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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已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这是《长短经》引用何晏的话，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
何晏是魏国人，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结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地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土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有利形势，军事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再出来一个马服君做大元帅，那这下一次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后来秦国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所以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选自《历史的经验》）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
三国时的广陵是现在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太守，他把地方政事交给了下属兼朋友臧洪。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消息，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全族被杀。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朋好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的高论，当然搞不好。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对这件历史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超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他引用范晔的话，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主义、最高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做些小牺牲。在平时做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个话就很妙。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而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信，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呢？并不是。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目标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割据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双方又打起来，也和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家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清兵去打李自成，结果成就了满族人的天下。
再以《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愤恨的私见影响作战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激荡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举”，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是没用的，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吴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选自《历史的经验》）
圣人不是只讲道德，不讲利害
“内圣外王”是宋朝理学家惯用的名词，实际上这个招牌是庄子的，他们拿来用了，反过来就骂老庄，这种学术态度很不严谨，很不应该。
下面来看庄子是怎样一条一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的。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庄子》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所谓圣人的修养，只限于通达人情物理是不够的，圣人还有进一步更高的通达。
“有亲，非仁也”，这个“仁”字与儒家解释仁义道德的“仁”并不违反，而是对孔孟思想更扩大的注解。“有亲”，亲人的私情。所谓真正的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中间有所亲，有所偏爱，那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如果是个大宗师，圣人之道，爱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样，好坏一律平等。
“天时，非贤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儒家的批判。《论语》提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儒家所谓圣贤之道，非其时不出来，社会环境不对不出来。但是庄子认为，真正的圣贤不为己，所以不论天时合不合都要出来，艰难困苦更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不过他又转过来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一句话也有一点骂儒家的味道，批驳儒家有利害不通之处。历史上看到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当时前后也看到很多，所以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没有得道，不懂利害的关键。
道家的所谓通利害，是怎么通呢？历史文化上常有争辩，儒家理论主张所谓临危受命，时代愈艰苦，愈要站出来，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临危受命的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走临危受命路线，多半认为时代狂澜不能倒挽，而走隐士的路线。
历史上儒家经常标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澜，气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于说台风过后，石门水库的洪水流下来，一个人站在水中要抵挡水流，大概早就被水冲跑了，抵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这种笨事，中流砥柱看起来很伟大，在那个时势的潮流下，除了一个人送命，历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对于社会没有贡献，对于国家没有补益。
道家认为要顺自然之势，就是所谓应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来，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计算雨量多大，流程多远，等到水流到关键点，打开一条水沟，顺势就把水轻轻带走了。政治也是一样，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把那个时代扭转过来了。所以说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利害关键，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进退存亡之道，就不是圣人，这种观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样。所以庄子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不是说君子比圣人差一点，如以学位比喻的话，圣人等于博士，君子等于是个硕士，大学毕业更差一点，这是随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所谓留万世之名，亡失掉了自己，这够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常常跟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两个观念，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兴那个时代，他跟李鸿章是外交的对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学生，把西洋的风气引介回国，改变了日本。他有两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全部中国文化思想，更充分表达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如果只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话，这是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的。
（选自《庄子諵譁》）
第四章 言行举止没有小事
说错一句话，后悔一辈子
法家的著作《韩非子》中有一篇《说难》，意思是讲说话非常困难，尤其是古代帝王时代，一个好的建议或者一个批评，讲的时候就要预知到有被杀头的后果；话讲对了，也许只是“片言”，却可能立刻晋入卿相之位。
非常奇妙的是，《列子》中有一篇《说符》，显示了说话与思想观念是同时的。从哲学立场讲，言语在没有表达以前，这个内在的叫作思想，思想表达出来就是言语，把言语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所以言语、文字就是思想，而思想、言语、文字要怎么样才能相符合呢？拿现在观念来讲，就是把话说对了。如何才是对？必须把《说符》全篇了解后，才可以得一个结论。
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唐代有一位诗人叫作温庭筠，学问好，诗也好，名气也大，当时出入于宰相令狐绚的书馆，待遇也好。有一天宰相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说：“宰相啊！你大概事情太忙，但公务之暇也要翻一下古书啊，你问的就是《庄子》第二篇里的一句话啊！”宰相听了很不高兴。温庭筠同现在年轻人一样，不会说话，假使他学过道家，一定会答复宰相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庄子》里的一句话，我也记不得了。再不然就装作不知道，再偷偷地给宰相递一个条子，宰相一看自己就知道了，那更好，大概会给他升官了。可是他不会说话啊！这不是让宰相难堪吗？从此前途没有了。后来温庭筠有两句诗形容，“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他后悔读书，尤其不该读《庄子》第二篇。
现在青年同学们出去做事，看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动辄上报告，上万言书，恐怕将来也会“悔读南华第二篇”。人生的境界，善于说话，善于处理事，就是个艺术，并不是光学滑头！现在的教育，很多青年以为自己大学毕业，拿到硕士、博士文凭，爸爸妈妈好像大字只认识七八个，看不起父母，那是非常混账的。
（选自《列子臆说》）
说对一句话，能解救天下
晋文公有一天离开宫廷，召集一个大会，准备出兵打卫国。卫国在齐、晋两大国之间，当齐国强的时候，只能跟在齐国屁股后面跑。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卫国又跟着晋国，小国抱着大国的大腿，很难的哦！卫国这个当家的非常痛苦，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卫国有一点不对，晋文公就想出兵打他。可是晋文公面前有位公子锄，是子侄或是兄弟辈，所谓诸侯之国的世子称公子，“锄”是他的名字。公子锄看到晋文公要出兵，当着他的面仰天哈哈大笑。
各位做人家的部下，讲话要合时啊！知时知量啊！什么时间该讲什么话，不会讲话就糟了。现在你看，晋文公已经穿上元首的衣服，正要出席御前军事会议，马上要出兵消灭卫国。这个多机密啊！只有少数人才知道，公子锄反对这个事，可是不能向晋文公直说不可以打，说不定脑袋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以一个特别的态度表达——仰天而笑。晋文公就问他笑什么，因为他到底还是公子。他说，今天早晨我笑死了，我看到隔壁的邻居送他的太太回娘家，这个男人不老实，在路上看到桑树园里有个采桑的女子，很漂亮，就向这个女的勾勾搭搭，也不管他太太了。他跟这个女的还没有讲完话，回头看看自己太太知不知道，结果看到另外一个男人也同他太太勾搭上了。他说，你看奇怪不奇怪？这一件事情把我肚子都笑痛了，所以我现在忍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