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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体中，有的人嘴就不和，本来很好听的话，他讲得就不好听，真奇怪了。再不然，那嘴厉害的故意找些好听的话说，但是那些话一听就晓得，很讨厌。这口要和是要会讲话，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人家的意见调和了，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口业也是修来的，你前生没有修口业，口德不好，你越劝，人家越要打官司。有的人一来先骂个两句——“搞什么名堂！不成样子！吵个屁！我请你们吃饭去”，别人就不吵了，毫无道理的几句话，也就解决了。这就是他前生修口业，有威德。所以要修口德啊！这是其一。
其二，嘴巴上吵来吵去没有什么事，一句话空的嘛，却抓得好紧，心里生气好几天，不只把脸气绿了，还气乌了。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到我这儿来诉苦，我肚子里都打好分数了，两个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口和就无争论嘛！不过你们在劝夫妻不和的时候要注意，他们讲另一半的不是你可不要附和，他们回头和好了，就会说起你这个中间人的不是了，这是实际的例子。口要和才无诤，这就是修行嘛！你不要以为是空话，你只会南无南无有什么用？所以大家要反省，有几个人是口和的？同我一样，一开口就使人讨厌就糟了。
第三是“意和同悦”，我们处在团体生活中，要注意嘴巴不和还容易，有时口里说点假话，哎呀！我对不起，抱歉……可是肚子里却梗着，这会梗出癌症来的！癌症就是与生闷气有关的。非常内向的人，你打他都不放个屁的人，然后脸上发青发乌，在里面生气，将来百分之百得肝癌。
另一种是脾气非常大的，也有患肝癌的嫌疑。中国人患肝病的特别多，患肝癌的尤其多，就是喜欢在心里头生闷气。因为这个民族很奇怪，表面上有个假面孔的，装作没事，心里却生闷气。意如何做到和？不但和，而且要能与人同事，能与人共同生活。家庭也是如此，你看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意见会相同吗？绝对不会。现在讲代沟就是意不和，意和就没有代沟了。
第四是“戒和同修”，这个戒不仅是戒律，也包括生活上的习惯。譬如爱干净的同不爱干净的，就不容易处在一起。像我是非常爱干净的，而且爱整齐，我的东西不喜欢别人乱动乱放，有同学拿了不好好放回去，我就心里讨厌，这就是一种戒不和。但是真碰到了，又能怎么样呢？真把我东西搞乱了，你斜眼一瞪，他笑一笑，也算了，你就要想，这东西最后是会坏、会没有的，就没有事了。所以戒和才能够在一起同修。戒和，照一般的解释是大家的戒律一样地好，这怎么可能吗？有人道德好，有人道德差一点。差一点、好一点要能和最难，你看“六和敬”除了和还有敬，敬就是要尊重人家啊！这样才能共同修行。
第五是“见和同解”，见就是意见、观念，人与人之间意见会不同。不要讲别的，没有一对夫妻的意见是完全相同的，但也因为两人的面貌不同、个性不同，才能结婚，完全一样是不能结婚的，结婚了会早死一个。吵吵闹闹的反而可以吵一辈子，吵完了又没事了。这种情况我看得多了，如果一直吵架的老伴走了，剩下的一个没有吵的对象也就差不多了。见和是见解相同，如何沟通来达到见和是很重要的修行。
第六是“利和同均”，利不只是钱，即使睡上下铺的人之间也有利的问题，这是个比方。利害关系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是同均，平等。
发挥起来也包括社会经济问题，这“六和敬”在佛经中是应用在僧团的生活上，实际上扩充起来，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其中。大家天天要写佛法的文章，就不晓得发挥，把“六和敬”这么伟大的佛法只用到僧团中，太可惜了，这是佛的真正教育法，天下太平的大法。
那“六和敬”从哪里做起呢？
“六和敬”有两层意义，要先从内心做起，身、口、意从自我做起，戒、见、利从行为扩大，由内而向外，人人自动自发，这是真民主、真自由，也是真佛法。
这些大文章不去写，一天到晚钻牛角尖，做什么学问？世界不能和平，主要问题不在政治制度或是学术文化，而是在每个人此心能不能和平。因为做不到此心的和平，此心不能了、不能度，要想求家庭、社会、国家、天下能够和平，那是永远不可能的。这是人类文化的大问题，所谓人类文化，包括了一切宗教、教育、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等，不只是博物馆的古画，或是什么歌舞才算文化，文化包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和习惯。如果“六和敬”能做到了，也许这个世界就能够太平。
（选自《维摩诘的花雨满天》）
第四章 事业的真义
职业不等于事业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都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跟天塌下来一样。全世界的政府，每天都为就业头痛。
有人现在工商业做得好，很发财，或者官做得很大，这不是事业，这个是职业。中国文化中，什么叫作事业呢？出自孔子《易经系传》中的一句话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譬如大禹治水，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功在万代，这叫事业，真正事业的精神在这里。
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的为社会，实际却是为饭碗考虑的职业。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做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等，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连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则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
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会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像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去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
中国文化讲究，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立身处世、进退之间应大有分寸，绝不能顾虑到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每逢过年，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或是附庸风雅，都会悬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不是为了拿高薪，而是求学问，可以视圣贤为榜样和最高目标，并不是求圣贤的名，或者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读书不一定要做官，万一不幸出来做了官，则“为官心存君国”，既然出来做公务员，就要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
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的的确确已两样，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大不妥当。过去一个读书人，十载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老百姓还要回避，坐在轿子里比汽车里舒服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监狱长，这是编制内的人。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以前一个县衙门里，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像清朝康熙时代，全国官吏，上至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万七千人，却做了那么多事。
