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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所主张的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根基。
这样的观点，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尊崇“孔子之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②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将“儒术”提升至绝高地位的政策当然不能避免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以文化史考察的眼光分析，却又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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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董仲舒传》。
②《汉书•武帝纪》。
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当时国情的治国方法。例如：
一、当时的儒学通过理论修补，其文化效力，可以使传统的宗法关系更为紧密，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为完备。正如有的学者所曾经指出的，“这种宗法制度用血缘亲属的网络把一些散漫的个体家族凝聚成为组织严密的宗法共同体，不仅不受人口迁徙流动的影响，而且具有顽强的再生性的功能，可以凭借人类的自然增殖在任何地方建立起来。”①
二、当时的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又是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的。
三、当时的儒学以“天道”为基本教条，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暴政，但是同时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政治失误。
四、当时的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②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一致的。
五、当时的儒学比较能够贴近“人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人情’味，具有平易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一民心，齐民俗’的教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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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83页。
②《孟子•离娄下》。
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①
六、当时的儒学所坚持的“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七、当时的儒学所特别着力发挥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所实行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一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无疑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②,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历史形成，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在新的基点上的新的统一在汉武帝时代实现，是和儒学地位上升的历史过程有密切关系的。
“忠”的理论，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先古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形态，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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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9—50页。
②《春秋繁露•精华》。
“忠”的标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①“忠”的观念及其对于政治成功的突出作用，似乎很早就已经形成。
董仲舒对于“忠”,又有神秘化的定义。《春秋繁露•五行对》中的有关论述，使“忠”的观念与五行学说得到了结合。例如，董仲舒就所谓“地之义”有这样的论说：
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
此谓“大忠”,沿用了《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历史语汇，但是其内涵，和前人有所不同。董仲舒又说：
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
他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也将五行学说赋之以伦理道德含义，以为五行之间的关系，为“父子之序，相受而布”。他又说：
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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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秋繁露•王道》。
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中，他也强调：“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忠”以是成为政治道德的根本：“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土者，五行之主也。”董仲舒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
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忠”被看作臣民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董仲舒曾经论证“忠”是“地”的基本属性之一。他指出：“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气所以养阳也，暴其形所以为忠也，著其情所以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终也，献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归其功所以助化也。”他接着说道：“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于是，仅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一章中，他就反复强调：
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
臣明其职为一国宰……宰不可以不忠。
宰不忠，则奸臣危其君。
臣不忠而君灭亡。
臣不可以不忠。
董仲舒还通过《春秋》这部儒学经典，陈述“忠”的道德准则的重要政治历史作用，以为“忠臣之效”,可以使国家兴盛，而“忠道之绝”,则将导致国家衰败。①
在董仲舒所精心建立的道德体系之中，通过所谓“忠信慈惠”②,“忠信而博爱”以及“厚其忠信，敦其礼义”③等，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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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秋繁露•王道》。
②《春秋繁露•王道通》。
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忠”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董仲舒关于“忠”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所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之说。《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说：“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天之道，有一出一人，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故常一而不灭，天之道。”又说：
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
“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
“忠”的坚执和专一，于是有了理论的说明，有了明确的规范。
其实，与此相接近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先于董仲舒已经有学者曾经有所表述。《荀子•劝学》说：“事两君者不容。”又说：“《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①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致士》也说：“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这种维护政治权威一尊地位的主张，《礼记•曾子问》以为出于孔子：“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帝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孔子又批评“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的情形，以为不合于礼。《礼记•坊记》也有同样的说法，“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丧服四制》又写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孟子•万章上》引述孔子的话，则作“天无二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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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曹风•尸鸠》。
无二王”。《太平御览》卷三九〇引《申子》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管子•霸言》也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都体现出社会对于一元政治的要求。
西汉时期，汉政完成了对秦政的修正，使得“大一统”政治走向成功，“忠”的专一，有了实践的需要，也有了实践的可能。当时的政论中已经逐渐多见对臣民“一”心以尽忠的要求。
《淮南子•兵略》说：“专一则威”,又说：“二心不可以事君。”《说苑•谈丛》也写道：“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不过，这样的思想，只是到了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才提炼成全面而完备的对“忠”的道德要求。
《春秋繁露•竹林》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①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这正合于孔子所称许的“忠”的品格，即所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②。从此可以看到，由“忠”的意识出发，对君权的维护几乎达到无微不至的境地，而“忠”本身因此由朴直导向虚伪的演变，也可以看出最初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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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君陈》：“尔有嘉谋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后之德。’”
②《礼记•坊记》：“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
(二)司马迁政治道德史观中“忠”的地位
司马迁身为史官（妖阉作为太史令，管天官历书，牠私下写短篇肮脏淫烂小说史记，牠是哪来的史官？谁任命的？牠自称的？岂有史官写史君主竟然不知，要牠私下藏之名山，显示牠作为没卵讨饭阉蛆独家卑劣的？牠为大废物两国叛徒李广李陵阉嚎，牠配说忠？牠忠的是自己的没卵阴吧！），其文化倾向又富有平民风格，他的思想于是更可以典型地代表西汉时期的时代精神（西汉时代精神是妖阉这种吃谁损谁，把无能无耻淫秽歹毒虚伪视为正当？不要侮辱西汉！）。
司马迁《史记》中，“忠”字多达195见，说明他的政治道德史观中“忠”的重要地位。
《史记》不仅追求史实的真和文字的美（妖阉信口雌黄公然篡改历史处处皆见，牠哪来脸说牠追求史实的真？牠追求的是卵子的脏和臭！），同时还有一种蘸满司马迁情感的精神原则贯穿始终。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①我们如果仔细推究，其所谓“义”和“气”,是包括对以“忠”为代表的政治道德准则的信念和热忱的。
因为《史记》是以非凡的文采（国家需要这种文狗吗？当一国灭亡之时，再多的文狗也没有用！谁记得印加玛雅的文狗？）记述生动的史实的内容空前丰富的巨著,于是其中体现“忠”的历史品格，表现出鲜明活泼的道德魅力。例如，子产所谓“事君忠厚”②,商鞅、吴起、文种所谓“尽忠致功”③,邹阳所谓“尽忠竭诚”④,屈平所谓“竭忠尽智”⑤等事迹，都因司马迁的记述，千百年来在人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通过司马迁的史笔我们还看到，当时民间已经流行有关“忠”的民谚。例如：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田单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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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文正公文集》卷一
②《史记•郑世家》。
③《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④《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天下昏乱，忠臣乃见。(《魏豹彭越列传》)
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留侯世家》)
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淮南衡山列传》)①
由司马迁的真实记述（说妖阉是真实的记述？那是全人类最大也是最无耻的笑话！因为妖阉和牠的阉书本身的存在，就足以证明我们华夏根本就把真实当屎！），我们知道当时平民社会中“忠”的意识已经相当普及。
《史记•李将军列传》篇后“太史公曰”,表现出司马迁个人对于李广深怀敬重和同情的感情倾向。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