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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王朝中央政府最高决策集团以“诏书”名义颁发的正式公文中涉及“忠”的内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致只有一例。这就是《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的赵高、李斯合谋政变，“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并且伪造诏书言蒙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为人臣不忠”,是对于臣子最为严厉的指责。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在“颂秦德，明得意”,主要用作政治宣传的琅邪刻石中，也可以看到提示“忠”的政治准则的文句：“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刻石文字首先是帝德的自我标榜，又是对新成立的政体的政治风格的炫耀，所谓“端直敦忠”等，当然也是对服务于这一政治体制中的官员的道德要求。
其他如泰山刻石所谓“贵贱分明”,“慎遵职事”,之罘刻石所谓“职臣遵分，各知所行”,碣石刻石所谓“事各有序”,“莫不安所”,会稽刻石所谓“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等①,也都可以读作对臣民们必须严格遵顺的“忠”的政治原则的某种解说。
秦始皇时代，曾经发生一次著名的御前辩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于是“始皇悦”。随后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却废除分封制而推行郡县制，“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接着谴责道：“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随即命令就此进行讨论，最后以李斯肯定郡县制的意见占上风，于是有“焚书”的决策。淳于越进言中所谓“非忠臣”,很可能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严厉的指责之一。
(六)“不忠，罪及其宗”
“忠”和“不忠”,在秦时专制制度下，常常是以帝王个人的态度为标尺的。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时代，蒙恬、蒙毅受到特殊信用，“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而秦二世时代，赵高欲以灭蒙氏，则以所谓“不忠而惑主”使胡亥囚禁蒙毅，胡亥遣御史令蒙毅曰：“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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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忍，乃赐卿死。”
沙丘政变之后，“赵高因为胡亥忠计”,谋害宗室故臣，①他的权位迅速上升，秦二世称之为“以忠得进”②。在这里，“忠”已经是指对最高执政者个人的绝对顺从。秦二世二年(前208),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建议“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遭到二世驳斥：“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于是“下去疾、斯、劫吏”,后来冯去疾、冯劫自杀，李斯“卒囚，就五刑”。③“不为朕尽忠力”,不仅不能“在位”,而且竟至被置于死地。
《史记•李斯列传》说，秦二世以非法手段取得帝位之后，因“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皆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于是密谋杀害诸公子及先帝故臣，“公子十二人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死于杜。”修，即戮，又有侮辱尸体之义。《晏子春秋•谏下二一》：“朽而不敛，谓之修尸。”死，司马贞《索隐》解释说：“与‘磔’同”,“磔谓裂其肢体而杀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诸公子遇害情形则为“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间昆弟三人囚于内宫”,“皆流涕拔剑自杀。”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西清理的8座秦幕，M18没有发现人骨，其余7座墓墓主五男二女，年龄在20岁至30岁左右，大多骨骼分离散置，M15墓主肢骨相互分离，置于椁室头箱盖上，头骨则发现于洞室门外填土中，右颞骨上仍插有一支铜镞。据考古工作者分析，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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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蒙恬列传》。
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墓葬墓主的身份可能是秦始皇的宗室。①《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公子高曾经准备逃走，又担心家族受到残害，遂上书请求以“从死”的形式保全其亲属。其正式的名义是证实其“忠”：
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当从死，愿葬郦山之足。
于是，“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大概当时“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已经成为可以体现社会政治空气阴刻冷峻之基调的流行观念。“不忠”,不仅成为帝王通常令臣下致死的罪名，往往也形成政治生活中人们心理上自戒自拘的沉重的枷锁，有时甚至被用作精神上自刑自杀的残厉的刀具。
甚至当秦始皇病逝，赵高劝胡亥争夺“天下之权”时，胡亥也有“逆德，天下不服”的顾虑，赵高于是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②胡亥的担心，包括几个层次：“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才谢，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此“三者逆德”,直接看来并不包括“不忠”,而赵高劝进所谓“不为不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也许在当时人的政治意识中，所有的“逆德”,都可以归结为“不忠”。
