墙用破席挡着，有的屋内搭起的木板已经倾斜，摇摇欲坠，这是日军轰炸造成的“人间地狱。”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下了船，走过一个臭水泥泞的夹道，这便是第十五伤兵医院。
迎接她们的是医院的吴主任，在他的引领下，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凌叔华、苏雪林等人共走访了四座伤兵疗养所。这哪里是什么医院，实际上是从前的会馆。但那些厅堂还算宽敞，空气也还流通。这些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排排病床上，铺着灰色军毯，盖着薄薄的棉被，身上穿着印有红十字的短棉袍。
凌叔华说：“这样的床，让我们睡一天，准保会背痛。”
苏雪林说：“看上去还好，比上海的伤病医院要好一些。”
她们分开与伤兵们谈话慰问。
这批伤员是抗战开始较早投入战斗的士兵。有宋哲元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师在北平、宛平战斗负伤的士兵；有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在北平南口战役负伤的士兵；有孙连仲、曾万钟、关征麟部参加河北保定会战负伤的士兵；还有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负伤的士兵。这些士兵有的来了一个月，有的则刚来一个星期。士兵大部分是炮伤和弹伤，有的断了臂，有的伤了腿，有的伤了胸，大都经过手术，现在正在休息。在凌叔华看过的二三百名的伤兵中，他们没有一人因病痛而呻吟，也没有一人因负伤而怨天尤人。
凌叔华问：“你们负了伤，一定很痛苦吧!”
一个断臂的士兵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受点伤不算什么。”
有的士兵说，我们心里很急，盼着伤快点好了，快到前线同兄弟们一起打小日本，蹲在这里算怎的。也有的士兵说，我们吃亏是武器不行，没有飞机大炮，光靠轻武器远远不行。还有的士兵说，我负伤后是老百姓把我救下来的，子弹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取出的，弹片是在河北保定医院取出的。凌叔华早年在这两个城市上学或生活过，谈起这些医院她并不陌生，跟这些士兵谈话，不觉拉近了同他们的距离。
有一个士兵告诉凌叔华，他身边躺着的这个兄弟，一个手榴弹投过去，炸死了十三个日本兵。这个士兵又告诉她：“日本兵不善夜战，晚上非睡觉不可。我们就趁黑夜去摸他们。”
这些伤兵年纪大都在二十岁上下，体格健壮，十分和善，但对日本侵略者却同仇敌忾。
医院一天两顿饭，这些北方来的士兵吃不惯大米，希望多做一点面食。
凌叔华走到手术室看了看，这里医疗设备十分简陋。
吴主任说：“希望红十字会给医院增加一些医疗器材和药物。特别是X光透视，麻醉药剂，士兵大都是炮伤，弹片多至七八处，有了这些设备，手术时士兵少受些痛苦。”
凌叔华说：“我们会给红十字会去说。”
楼上是负伤军官养伤的地方，陈设与士兵住的相仿，只有三四个人，伤口大都痊愈了。这些军官告诉凌叔华，全民抗战尤其要有人指导民众，像华北老百姓的心是好的，愿为国尽力，但用着他们时，却帮了倒忙。希望有文化的人多指导民众，给他们作好宣传。
凌叔华把带去的慰劳品托医院领导分给负伤的士兵，不够的以后再补上。新到的伤兵没有被褥，她当即决定把武大战时服务团做的五百多条棉被送来，并再想法捐点钱，给医院做一两千条褥子。
太阳已经偏西，大家饥肠辘辘，她们告别吴主任，便踏上归途。
士兵们掌声相送。
这次汉阳慰劳伤兵，凌叔华无不为之动心动容。她仿佛也被置身于战火之中，枪炮声，呼啸声，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轰鸣。战争原本是让女人走开的，然而此时却迅速地拉近了与她的距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士兵，为国捐躯，慷慨赴死，都堪称民族的骄傲!在这国脉如丝的时刻，不管是前方和后方，不管是普通百姓和文化界学人，都应该给他们送去一份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三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战争动员令，武汉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末就开始筹划内迁事宜，作为陪都的四川重庆，本是最佳选择之地，但因迁入的机关和学校太过拥挤，他们只好选择了远离重庆几百公里的小城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