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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五日，朱利安·贝尔高兴地给母亲瓦内萨写信报告平安：
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待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六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
信中提到的系主任即陈西滢，妻子和孩子是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
朱利安也带着喜悦的心情，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他的教学工作。他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诗人”，在教职员工名单上填写的是“剑桥文学学士；从事写作研究”。他讲授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每个班级十个学生左右)，还有每周一次英国现代主义讲座，一共十六小时的课时。他不仅认真备课，还写教学日记，记下学生写作能力等。朱利安的热情和直爽性格很快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朱利安·贝尔的妹妹安吉拉与母亲瓦内萨·贝尔
一周后，朱利安向母亲瓦内萨再次写信：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和我住得极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又译曼殊斐儿)，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
他还在日记中对武汉大学和陈氏夫妇赞誉有加，并把武大比作“剑桥大学”。
又过了十一天，朱利安在给他的母亲瓦内萨的信中写道：
随着我同陈先生一家的接触增多，在我眼里他们显得越发友好、敏锐而且聪明，他们是那种所有人都该全心喜欢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不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还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不能讨论性和政治，而且我发现我们交谈时老是我在说，他们说英语自然不能如我这样流畅。我希望在这个月结束之前就可以开始学汉语。
朱利安感到，这里因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是不能随意谈论“性和政治”的。
上课伊始，他的教学工作是十分忙碌的。他把英国布鲁姆斯里的伦理道德、英国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都列为他的授课内容。他想通过教学活动，让中国学生了解现代英国文学，并由此促进中国的文学尝试。
初到武大的时候，人们给朱利安取了个中国名字“培尔”，与他的名字朱利安·贝尔发音相近，有一股清教徒的味道，是“建立在古老传统之上的平静心灵”。后来这个名字成为埃迪·普雷菲尔等对他的戏谑之词。
三
朱利安·贝尔到武大仅一个月，便向他剑桥时期的朋友、财政部某官员的私人秘书埃迪·普雷菲尔说出了“他的爱情奇遇”。
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对院长夫人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是中国最著名的画家、短篇小说家之一。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很有趣——总而言之，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
剑桥的大部分朋友早知朱利安的多情倾向，并认为他是一个情种，爱情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动机”。埃迪看信后要求朱利安告诉他“整个故事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并“顺便问一下她的芳龄”。他答应朱利安“一定会保密，不会泄漏半点口风给别人”，“拿出你的小照相机，给她拍张照片”，还告诫朱利安“千万别跟你的院长陷入什么麻烦”。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给母亲瓦内萨去信，宣布了他的“爱情生活”：
亲爱的内萨，总有那么一天，您要见了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她不是，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可爱的人，就是年纪大了十岁)，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等我康复后，我会让她更投入，我现在的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的影响和别人对我的影响都不大，但我很了解自己，有句话说得好，游行跟着旗帜走。
母亲告诫他，那是“极其危险的”。他随时可以回到英国，而“可怜的苏(sue)”将为你的越轨行为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陈源院长“颜面扫地”也远比在英国更为严重。
