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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号兰紫，在外文系教授戏剧；一八九四年十月出生，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一九二六年赴法国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讲授英国戏剧。袁昌英早在北京时就与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了新月社、《现代评论》的活动，相识相交甚好，还让出生不久的女儿杨静远认他们夫妇为干亲。
稍后，来武大教书的还有苏雪林。苏雪林幼名瑞奴，学名苏梅，一八九七年生，大凌叔华三岁，安徽太平人，一九一七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一九一八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先习美术，后改文学，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和安徽省立大学，那时她已有《绿天》和《棘心》两部作品饮誉文坛。
她们的相聚，给当时的武汉大学带来不小声誉，尽管凌叔华不在武大任职。她们三人形影不离，意趣相投，有时烹茗谈艺，有时连袂出游，有时捉笔润色，久之她们便得了一个集体号——珞珈三杰，意为三位是女中豪杰。
她们也是“珞珈山上的三个文学朋友”，亦都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坛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凡在珞珈山住过的人，或与新文艺有缘的人，或从报刊杂志中，都会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
袁昌英，是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第一位中国女性。她以现代主义重新创作话剧《孔雀东南飞》，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行年四十》等作品，开创了中国女作家的先河。
凌叔华以短篇小说《酒后》名世，著有《花之寺》、《小哥俩》、《女人》等小说集，亦是画坛高手。与冰心、林徽因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三位才女”。
苏雪林是文豪苏辙第三十八代嫡孙，留学法国。著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中国第一部 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散文集《绿天》(一些篇章被选入当时中学生课本)，是李大钊、胡适的学生。
一九三○年六月，闻一多先生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到青岛大学任教，陈西滢便接替他任文学院院长。
武汉大学新址建成后，学校教职员陆续从东厂口搬来。但真正搬完，已是第二年夏天了 。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武大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专程从南京赶来祝贺并讲话。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称武大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大学最漂亮的建筑。
武大的教职员住宅区，是按级别划分的。教授们住在一区即“山前十八栋”。那是一排排依山建造的小洋房，一家独居或两家合住一个连体楼。陈西滢和凌叔华就住在一区的小楼里。
杨瑞六、袁昌英夫妇也搬到这里，住在最上排的三百二十七号。杨瑞六比袁昌英晚来一年，任经济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他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与陈西滢是校友，回国后同在北大任教，现在又走到一起。
一个夏天的早晨，袁昌英穿了一身白衣服去文学院听课，陈西滢喊道：“男子，干啥子去？”
袁昌英小名兰子，同事们喊来喊去，便成了“男子”。袁昌英便借水行舟，以男子自居。
“到文学院去啊。”袁昌英答。
“这就奇怪了。”陈西滢说。
“奇怪什么？”袁昌英说。
“我们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
袁昌英这时才发觉陈西滢和她开玩笑，便也说：“你的文学院离这里也太远了，坐交通车都不方便。”
陈西滢说：“把你的家搬到文学院顶上，那时你又要叫嚷不是远近，而是上下太麻烦了，我看你呀，顶好去学仙人的缩地术!”
袁昌英说：“到你的文学院听法朗君训导，也是给你捧场啊。”
陈西滢便讽刺说：“你到文学院听课，也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你没听说过‘舍命吃河豚’那句话吗？作家的味道胜过河豚当不止几十倍，岂不是拿十条命来争取？”
凌叔华在屋里听到这两位留英老同学打嘴仗，便跑出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吗，兰子，别理他，女人穿衣服也成了他讽刺的话柄。我看他都成病态了，一句好听的话也不会说。”
院子里响起袁昌英的笑声。
这期间，凌叔华夫妇和袁昌英夫妇常在院子里品茗聊天，谈谈往事，叙叙友情，凌叔华初到武昌时孤独和苦闷，便慢慢消解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山上不时飘来阵阵槐花的香味，凌叔华打着扇子说：“兰子，那一年奉军占领北京，你到法国去了，北京乱成一锅粥，到处抓人杀人，《京报》的邵飘萍也被抓去砍了头。《现代评论》也常被检查，朋友们的稿子都寄到我那里，为了保护好稿件，还得夹上一封假情书。”
“那你不成了大众情人了吗？”袁昌英说。
“是啊，为了刊物生存，只好这样。蔡校长、胡博士待在上海不回来，北大的许多教授也都纷纷南下。我和西滢结婚后，只好先去日本待一年，看看形势再说。”
袁昌英说：“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父亲也在那里。一九二八年回来后，情况仍未好转，国民政府又要北伐，只好到上海找胡先生。”
凌叔华说：“西滢在日本就给王世杰校长写信，说武大要扩建，需要人，上海那地方我又不喜欢，所以就来了来武大。”
袁昌英说：“那可苦了你，打小在北京长大，到南方来一时怕不习惯。”
凌叔华说：“咱们这拨人聚到一起，慢慢也就适应了。”
陈西滢插话说：“用北方话说，那可是鲇鱼吃黄连，苦了大嘴了。”
袁昌英说：“你挖苦我们没什么，你可要善待这个小妹妹啊!”
