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尊己”,有两个翻译名词非常不好,一个是“自尊心”。什么叫自尊心?就是我慢,傲慢,在我们自古的文化里是不用这个名词的,因为会使人走上错误的路。另外一个是“值得我骄傲”。中国人如果自己骄傲,那是很可耻的。其实是翻译得不通,西方文化当年翻译过来,不是学问很深的人翻译的,都是年轻懂几句洋文随便翻译的,后来用惯了。其实中国人不会说自我骄傲的,而是用四个字“足以自豪”。“自豪”两个字就对了,“骄傲”就不对。自尊心的翻译,应该是“自重”,就是孔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自己尊重自己才是自尊嘛!当年因为翻译不慎重,东西的文化都没有通,看起来是个小事,却影响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之大无与伦比。所以你们做翻译的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翻。
所以人真想得到别人尊重,先要自尊,拿现在话讲,就是自重;更要先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如果骂人,讨厌别人,以为是自己的自尊心,拿宗教来讲,别人都逃避你,你已经陷入了孤立地狱,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不尊重人而希望人尊重你,那是不可能的。人要读书,读书不是为知识啊!是要回到自己身心上用,这才叫学问。
(选自《列子臆说》)
要不要做一个名人
杨朱游于鲁,舍于孟氏。孟氏问曰:“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
——《列子》
杨朱也是周游各地到处讲学的,这个风气从孔子开始。杨朱到了鲁国,寄居在孟家(不是孟子家),鲁国孟家也是大族。孟家人向他请教,一个人啊,做人就做人,为什么要求名?尤其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想要知名度,人为什么要知名度?
杨朱说,人求名是为了发财,有了名就有钱。
孟家人又问,既然求名是为了发财,有名也有钱了,人生不也就可以了吗?
杨朱说,有了名,也有了财,下一步就是为了显贵,人的欲望一步一步提高。有名有钱,但社会地位不高,进不去高阶层的社会,所以要求贵。而自称学者的人,认为有钱有名又算什么,理都不理人。可这些学问好的所谓有名学者,在富贵人家看来,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到了名利场合,看到是个教书的,也看不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很奇怪。可是这个人假使又有名,又有钱,又显贵,又有学问,我看很严重了!这个人恐怕要神经了,因为样样都吃得开。
所以他这里问,既然有名有钱又显贵,人的欲望为什么不停止啊?还要追求什么?杨朱回答,为了死。既然死嘛大家都要死,人生到了尽头,还有什么要追求的?杨朱说,为子孙啊!这就是一般人的思想。杨朱并不主张这样,只是说一般人的思想都是这样。
那么孟先生又问了,开始人为了求名,去高考啊,尤其现在的家庭,硬要逼孩子高考,结果考焦了还在考,眼睛都考成近视了,考到出国留学,回来,公务员也要吗?不知道。所以孟氏提出来,这个名对于后代子孙有什么利益?这是讽刺的啊!讽刺世界上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杨朱说,求名太痛苦了,一天东跑西跑的,你看名气越高的,作秀的地方越多。作秀是外来文化翻译过来的新名词,这里讲演,那里讲演,这里唱歌,那里演戏,越来越苦其身体,思想痛苦得像烤焦了一样,身心都憔悴。
所以在社会上名气大并不痛快,的确是“苦其身,燋其心”这六个字。但是,有了名的人,名只是个工具,是个敲门砖,有了名就能“泽及宗族,利兼乡党”。我们中国文化三千年的教育始终都在这里转,一直到高考,都是教育上的错误,是民族文化思想错误的地方。我说中国文化三千年错误,是从有家庭制度以后,就是重男轻女,生了儿子以后望子成龙,成龙的办法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念的,现在则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不同了。那么要求名只有读书,书读好了以后干什么呢?就要考取功名,所以“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了名就有官做了,升官就可以发财,这都是连着的,一路的思想。
我们仔细检讨,讲起来很好听,我们的文化思想,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没有脱开这个范围,没有说真为学问而学问,为人生而研究知识,那是高调。真正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功成名就,同宗亲戚朋友都沾到利益了,地方都大受其光荣,子孙后代更得其利益。
“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曰:“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从,道行国霸。死之后,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齐也,君盈则己降,君敛则己施,民皆归之,因有齐国;子孙享之,至今不绝。”
