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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于是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绝无二心。这里就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把王陵的母亲抓来。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叮嘱他还是好好帮助刘邦，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助刘邦。
另一段故事：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做了结论说：
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做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选自《历史的经验》）
把仁义当方法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长短经》
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此人来自乡间，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闻天下，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家里吃的菜，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旧兮兮的，非常朴素。我们看《史记》公孙弘的传记，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实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就像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孙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所谓“折节”，在古书上常看到，如“折节”读书。曾国藩有几个部下，器宇很大，但学问不够，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再回去读书，结果变成文武全才，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换句话说，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自己弯下来，就是对人谦虚，虽然身为长官，对部下却很客气、很谦虚，所谓礼贤下士，也是折节的意思。这段书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都不摆架子，自己也能俭朴、本素，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毁誉，却完全不同。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写历史的人，手里拿了一支笔，绝不会姑息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可是中国的历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由此观之，问题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但是评论历史人物，却的确需要隔一代。在当代要批评人物，也得留点情面，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这里的两个人，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形态和做法是一样的，当代的人很难评论，而后来历史的评论，完全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赵蕤说，范晔曾说过，人并不是各个都仁，有些人拿“仁”来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挍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这仍是范晔的话，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可是公孙弘当了宰相，一辈子穿布衣服，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皇帝不对，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汲黯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和汉武帝争吵，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把汉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见，教他不要急），这个骨鲠之臣，硬作风的人，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绝对是好的，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是什么理由？这就要自己去体会。
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或为了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差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历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做了一件事，在历史上站得住，留给后世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指孔子的话）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怕不合规定，勉强做到仁的境界，这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所以，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但是仔细考核起来，内在思想上，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历史的美谈。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他手下这些将领，在起义当时都是他的同事，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事们把他捧起来，当了皇帝，后来他也是很难办。做领袖的确很难，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杀的功臣最多，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到了那种情况，也真没有办法。朱元璋本来很好的，当了皇帝还念旧，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给他们官做，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说一次还不要紧，常常说，连其他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说当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一些老朋友、老同学来了一起做事，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在公开场合说空话。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使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来吃饭，酒喝多了，饭吃饱了，对大家说，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坐，大家拥护你到底。赵匡胤说，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别人也把黄袍替你们穿上，又该怎么办？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来问怎样才好，一定听他的。于是赵匡胤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们只好照办。这就叫作杯酒释兵权，没有杀功臣。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他确实很仁慈。
另一面来说，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开国以来，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版图。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知道作战的痛苦，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
（选自《历史的经验》）
核心价值如何成为治理手段
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把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一戴，然后提出建议，这是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接着八岁的康熙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从亲政到六十九岁去世，统治了中国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在思想上、学说上所做的反清复明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熙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
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满族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 是在背地里读的《老子》。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另一部书是《孝经》。
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做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做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尽了，尤其提倡孝道。
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地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李颙），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反而征召李二曲做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做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又特命陕西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
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探病，这一下可逼住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他只好表示有病，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
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非杀了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自己的意思，又交代地方官妥为照顾，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做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
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选自《论语别裁》）
欺骗是好的策略吗
长平之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秦国大将白起打赵国，一夜之间，将赵国降兵四十万人活埋了。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杀人，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不得已，所以没有罪。但如果为了私怨，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还把他活埋，罪过可大了。根据历史经验，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以后这人的结果，还是很不好。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不主张杀投降的人，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