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14)

“哦，明天别是他的生日吧?”三奶奶问。
“不是，也是，他说明天是他的第二个生日。”
“怎么叫做第二个生日?”
“妈妈，”阿秋撒娇的顺势爬在她妈身上细声道，“我不信你不懂？”
“我头发都快白了，那晓得这些新鲜话?”
“难道妈妈也不记的去年我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样说我倒明白了。秋儿，我们还不如今天先请他吃顿好饭吧。递那件棉袄给我，等我弄两样他爱吃的菜等他来。”三奶奶说着也精神上来，也不咳嗽了。
母女二人不仅期盼这位未过门的女婿到来，而且还盼望着女儿尽快结婚。阿秋的爹死时她只有三岁，二十一年过去了，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女婿大学堂毕了业就做事，现就有人聘定了他，每月薪水一百多块，一家人困苦就要过去。可是——
到了两点半钟，三奶奶已把菜肴打点好，只等他下学时，趁热便吃了。又走到堂屋看阿秋摆桌位。
“多摆一张椅子，请请四叔叔，看他来不来。若没有四叔叔，那选得上这样好女婿?”
三奶奶后来拢拢头，洗洗脸，已经是三点半了。……
到了五点她们俩都急起来。阿秋满心委曲，泪溃了眼眶，只抱着头嚷痛“还是我到大学堂去打听吧，”三奶奶等的疑心起来。“他们说一定来，别是他碰到什么事来不了吧?方才张大妈告诉，今天学生们又到执政府请愿，想必他也混在大群人众里面。”
母女商议了好一会，三奶奶决意到学校查问去。方走到大街上便听见街上人说卫队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她心里猛吃一惊，赶快跑到学堂打听，门房说学校里死了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
这是一曲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之歌。
小说没有从正面描写“三·一八”惨案的场景，却从另一个视角，揭露了段祺瑞执政当局乱杀无辜的罪行。
在阿秋和母亲等待这位未过门的女婿回家中，因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个未来的美梦彻底破灭了，苦苦的等，到头来却是母女无言的悲哀。
这篇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也没有血淋淋的场面，然而凌叔华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描写，却能唤起人们对母女二人的同情和怜悯，对段祺瑞执政的愤恨，让人们发现社会的无情和人生的严酷。这也是那个年代反映“三·一八”惨案为数不多的一篇小说。
三
收入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十二篇作品，在主题上是相当统一的，巧妙地探究了社会转型期女人的忧虑和恐惧。陈西滢在《编者小言》中认为，“她的风格渐渐有转变的倾向”，在以后的岁月里，凌叔华的创作是不是像预言的那样，再有新的突破呢？
读者将拭目以待。

第十二章 甫到武昌
一
黄澄澄的太阳还未褪尽秋天的暑热，陈西滢和凌淑华从日本回京立足未稳，便急匆匆由上海转水路南下武汉，到新创建的武汉大学报到。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十年后又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又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另有国立北京中俄大学和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并入。校址分设三处，称中山大学一院、二院和三院。校部设在武昌城内紫阳湖畔东厂口的一院，学生近2000人。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陈西滢、凌淑华因为没有租好房子，先到老同学皮宗石家暂住，以后搬到武昌昙华林街一所教会人士的院落里租住。院落虽不大，但院中有一株高大的杨树，绿荫匝地，让人感到十分清幽。
昙华林位于武汉老城的东北角，地处螃蟹岬(山)以南，花园山、凤凰山以北，街道呈现出“一路两街环绕周边，老街里巷居中贯通”的格局。自近代汉口开埠以来，美、英、瑞、意教会组织在这里建教堂、办学校，有武汉的“租界”之称。各类学校二十多所，最有名气的当属文化书院。围绕着昙华林西至得胜桥，东至云架桥，北至中山路，南至粮道街，东西长一千二百米，南北宽八百米，总面积一平方公里。代表性建筑有北伐的得胜桥、马道门、太平试馆、崇真堂、育婴堂、鼓架坡半园、三义村、涵三宫、云架桥、“孟宗哭竹”的孝子巷、六通寺、城隍庙、供奉刘关张的灵瑞道院、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石瑛故居、钱基博(钱钟书之父)故居朴园、刘公馆、伍修权的家等，这些地点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沧桑，还承载着文化、经济、民俗和宗教的故事。
胡适来武汉讲学与武大教授(珞珈三杰)合影
昙华林地名始载光绪九年(1883)《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昙华林”一说是指此地多小型庭院，且善植昙花；一说是印度梵文的译音。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一街名可能与佛教有关，可惜未再作进一步考证。
十月，陈西滢安排好住处，即到原中山大学主楼上课。凌淑华因无留洋背景，只得在家做全职太太。
