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小说上一章：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 爱爱小说下一章：南怀瑾先生讲中国智慧系列三《人生无真相》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
（一）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都是反战的话。但那是讲“道”，本体的道理，而讲到“用”，老子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的伤害，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军事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说“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以奇用兵”，能用奇兵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不过，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大错特错。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将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以无事取天下”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做事业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政治哲学、最高的谋略，要特别注意。“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而不以谋略，不以手段，不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这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取天下，而他的道德修养反让天下所归。但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以现代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
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得助。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成功自然属于你。
（二）以正为奇 天下归心
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凡涉及用兵，涉及谋略，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即便经商、创业，也要出奇制胜。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关于“奇”字，发挥起来，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聪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个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也是正道。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老子然后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为什么说这是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呢？以下这些就是理由。
（三）老子的理由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大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现在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很容易明白。所谓利器，不仅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人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社会就非乱不可。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享受越来越高明，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为社会进步。这所谓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限。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汉高祖入关，有名的约法三章，很简单。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就政治而言，如汉景帝、汉武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以无事取天下”。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讲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接下来，做了下面的结论。
（四）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这个“圣人”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明朝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上任之前，去拜访一位老师，请教如何把官做好，老师说：“你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建立了一种制度，很有成绩，后人接任，为了自我表现，胜过前任，于是作怪了，乱出主意，乱定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就出乱子。为政少玩花样，社会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选自《老子他说》）
一个好领导，要注意九个坏毛病
（一）仁义道德不值得标榜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长短经》
这是大原则，《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列举了上古三代的亡去。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上有什么不好而亡，而是说不管走法家路线、儒家路线或道家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有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二）仁爱的领导要注意偏私
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
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三）仗义的领导要注意华伪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赵蕤说的反义。从历史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虞氏春秋》，比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王，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在赵蕤看来，从做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四）规矩越繁越有空隙可钻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从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烦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
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缛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烦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五）名誉越多越易滋生混乱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祖、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这件事可以看出，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