隔着夜幕，凌叔华感到，陈西滢还是佩服袁昌英的，遇事比他达观。
生活有时会给人苦闷和烦恼，但也会给人以喜悦和收获。而苦难，总是给予那些敢于面对的人，然后在这之间，为他们打开另一道门扉，展开另一番风景。凌叔华没有把这段时间留下空白，她在等待中惊醒，在等待中超越，便是她面对苦难的一种深刻体会。
一九三○年四月，继《花之寺》之后，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 小说集《女人》。这便是文学与生活给予她的双重回报。
这部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凌叔华近年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小刘》、《李先生》、《杨妈》、《病》、《送车》、《疯了的诗人》、《他俩的一日》和《女人》等八篇。这部作品集仍以凌叔华熟悉的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在题材和主题上，比《花之寺》都有了新的拓展。
沈从文在谈到凌叔华小说特色时说，她“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在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它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
甫来武汉大学的凌叔华，终于走出最初的寂寞和苦闷，她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激励了创作热情，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笔下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多样起来。
四
民国十七年(1930)秋天，凌福彭的身体江河日下。
李若兰给在美国的小女儿凌淑浩一连去信，详细描述了她父亲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并说她父亲已回到南方，在那里，他能够从床边的窗户看见他的荔枝林。看了母亲的来信，凌淑浩本想回去看望父亲，但又不能拖着身子去做这样一次远渡重洋的长途旅行。托马斯·道远·陈(即淑浩儿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封家信，告知她父亲去世了，家人把他埋在番禺。
也是那一年，凌淑浩在美国匹茨堡完成医学实习后，接受了陈克恢(协和大学淑浩的老师)的求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巴尔摩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仪式过后，凌淑浩坐上陈克恢的“双门纳什车”，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途中度过四天蜜月，陈克恢便接受了伊利·李利制药公司为期一年(研制麻黄)的合同，凌淑浩做他研究室的助手。之后不久，凌淑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穿着一件大褂掩盖了七个月。
以此推算，凌淑浩生下儿子当是一九三○年的事了，而在《家国梦影》一书中魏淑凌写成“一九三三年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婚后到一九三一年之前，她父亲从病重到病逝，她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的事。
根据番禺深井村村志为凌志康提供的凌福彭的墓碑和材料所记，准确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深秋。
凌福彭最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东城西荔枝湾，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南京，时局很乱，上海(租界城市)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受南方影响，北方的军阀政府也加紧思想控制，形势一天天恶化，加之学校常年欠薪，已不利于文化人的生存，因而许多学人纷纷南下上海谋职。胡适那时在美国访问，知此情况，干脆不回北京，直接去了上海。叶公超、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应暨南大学郑洪年校长之聘，也先后去了上海。
深井村村志提供的材料亦说，民国十六年(1927)凌福彭也去了上海，住在女儿凌淑萍家。因女儿与郑家结亲，凌福彭也与郑家父辈过从甚密，到上海后便与郑公馆比邻而居。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外面传言，有人要绑架凌福彭，于是他便迅速离开上海，到广州荔枝湾“定香馆”二女儿凌雪山家居住。凌雪山的丈夫潘寿西是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文岩的后人，潘家原是福建同安人，乾隆间由闽到粤，入籍番禺。