十二月六日，他给他的母亲写信说：
昨天我给你写信时，然后叔华来了。看到信，她对其中一段有关她的话大为光火，所以现在威胁说要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感谢上帝，不是中断我们的友情。今天晚上我们刚还大吵一番，搞得筋疲力尽，但是我想我最终能够说服她——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如果不能让她回心转意我会绝望的。她绝对是我所爱过的最严肃最重要最成熟的女人——而且也是最复杂和最认真的，最善良最迷人的人之一。所以可以预言，暴风雨期已经到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是日伪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日，日本侵华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学生突破反动军警的包围，爆发了数万人的示威游。第二天陈西滢因事外出了，凌叔华去找朱利安商量她母亲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便是在这一天，朱利安与凌叔华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十二月十八日，朱利安写信给他母亲说：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从没有爱过……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在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
她告诉朱利安，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她与陈西滢的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关于爱没爱过徐志摩的问题，凌叔华一直讳莫如深，不肯承认。美国作家特丽夏·劳伦斯在采访她的女儿陈小滢时得到确认。
陈小滢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又说徐志摩“出国时(1923—1924)把许多书信和日记留给她。这些东西直到他去世时(1931年)她还一直留着。我想当徐志摩的遗霜(第二任妻子)试图讨回那些信件时曾发生过不少不愉快。徐志摩还爱过林徽因，她也给他写过信。我不理解为什么从我母亲那里找不到徐志摩书信或诗歌的片言只字。我的猜测是她嫉妒徐志摩的朋友们，并且可能变成他秘密的敌人。我父亲是他的好朋友。我猜我父亲是经徐志摩才介绍给我母亲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朱利安又给好友埃迪回信这样描述凌叔华：
她很害羞，言谈举止都显得害羞……这是迄今以来我最奇特的一次恋爱。她紧张而且热情，就像你的宿敌海伦(苏塔)，她也总爱自我折磨、悲观，常需别人肯定。她们的嫉妒心都强，不愿意失面子。但另一方面，她聪明、可爱、敏感、热情，还是个狡黠的小说家。她是社交的完美导师，帮我挡去了无数的花招。
埃迪·普雷菲尔深知朱利安专爱与女人调情的一贯作风，处处带着布鲁姆斯伯里的习气，他建议朱利安注意流言，不要胡作非为。
朱利安并未听从母亲和好友的告诫，停止自己的“浪荡子”行为，反而变本加利地实施他的“情感攻略计划”，目标很明确，就是拉凌叔华和他“上床”，虽然他的性病使他不免尴尬。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他频繁地给他的母亲写信，竟有十数封之多。
四
凌叔华在北京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打算与凌叔华一起去北平待上三周，“到那里去同床”。
一月十日，他写信给母亲列出向凌叔华的“情感攻略计划”：
一、此事绝对保密，偶尔去汉口找宾馆过夜；
二、征得她丈夫同意后离婚；
三、她可以住到比较近的地方，我可以去看她；
四、我想办法调动到另一所学校去，然后她也可以去。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我可能和她结婚(我希望按中国法律办，因为这里离婚的程序简单一点，只要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离婚即可)。
凌叔华告诉朱利安，她与陈西滢的婚姻是出于“友好，责任和想要结婚”，这之前她与徐志摩曾有过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徐志摩的挚友。从上述攻略计划看，绝不是朱利安的一面之词，透着凌叔华的意志和信息。
凌叔华终于等来了去北平的时机。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姨母”克恩慈女士病逝了。
凌叔华与朱利安商定，骗过陈西滢的眼睛，她先一步到北平参加克恩慈的丧礼，朱利安晚一步赶去幽会。可是，凌叔华到北平后，“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人都没去看。在房子里穿了笨重的棉衣围着炉子都嚷冷(我本来不怕冷的)，在很好的太阳里晒着也觉不到温暖。旁人却都说这几天忽然变得暖多了，你来得却是好时候呢。母亲怕我病了，劝我出去走走。我说：‘不出去也好，多走一处，将来多留一处凄楚的回忆。多见一个朋友，便多一次的感慨。’我心里其实想说将来中国死无葬身之所的话，怕惹老人家难过，只得默然了。”
