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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下属的欺骗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长短经》
魏文帝曹丕问大臣王朗等: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
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认为他说话很老实,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咐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如果当时撒谎,说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常用,常用总不大好。
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尽忠不能只做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一样。任德感义的,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
假使靠察察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错,成为风气,就与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相同。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体制来领导人,拿法令来管理人,就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而且自认为很高明,在内心上无所惭愧。他最后说,这两种情形之下,好坏悬殊,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像天平一样,不能一头低一头高,要持平。但一个领导人、大干部,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
(选自《历史的经验》)
对待人才的七种方法
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长短经》里,赵蕤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
(一)不会讲话的人才,恕之以直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二)朴实但聪敏的人才,恕之以质
臣有朴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禀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做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三)可以临危授命的人才,恕之以忠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
这一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拨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丘吉尔不敢任用,因为丘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他,实际上丘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四)违背众意的人才,恕之以公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五)个性倔强的人才,恕之以直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六)易被埋没的底层人才,恕之以难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七)个性孤僻独特的人才,恕之以劲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词。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
前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做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做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选自《历史的经验》)
九种防邪之道
下面也是赵蕤在《长短经》里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都不敢喝,生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多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一)识别真正险诈之人,虑之以诈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出于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地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它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纪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
(二)辨认表里不一之人,虑之以虚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做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三)注意那些善妒之人,虑之以嫉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论做领导的人,或者做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有这个毛病,有些人喜欢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四)清楚谁在挑拨害人,虑之以谗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讲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五)提防卖弄恩情之人,虑之以奸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对方。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六)严禁欺君罔上之人,虑之以欺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效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有了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七)灵活应对攀附之人,虑之以伪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侍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族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殿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殿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咸丰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族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族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族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做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做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做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娶几个太太,但原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八)看透圆滑应付之人,虑之以祸
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和同”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世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做人的原则,做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九)小心悦主求亲之人,虑之以佞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选自《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