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那个时候，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的确是很光荣。现在当然两样了，是公务员替人服务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习惯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搞清楚了，那就好办了。很遗憾，几十年下来，这一点还是没有搞清楚，以致产生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很多纠纷。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所谓立身出处，是很慎重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主张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应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
今日考进来的学生，目的是为了职业，既然为了职业，那么做医生是职业，做公务员也是职业，职业的下面，就只有价值问题，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问划不划得来。过去，我们的思想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所谓“为官心存君国”，讲好的一面，是牺牲自我。为什么要得到权位？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国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历史上许多大臣死了以后可怜得很，像秦桧害死岳飞，抄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抄到，唯有破书而已，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的。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漫谈中国文化》《论语别裁》）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富贵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有名的话。在《论语》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记·伯夷列传》上，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是“富贵如可求也”，还多一个“贵”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古书上这些小问题，读书时也要注意到。我认为《论语》的记载比较对，应该没有“贵”字，因为《尚书·洪范篇》上讲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便没有“贵”字。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富贵”两字往往连起来讲，富了自然就贵，不富就不贵，富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富”字应该已经包括了“贵”字的含义。
孔子认为富是不可以去乱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所谓拍马屁，乃至让干什么都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什么都不会来。“从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道德仁义。
真的富贵不可求吗？孔子这话有问题。中国人的老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小财、能节省、勤劳、肯去做，没有不富的；既懒惰，又不节省，永远富不了。大富大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大富的确由命。
我们从生活中体会，发财有时候也很容易，但当没钱时一块钱都难，所以中国人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古人的诗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在穷的时候，真的一碗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但到了饱得吃不下去的时候，每餐饭都有几处应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么东西？这又谈到形而上去了，暂时把它先放放。
现在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话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对人生道德价值而言的。如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来，这个富就很难看，很没有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应该做，这中间大有问题。如“不可求”，我认为不可以做的，则富不富没有关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易经·系辞传》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人都要求这两样东西：“富与贵”。“富”，财富集中在我手里；“贵”，把我架得高高的。我们中国“富贵”这两个字用得非常之好，富了就一定贵，贵却不一定富。算命的就晓得，有些人命很好，但他是“清贵”，贵是很清的，官做得很大，一毛钱没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官，死了连棺材都没有，要靠朋友凑钱来买棺材。像宋朝的岳飞，当了大元帅，满朝文武认为岳飞家里多少会有几个钱。但是岳飞被杀抄家时，除了几本破书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清贵。
“崇高莫大乎富贵”，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富贵。譬如说一个人学问好，是说他知识上的富，这不是金钱所能买得来的，即便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一个人的道德高，也不是用金钱买来的。所以“富贵”两个字大家要先搞清楚。这里所谓的富贵，是广义的，不是指狭义的财富和做官，因此说最崇高伟大的是富与贵。一个人充实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大富，大富当然是贵重的、值钱的，是无价之宝了。
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备物致用”。具备了万物，但这并不是说我富贵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才叫作“备物”。备物是真正达到了大富贵，世界万物皆备于我，是本有的，因为我们本体里具备了万物，具备了万物而能够起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譬如科学家很富贵。我讲的科学家是指发明科学的科学家，不是现在的科学家、技术家。现在的科技是真正发明科学的人发明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很可怜的。像有名的艺术家，死了以后，一张画也许可以卖几千万，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说不定还是饿死的。你说他的富贵在哪里？他的价值是在死了以后，他死了后很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