孟先生又说了一个问题,“凡为名者必廉”,真正求名的人,自己的修养必然很廉正,譬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都放弃了名利,结果反而给人捧去当教主,不求名而名自至。所以真正的求名就是宗教家,一定清廉,一定清高,但一定很穷。还有第二个要点,“为名者必让”,真正为名的人,他的道德修养、学问必然谦退、谦虚。学问好的人一定是处处谦虚,利益让给别人,自己退一步。退步太过分了,自己就没有地方住了,愿意走到最低贱的地方。
它的文字连起来,为名为利正反两面都有,所谓“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这是为名利的,可以说是真名的反面,我们一般人就在这个反面。而杨朱思想指出来的真正为名的人,则是走道家路线,“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一定是走清高的路线,但是贫苦;“为名者必让,让斯贱”,所以道家愿意处于下流,这个下流不是普通讲的下流,是人所不要的位置我来坐,一切都让给他人,就是这个结果。
名利的范围扩大来讲,就是后世讲功名富贵的道理。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说明名利的范围、人生现实的现象。我们晓得历史上齐桓公称霸是管仲这个有名宰相帮忙而成的,“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管仲使他的老板在当时的国际上多次成为联合国权威的真主,领导天下。管仲是了不起的人,他比孔子早了一百年左右,孔子都很佩服他。
“君淫亦淫”,古代淫是过分的意思,不是黄色。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但他不是个好君王,本来就是个太保,又好吃,又爱喝酒,反正烟酒赌嫖样样都来。管仲帮助这样一个老板很难办,这要有方法。所以孔子很感叹,说管仲命不好,如果碰到一个好老板,他的功业在历史上不止这样,可以同姜太公媲美的。可是他的对象就是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跑。所以他自处之道,老板喜欢奢侈,他也跟着奢侈;齐桓公讲究吃,他也讲究吃。其实管仲不一定想这样,这个里头是人生之道,是所谓君臣之间一个大学问,不是迎合,不是拍马屁,但是不能不做同道,否则没有办法合作。管仲跟齐桓公君臣之间思想一致,利害相合,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听的,因此管仲的政治思想大行于天下,在国际上称霸。
志合、言从、道行、国霸,这四点都很难。我们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生意人,经理跟董事长两个人能够志合的都很少;老板想找一个志合、言从、道行的都找不到;有才能的人想找一个能够做到这四点的老板,似乎也不可能。
譬如诸葛亮帮忙刘备,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这四点都没有做到。志不一定合;言从,刘备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道行,也并不一定行;国霸呢?没有霸起来,三分天下只据其一,所以并不高明。真高明的是管仲,他做到了,诸葛亮跟刘备做不到同路人,因为诸葛亮有诸葛亮的风格,刘备有刘备的作风,这两人不同。
“管氏而已”,古文就是那么简单,包括意义很多,他说管仲死了以后就为止了,下面没有了。管仲的儿子叫什么?不出名了,到他这一代而已。“田氏之相齐也”,齐国山东姓田的是名家,几千年了,实际上田家的田完敬仲,原来姓陈,是从陈国逃过来的,在齐国落籍。在战国时,孟子见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的后人了,是田家篡位,把齐国拿下来自己当了君王,三代以后就是齐宣王。田氏也同管仲一样做了齐国宰相,他的做法不同。君王非常傲慢,等于西方亚历山大那个样子,暴躁,专权统治。但是这个田常为相就谦虚起来,权力给君王一个人。这个君王不但权力集中,而且经济集中,很悭吝用钱。田常则相反,爱布施,所以所有人都归心投向田家了。因此到了相当的时间,他把君王拉下去,自己做了齐王,也是延续了一两百年,“至今不绝”,到了战国的时候还没有完。
“若实名贫,伪名富!”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辩,如此其省也。”
这样看起来,对于名与利的研究,很难下定义。孟氏说,一个人有了好的名誉,名誉里头有差别啊!伪善的人非常多,处处做善事,非常谦虚,非常客气,又信宗教,谁看到他都说是善人,但是有许多是假冒的。也有些人看起来很暴力、很坏,但是很直爽,却是真善。所以这个善名所包含的内容及真假、实际与否,其中大有差别。事实上,真正流传万世之名的,忠臣、孝子、宗教家、有学问的人等,都是穷苦一生。包括现在清高的艺术家、文学家、学问家,真求实际之名,想留千秋万代的名,这些人的人生境界一点都不马虎的,一生清苦。而那些假冒伪善的,就像田家一样,开始看不出来,最后富有四海,把人家的国夺过来自己做老板,这又是什么道理?