西汉时人回顾菜代政治人物境遇，有“李斯竭忠，胡亥极刑”之说，③司马迁也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④。李斯的人生悲剧，可以比较典型地说明秦专制体制的某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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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④《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谏逐客书》写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以“愿忠者”自诩，认为秦执政者应当宝爱珍视。秦王朝政治格局的建立，李斯有显著功绩。当赵高和他约谋立胡亥为帝时，李斯起初表示拒绝。其说以“忠”为辞：“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然而他最终与赵高合作，策动了支持胡亥夺权的政变。李斯后来被收系入狱时，曾经就自己的政治责任发抒深沉的感叹，其中说到“忠”。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 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
这段言辞中五次出现“忠”,就中可以体会到“以忠死”的历史悲剧反复演出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氛围，秦时政治观念中“忠”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由此得到反映。
李斯自以为“吾以忠死”,这一悲剧，其实也可以是从他自身对“忠”的原则的背弃开场的。司马迁有这样的评论：“斯知六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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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会注考证》：“余有丁曰：“庶几，谓贪生幸利也。’愚按谓侥幸于万一也。”
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妖阉不一样？牠有什么资格说李斯？牠比李斯更无耻更下流更下贱！李斯能辅佐秦始皇定天下，司马妖驴只会用牠的肮脏下流私下侮辱华夏历史舔叛徒淫兽的鸡巴而已！）
四 汉代社会政治思想体系中“忠”的地位
汉代政治文化最突出的现象，是儒学占据了正统的地位，于是，其他多种学派大多受到压抑，形成了儒学得以“表彰”而百家均被“罢黜”的局面。
在这一历史时期，“忠”的观念受到特别的推崇而上升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政治道德内容，并且开始在民间意识中更广泛地普及。
汉代正统政治思想体系中“忠”的地位的上升，和“大一统”政体的巩固和定型有关，也和儒学新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升格有关。
(一)一中为“忠”,二中为“患”
秦始皇专政的时代，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曾经收纳有许多儒学博士。
秦始皇廷前议封建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峄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
从所谓“焚书”事件的起因看，当时儒学的影响曾经使最高当政者感受到了一种思想的敌意与舆论的威胁。“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就所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当时在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达460余人。①
秦末社会大动乱中，有不少齐鲁地区的儒生曾经踊跃参与了关东地区民众反秦的武装斗争。孔子八世孙孔鲋，就曾经“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②。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汉并天下后，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成功之后，刘邦不禁深自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③。
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思想文化影响第一次可以托付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汉武帝时代，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最终确定。
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信号。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云‘自齐为天子三公’。”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说：“丞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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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孔子世家》。
③《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司马贞《索隐》：“案：薛县属鲁国，汉置菑川国，后割入齐也。”据王先谦《汉书补注》：“钱大昕曰：‘《史记•平津侯传》称齐菑川薛县人。《汉书》同是。汉初菑川与鲁俱有薛县，其后并省，《班志》据元成以后版籍，故菑川无薛。’徐松曰，菑川始立国恐不止领县三。传称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薛初属楚，故为薛郡，不止一县地，实临菑东境也。宣帝五凤中，王终古有罪诏削四县，若止领县三，何足当削？此恐薛先为所属，削后移属之也。’”
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①。
儒学在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正式确立，应当说是在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不久，曾经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政治文化命题发表著名的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董仲舒认为，秦王朝灭亡以后，“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善治之”,是“亡可奈何何”的事。他写道：“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而不能善至也。”认为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将琴弦重新更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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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儒林列传》。
整，这样才能够演奏。而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实行对法令政策重新改进调整，这样才能够求得行政的成功。
董仲舒在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他主张，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以为，只有“教化大行”,才可能实现所谓“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的理想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