武大的首任校长(开始由刘树杞代理)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于湖北崇阳。他四岁入私塾，十二岁到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二十岁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一九一一年十月辍学南归，参加了武昌起义，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二次革命失败后到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法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被中国留学生选为代表，向中国代表团力陈拒绝签字。一九二○年冬，应北京大学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大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汉口后，他离开北大，转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又任武汉大学校长。
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上任后，教学之外考虑最多的是选址建校的问题。八月，他请来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等人来考察，最后择定武昌城东靠近东湖的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作为校园新址。然而，这是一片丘岭丛葬之地。几千年来，城内城外的百姓死了就埋葬于此。凌叔华刚来的时候，这里荒冢累累，一望无际。因在这里建校，那些荒冢必须迁走，校方费了无数口舌和大笔资金，又加上政府的压力，那些死者家属才算答应了。然而，那些死者后裔并不去认领，每天掘出无数骨骸，皑皑然堆放在那里，最后还是学校为他们建了三座灵塔，才将其安置。
选址、迁葬问题解决了，大家还觉得地名也不吉利，王世杰请大家起名字，最后采纳了诗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建议，用同音不同字的办法取名珞珈山，亦含坚硬玉饰之意，既保留了原来人们的称谓，又诗意盎然，同时还象征武大是“两湖”最高最美的学府。
武汉大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设计，他到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参照中国传统“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建筑理念，以逻迦山为中心，利用山与谷布置学区，使得建筑与自然有机形成一体，堪称美轮美奂。中央是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站图书馆平台上，武大全貌尽收眼底。
学校占地三千多亩，建筑面积近八万平米，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室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组成。
招标以后，由武汉著名的汉协盛和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分别承建各项工程。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动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成大部分建筑，最先完成的是文学院、理学院、“老斋舍”(学生宿舍)和“十八栋”(教授小洋楼)，工学院(1934)、法学院(1935)最后建成。王世杰见到漂亮的“十八栋”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武大首批教授王世杰(首任校长)、王星拱(二任校长)、周鲠生(三任校长)、杨瑞六、陈源、皮宗石、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邵逸周、石瑛等，全是由英国学成归来，他们云集于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奠定了学风和学术基础。建校期间，王世杰带领学生从东厂口步行到逻迦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五十万株。
建新校是一个巨大工程，无疑给广大师生点燃新的梦想，困难和期待成为这群追梦人的又一考验，需要时间一步步将矛盾消解。
二
校园建设的路线图令陈西滢心里升起希望之火，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教学工作。可是在这里住久了的凌叔华觉得并不怎么好。比起古都北京和风光秀丽的日本相去甚远，加之这个冬天落雨不断，居室阴冷，成了她一块心结。过年后不久，这里又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任命朱培元、刘峙、韩复榘为一、二、三路总指挥，派兵进攻武汉，后来桂系败退，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南逃广西。一段时间，这里人心惶惶，混乱一片。
在寂寞、不满和无聊的时候，凌叔华便用创作来打发日子。她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同时还寄去她新创作的小说《小哥儿俩》，请他转《新月》杂志，信中还说：
此间比北京自然说不上，一冬总是落雨，春来正庆幸可以享享阳光与自然界的美，又被什么战事闹得鸡犬不宁。最可惜的是武汉大学预计今秋可落成的依山临湖的新校址，又成云烟了。一天枪弹的钱，销去三两所大学的希望，这是想不到会这样快的!