所以杨朱讲到真正为求万世之名的都很苦,除了历史上崇拜的这一些名臣外,很多人死了连棺材都没有,可是却留万世之名。那么杨朱的哲学来了,“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社会上有名的,不管哪一种名气,照杨朱哲学来讲,包括了一切宗教,一切学者,任何一种名气,“实无名”,如果真实为道的话就没有名,名是假东西。
这一点我们光看佛、道两家。佛家出家当比丘,也叫和尚,女的叫比丘尼,也叫尼姑,因为不要名,所以随便取一个名字,什么观啊、圆啊、慧啊、定啊,反正翻来覆去,那几个字摆来摆去,无所谓,挂一个标记就是,心里没有名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出家,还求这两个字的名吗?那就不对了,那恐怕要再出一次家了。道家的人也这样,所以中国道家的修道人,本名不知道了,自己随便取一个什么子,姓氏不知道,或者装疯卖傻。道家跟佛家的高人死了不知所终,究竟死了没有,考据不出来,名更不要;凡是留下名来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有假,都有问题。这是他对于历史哲学的批评。
(选自《列子臆说》)
能受多大委屈,就能有多大成就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以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因身被刑戮,何哉?”
——《长短经》
刘邦、项羽楚汉之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部队,能作战,是名将,举足轻重,靠向谁,谁就获胜。萧何、张良、陈平这几个文人,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他们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有如民国初年各地军阀,贩马的、卖布的出身,可是已经能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力量稳固以后,带了兵,喋血乘胜,天天都是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投机起家的分子,始终怀叛逆之意,始终不安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才有办法。等到失败了,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身遭刑戮而死,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说,像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觉得羞耻,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会这样。如项羽失败了,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但这些人失败以后,不死而虏,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没有别的缘故,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所以愿意被虏,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抓到兵权或政权,实施理想,云蒸龙变(根据《易经》的道理,“云从龙,风从虎”,老虎来的时候,会先有一阵风,龙降的时候,一定先起云雾。所谓云蒸龙变,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烈士殉名,夸者死权”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受什么委屈都可以,绝对不轻易牺牲。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后来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追击刘邦,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同时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在这样严缉之下,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做佣人。
朱家一见季布,就看出来了,把他收留下来。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要他说老实话。季布说,你既然知道了,就随你办,向刘邦报告,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朱家安慰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同时告诉季布,这样逃匿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将季布扮成车夫,带他去见刘邦。
到了洛阳以后,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问他来有什么事,当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会要钱。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季布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将才,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季布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项羽完了,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现在通令全国抓他,这样逼迫,他被逼紧了,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南越王赵佗是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虽已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随时要侵犯中原的),这样平白送给敌人一名勇将,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这又何苦?这班大臣向刘邦报告,刘邦听说是朱家来说的,就取消了通缉令,并且给季布官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