这是凌叔华到北平的第三天，写在《悼克恩慈女士》文章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看，凌叔华对母亲也未说实情。实际上她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情人朱利安的到来。
朱利安大约一个星期后出发。动身以后，他给英国好友埃迪写信说：“我正在去往北京途中，在充满沙尘的北方平原上，我将与情人度过20天的假期。”
一月十七日，朱利安在给她的母亲的信中说：
有心理准备，“纸是包不住火”、也许需要寄钱给我支付回家的路费，或听到我和她结婚并在这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她自杀了，如她经常威胁的那样……这一切都似乎有点不真实。
第二天(十八日)，他又给她的母亲去信：
我享受着生活，就像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样：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时就像巴黎一样奇特，你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同一位情妇一起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她委身于你，十分可爱，在饮食口味上也无可挑剔——是这个世界上浪漫男子的梦想……还有，我要结识中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要去剧院，要去滑冰，还要做爱。
朱利安在另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很快乐，傻乎乎的……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吃饭，不过，可叹的是，在这样一家中国饭店里，你没法炫耀自己的情妇，因为你完全被隔绝在小房间里。
此时，凌叔华被情欲之火冲昏了头脑，在朱利安面前大显自己的门第和人脉关系。她领朱利安到凌府家中做客，带他到沈从文家中赴茶会，还带他到齐白石家中为之求画。凌叔华也一改过去的装束，戴上精致的耳环，时尚的绒帽，风姿绰约，跟朱利安去拜访在北京的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阿克顿。凌叔华在离开北京之前，还领着朱利安到西山郊游，尽管是寒冷冬天，但灰蒙蒙的山峦还是令朱利安激动不已。二月一日，他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说：
在西山的日子里，我们看了许多寺庙。其中有些十分可爱，白色大理石的庭院，布局对称美观：许多装饰华丽的浮雕和一些美的雕塑。有一尊巨大的镀金睡佛，我想象着哪位政界要人送他一双巨大的鞋子。然后，你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爬了一座小山，我真的爱上了西山。它是那样的山——从平原上看十分突出，其实它们跌宕起伏，就像旧日的青铜水牛一样，而且体积巨大，色彩浓厚。我真的能在北京生活的十分愉快，但我想我还是更爱查尔斯顿。
参观卧佛寺镀金大佛，令朱利安眼羡，他贪婪地想象，有哪位政界要人送他那双“巨大的鞋子”就好了。
北京之行还使朱利安做起了凌叔华家里的财产梦。
他设计凌叔华如果和陈西滢离婚，他鼓励她继承北京家中遗产，来维持经济上的独立。二月三日，朱利安给埃迪写信说，“相当幸运……能够拥有大笔财产，还能够通过写作和绘画养活自己”。并设想让凌叔华把那个“邪恶的姐姐”从家里赶出去，以便保住她的遗产。
年关的钟声就要敲响，凌叔华不得不回武汉同家人团聚。朱、凌北平浪漫之旅，就这样在“千金良夜”中落下帷幕。
五
凌叔华、朱利安从北京回来之后，他们时相过从，继续混在一起。
朱利安想帮助凌叔华把她的作品译成英文，办法是先由凌叔华翻译，再由他加工、修改。这些稿件被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接受，拿到英国的《伦敦水星》杂志却被拒绝。
六月初，妹妹淑浩和她的丈夫陈克恢从美国回来探亲，叔华接到母亲来信，便带小滢赶回北平与他们团聚。
凌淑浩的外孙女魏淑凌在《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一书中写了这次回北平的活动：“七月和八月都在那里。在北京期间，与那些作家、画家和其他朋友见面占去了叔华很多时间，但这几个星期，凌家两个最小的姐妹又一次与她们的母亲住在了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睡觉。姐姐淑芝也时常顺道来家里看看，拉着他们的儿子‘汤姆’，买了玩具，到火神庙看木偶戏。淑浩还到曾经就读的协和医学院、冯耿光表哥家，和朋友们会面、吃饭、聊天。他们原想不久从美国回来，看到日本侵略的魔爪已伸到了华北，在亲友的劝说下，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暑假到来的时候，朱利安和他的学生叶君健(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德里克·布莱恩，还有汉森·罗伊一起，前往西藏探险、打猎。他们先是乘船东下，游江西庐山。在途中，他给凌叔华写信说，这些人没有谁与“陪我共游北京的你相媲美”，他无限向往“大山、凉风和运动”。他还买了步枪，去牯岭射杀野猪，这使他兴奋不已。从庐山下来，朱利安等折而北返，向西经四川去西藏。尽管路程遥远艰苦，朱利安仍然激情满怀。途中他写下若干首诗篇，其中《交合之后》，写得是他与凌叔华的甜密回忆：
横越，跨过，纠结的蚊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