导致凌福彭病逝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二十年(1931)秋天回乡祭祖。他不得不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承担这次“主祭”之责，到深井后，是人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的。这次祭祖，因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广州他的病情便恶化了。
凌福彭病故后，在广州停棂“七期”，请僧人做道场，宾朋吊唁。深井村的材料说，他的棺椁是上等楠木做成，价值千两白银。到深井安葬，雇的是两只洞艇游乐船，一只运棺木，另一只运亲属，从珠江码头上船，沿江东下，再运到深井江沥海(村南边的河)码头下船，由杠夫抬往福旋冈墓地安葬。
凌福彭的墓碑是百天以后第二年壬申(1932)三月刻立的，碑文是：
清授 光禄大夫润台府君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 墓
民国壬申三月祀子启恂、启凇 孙念本、念赐、念曾、念珠立石
后来有乡人说凌福彭的墓地犯冲，“福旋者覆船也”。民国癸末(1943)孟冬，由叔华的兄长启恂、启淞迁墓地于大飞冈(坐寅向甲庚之原，向庚兼甲庚)。大飞冈在村北的飞鹅岭，珠江从脚下穿流而过，形如天鹅饮水，这里有深井八景之一“飞鹅饮涧”之称。
凌福彭的葬礼李若兰是否有偕女儿们参加，材料没有提及，查遍凌叔华的文字，没有一处写她父亲病逝的事，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小说《古韵》中写了早年对父亲的记忆。而母亲李若兰用信件传递了凌福彭从生病到病逝的信息，成了家族中仅存的记忆，尽管时间上有些错位，细节应该是准确的。
呜乎!一代大儒凌福彭，就这样殒落了。
昙华林时代的凌叔华，接下来是否会走出生活的沉闷和寂寞呢？
第十三章 八宝箱风波
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济南号”，从南京飞抵北平，要去听林徽因为外国驻华使节作的中国古建美学讲座，在途经济南城南党家庄时，因天雨雾大，触山身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晨报》刊登了这一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这司机二人是王贯一和梁壁堂，乘客一人是徐志摩。
胡适(1891—1962)
凌叔华听到这一消息，在脑海里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心里想，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怎么会死了呢?也许是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
林徽因(1904—1955)
这年二月下旬，徐志摩应胡适之邀来北大执教，住胡适家米粮库胡同四号的楼上，三月初便开始了紧张的备课授课。六月，凌叔华从武汉回到北京家中。徐志摩午后到东城史家胡同看望她。第二天又约上沈从文、罗隆基一起到香山看望疗养的林徽因。第三天凌叔华又请志摩在家吃鲥鱼蜜酒。第四天应陈衡哲之约，凌叔华、徐志摩、杨振声等吃午饭看小曼临摹画卷。第五天凌叔华、徐志摩、杨振声、邓以蛰、沈性仁等晚上到北海聚会。
凌叔华清楚记得，十一月九日那天，志摩去看她时还说：“明日要御风南去。”转而看到她的本子上抄着志摩一篇记游文章，旁边戏题着“志摩先生千古”几个字，志摩说：“哪能就千古了呢?”第二天志摩没有飞成。他给她通电话时还顽皮地说：“风太大，吹回来了!”
然而，志摩身亡的消息，终于从朋友那里得到证实。
十一月下旬，胡适和朋友们要为志摩编辑遗著，征集存在朋友中的信函，此事也通知了凌叔华。凌叔华在给胡适的信中讲了她和西滢对志摩的怀念。
今晚听炮响两声，坐在冷清灯影下重读志摩旧信，忽然发现了一页，寄呈一阅。这一页中令我想起彭春，他曾经与志摩互诉心曲而成知己的人，此时竟让他在海外瞎猜知己的生死，似乎太残忍了。不想，你知道他的行踪了，如能通知他最好不过。……此刻重读志摩的信真是说不出的情绪，泪是可以把纸洗了。可是同时感到一种没有白来一世的自慰，因为在过去几年，竟真找到一个人间友谊比喻不上的一个人。他竟会因我诚恳迟钝的心灵，□□□□□□的事物，因此产生不少精品。他的信我捡了两晚，除去一些涉人涉事或人以为故意自炫的外，其余的还一样不缺质与量的丰富与精彩。……通伯来信哀志摩的话有几句道着我们大家的悲痛。他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以后谁能像那样多才?……”通伯可怜得很，因为家在摇曳风雨中的北方，国事欲哭无泪，偏偏在此时把个相爱的朋友折了，无怪他每上床时双眼闭不上，□□□□□□□□□怕大不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