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南怀瑾先生讲中国智慧系列一《正道的谋略》(22)

第二部 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它并不是说眉毛长得如何，鼻子长得怎样，而是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只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功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后面属行为。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选自《论语别裁》《列子臆说》）
要能办事的人，还是要懂事的人
（一）办事与懂事
老子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暂时推开老子，介绍后世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栻）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栻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冢宰（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乎！”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延、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一位久仰大名的清官，不惜亲自出京游览求证，但所得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栻（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郡之事因之而阘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栻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勷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我们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吗？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做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二）法家用法治领导社会
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与老庄思想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是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迁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姐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居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子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法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三）法家的反面
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太平。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计数，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再回过来讲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都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相信会更有帮助。
（四）临病对症的药方
老子往往将道的体相与作用，混合在一起讨论。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谓老庄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掺杂，应用无方，妙用无穷，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读老庄如读《孙子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想把《老子》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是很费事的，尤其在入世应用之道方面，常常牵涉到许多历史哲学，利用史实加以选择，透过超越事实的表面层，寻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讨论。这在一般学府中应该属于一门专门课程，但是许多地方，牵涉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
几年前，社会上发起一个“敬老会”，对老人，表扬其年高德劭。第一次举办时，我就发现，这简直是在玩弄老人，为老人早点送终的办法。叫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坐在那儿听训、领奖，还要带去各地游览。实际上，对于老人是一种辛苦的负担，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坏了，而且更因为这种风气一开，就有许多人也不免想进入被“敬老”的行列，这样就变成有所争了。岂不见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吗？又如，我们标榜好人，让好人受奖，开始动机没有什么不对，但形成风气后，社会上就有人想办法去争取表扬，那么表扬好人的原意也就变质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荐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来好人好事太多，推荐谁去好呢？而且征求一下，大家只对我一笑，摇摇头，摆摆手，谁也不肯接受推荐。我常常笑着说：有两个好人，我想推荐，可惜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未投生。大概我还勉强像小半个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样，讨厌人家推荐我，更怕自己推荐自己。还是相应不理，让贤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