志摩为梁任公跑了两次北京，听北京朋友说，他说话的态度很有些像三四年前的人了。小曼据说依然虚弱的很，她亦可怜，精神也振作不起来吧。
我们夏天还回北方，此间大约热得不堪，现在仲春已行路时出汗了。你们夏天不离上海吗？
四月二十一日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五月十一日她又写信给胡适：
四月廿一的信收到，甚感朋友的勉励。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到了春天，院子热闹，屋内稍清静，所以赶紧趁时写些东西。最近写了两篇，并寄上其一《杨妈》。不知你还记得四年前大家在府上吃饭，高一涵先生说故事，你代为悬赏征文的事不？当日我倒是认真想写，但又写不出来，后是大家都没有下笔，我也懒下去了。现在居然大家已经忘掉了时，我写了。如仍有赏，只好赏我一个人吧!(自然，及格与否，无比较也不能定)。这里面的女仆，是拿我用过的一个作模子，太太是我想像的好太太(听说高太太素有贤名)，高先生我知道不多，不妥地方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吧。这篇阅后，还望便中赐以指正。如果《新月》要用，就请你叫他们先抄一份下来，因我这一篇在六月中就得拿去印书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注明这事实，就请注数语(最好只及事实的)，我倒不是想因注而传流不朽，不过想着留一点纪念，叫读此篇的朋友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还未忘这件事吧了。
这一年，凌叔华先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刘》、《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女人》等作品。暑假从北京回来后，凌叔华又给胡适写信：
我们这里真是孤陋得很，朋友们也不会想到给这一个畸角的人们写封信的。我仍然度我看家生活，武昌是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里，哪里也别想去。房子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看到一片!这种无聊生活怎好呢？写东西，总说那几个人，叫人都厌了，不说还不如不写好。
……
可怜活活的一个人，整天关在三四丈的几间小房里，除了吃睡之外，看书看得眼也黑了!
陈西滢致胡适的信中，也谈及了叔华的情绪：“叔华在这里，却实在是活埋。她时时闷得要哭，我也没有法子劝慰，也许有一天她连哭都不想哭了，那我们在别人看来是完了，在自己也许倒好了。”
昙华林居住时期的凌叔华，她不停到崇真堂附近的邮局发信、寄稿件，在这条一千二百米的东西长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趟。如果脚印是时间滤光器的话，这条街上一定会留下她很有质感的脚步声响。
三
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十六日，沈从文因胡适中国公学离任，只身带了武汉大学的聘书，来武大文学院向陈西滢报到。
沈从文所教课程，还是新文学创作与写作，每周授课三小时，月新一百二十元。到校伊始，他给胡适写信说：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的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吃饭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从这封信当可印证凌叔华的烦闷不无道理。
沈从文不上课的时候，便到凌叔华家看画为消遣，或到古旧书店买字帖，或到图书馆看书。还说“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的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而来的书。”
在武大虽然过得并不愉快，但对于教学沈从文还是尽力把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经验，悉数留给他的学生们。何其芳、吴晗、罗尔纲等，都是受惠于他的弟子。
沈从文在武大上完第一学期的课，寒假便赶回上海看还在中国公学旁听的妹妹。在这期间，他还看望了丁玲、胡也频和他们的儿子。不久，因胡也频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时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他接到狱卒送来胡也频的条子，便四处托人为他保释。丁玲与他虽多方努力，最终还是归于徒劳，二月七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时寒假已过完，沈从文辞去武大教职，向徐志摩、邵洵美借了一笔路费，决定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常德。从湖南回沪经过汉口，沈从文和丁玲过江去看望武大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凌叔华在与著名作家李辉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内容大致如下：
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
回到上海，沈从文正在四处谋职，突然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邀请信。信上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经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
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五月中旬离开了他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睽违多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