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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们），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是贤者）。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扶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臬，一直信守不渝。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的因医致病了！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长莫及，虚有其表了。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取予的自恣，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症抓药。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伪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总之，在我们的历史上，自战国以下，科技的发展，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那也是事实。而这个观念，是否受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思想所影响，却很难肯定。老子所指的“难得之货”正如吕不韦思想中的“奇货可居”的大货。换言之，它的内涵，多半是指天下国家的名器——权力，并非狭小到像他自己——老子一样，只愿意骑上一头青牛过函谷关，绝不肯坐大马车去西渡流沙。
（选自《老子他说》）
真正高明的领导，不会玩弄他人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老子》
“厌”字，现代的解释是“讨厌”之“厌”。可是，古文有时候是借用，作为“压迫”的“压”字解。一般人并不怕政治的权威，政治到达最高的成就时，就是天下太平盛世；当道德的政治达到不需要威权的时候，人们会自动自发呈现出道德，不需要刑法。道德的政治，做到没有任何形象上的威严时，才是真正的威严。当然，这要靠每人自动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依靠外在刑法的管制。“狎”是玩弄的意思，“居”字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共同生活居住的社会。“无狎其所居”这句话，就是真正高明的政治，是不玩弄人，更不会愚弄社会，也就是后世所讲“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道理。人不可自以为高明而去玩弄人、玩弄天下而丧失道德。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玩物丧志”，自己的情操会堕落。“无狎其所居”也是这个道理。“无厌其所生”是不要压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的道德能持续发展，一切自然生生不息。“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前面的“厌”字应念成“压”，可是不能死啃文字。因为你不施加压力给社会人民，所以人民自己也不感受压迫，自然会好好地活下去，活得很快乐。我们看动物世界，只要合于天时地利，那些动物自然就活得很好。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这是讲一个道德领导的哲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哲学。人要能够自知，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第三十三章讲过“智”与“明”两个字，就是“知人者智”，能了解别人，那是聪明智慧；“自知者明”，了解自己的才算明。天下明白人很难找，真正的明白人，就是能够了解自己，但是人永远不了解自己。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自知，不自欺，没有主观的成见，达到无我的境界。圣人也能够做到自爱、自重，能够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别人，也才能够爱人。但是圣人“不自贵”，自己不认为高贵，不像一般人有了学问、有了地位、有了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那就完了。那是彻底的凡夫，平凡的人。真正的自知自爱不自贵，就是能舍弃了自贵自见，那才是圣人之道。
（选自《老子他说》）
不要期待每一个下属都是圣贤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他晚年时感叹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擅长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四种人和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一办就糟。所以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曹操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做经费。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最靠不住。汉高祖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之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小事误了大事。
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宣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夫妇之间，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
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做人做事。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德行上未必有颜回那么标准。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人不同。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流。历史上文人牢骚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骚了。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
（选自《论语别裁》）
如何应对拒不合作的高人
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史，要特别注意所谓隐士，这是中国文化从上古就有的一种特殊人物。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密切注意。过去一百多年来，好像所有著作都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甚至于忽略，乃至说不了解。有一位同学依这个观念写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完成，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
隐士是后世的通称，汉代称为“高士”，宋朝叫作“处士”，清朝也叫“处士”。所谓隐士，第一，都是学问特别好的有道之士，认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间的一切。第二，没有个人的欲望希求。这些人学问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当隐士，永远不出来。所以庄子说他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连皇帝请他出来做臣子都不肯，各国诸侯想与他做朋友也做不到。
中国文化对隐士思想的推崇极为高远，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在三千年来二十六代历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孔孟，也不是老庄，而是隐士，他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在国家时势危急的时候出现，拨乱反正，济世救人；等到天下太平，有许多连名都不留就走了。
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我们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道家，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至于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如许由、巢父、伊尹、傅说、姜尚、鬼谷子、黄石公、张良、司马德操、陈抟、周颠等，只能算是“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入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政治有了牵连。
关于真正彻底的隐士和“半隐士”，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可作为恰当的说明。“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当初逃隐的动机，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
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于历史文化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呢？我们从三代以来，唐尧想禅位于许由的历史故事，一路看下来，都可以找到资料。
像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因为他爱的妃子是戚姬，所以想把太子从吕后的儿子换成戚姬的儿子如意。吕后去找张良想办法，张良说，没有办法，除非把商山四皓请下来，做太子的老师。汉高祖一看，商山四皓，那是高人耶！我都请不动，竟然被太子请来了！太子不能换了，将来的皇帝位子他是坐稳了的。汉高祖这么样的英雄，还受了这些老头子摆布，为什么呢？难道汉高祖流氓的态度，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不是这个道理，这是隐士思想最大力量的缘故。以西方政治哲学来说，隐士就是不同意主义者；隐士思想，不是反对，但也不是赞成，只站在旁边看，照民主政治的说法，就是始终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
中国的隐士在历代政权上始终保留有否决权的一票，历代帝王就怕这一面。一直到清兵入关，康熙都想尽办法收罗这些不同意派的人。康雍乾三代一百年之内，开了几次博学鸿词科，不要考试而请来这些人物。有些隐士不满意清政权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也受了这个思想的严重打击。当时南通的状元张謇，是袁世凯的老师，也是不同意的，可见这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始终在这个民族里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大政治的人，这个道理应该要了解。
商山四皓虽然没有做到真正道家所说的“被褐怀玉”，但影响了汉代早期整个的政治决策。又像东汉的严子陵等也是一样。其实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这一句“被褐怀玉”，甚至于民间流行的济公活佛也是如此。济癫和尚被许多庙主赶出来，衣裤鞋子都穿不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怀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与道家影响了中国文化，但隐士思想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是帝王师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