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7)

③ 同样的话在今本《韩非子•说难》中，“大忠”则已经写作“大意”了。
“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
《吕氏春秋》所谓“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和《韩非子》的“小忠”“大忠”之说显然有共同的内涵。关于《吕氏春秋》所谓“大忠”的内涵，或可通过《韩非子》的相关论说得以说明。
关于“小忠”为“大忠”之“贼”的说法，在汉代仍然被接受。例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引韩非《说难》：“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遒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今本《韩非子》中的这段话已无“大忠”字样。①又《史记•南越列传》太史公曰：“吕嘉小忠，令佗无后。”《春秋繁露•五行对》也有“大忠”之说。又《说苑•谈丛》：“‘小忠’,‘大忠’之贼也。”其说后世仍有继承。如《晋书•儒林传•徐邈》：“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
值得引起我们特殊注意的，还有《吕氏春秋》以“小利”与“小忠”并列，“大利”与“大忠”并列，以为“小”可以“残”“贼”“大”,称“‘利’不可两，‘忠’不可兼”,“圣人去‘小’取‘大’”。这里对“利”的重视，似乎又体现了秦人价值观中讲究实用的特点。
(三)“至忠”：贤主之所说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中可见所谓“至忠”：“不譌不容，忠之至也。”“至忠女(如)土，蟡(为)勿(物)而不发。”“大旧而不俞(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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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本《韩非子•说难》作：“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之至也。”“至忠亡譌。”《吕氏春秋》专有《至忠》一篇，应当是袭用了“至忠”这一政治道德习用语式。或以为“至忠”为“忠言”之讹，似未可信。①
《吕氏春秋•至忠》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
故事1：楚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然而随从之臣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楚庄哀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而左右大臣皆进谏，说：“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后来不出三月，子培病死。不久楚王得到解释，知道原来是申公子培曾经读古书，有“杀随兕者，不出三月必死”的文字，于是“惊懼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申公子培)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②楚王遂厚赏之。《吕氏春秋•至忠》的作者评论道：“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人不知不为沮，行无高乎此矣。”
故事2：齐王疾痛，使人至宋迎文挚。文挚视其病情，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询问其原因，文挚回答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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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引杨德崇说：“至忠”当作“忠言”。“言”“至”二字形近而譌，校者复以小题为“至忠”,遂乙转“忠至”为“至忠”。下注云“贤主说忠言”,是正文原作“忠言”明矣。下文“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亦承此而言。《史记•留侯世家》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语。陈奇道说：“杨氏得其义，但疑非《吕氏》之旧。此疑当作至忠之言’,脱‘之言’二字耳。本篇名‘至忠’,盖取于篇首‘至忠’二字，则首二字必系‘至忠’无疑也。范耕研与杨氏同，亦非。”陈奇道：《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79页。
② 高诱注：“忠犹爱也。持犹得也。忠爱君上，犯夺随兕，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岁之寿也。”
求文挚说，如果能够治愈王的疾病，臣与臣之母一定以死争之于王，希望先生不要有顾虑。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于是有意激怒齐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但是大怒不悦，决意生烹文挚，太子和王后急救不成，文挚乃死。《吕氏春秋•至忠》的作者又评论说：“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①。文挚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
《吕氏春秋•至忠》还有一段关于“至忠”的评论：
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②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今有树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灌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
所谓“至忠逆于耳，倒于心”,指出了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忠言”,常常是一种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契因。而通过“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的说法，可以看到《吕氏春秋》在提出针对臣下的政治道德要求的同时，又表现了对“贤主”的期望，
(四)先王之教，莫显于“忠”
《吕氏春秋•劝学》中，可以看到关于“忠”的道德教育的重要论述。此篇开头就写道：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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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诱注：“贤君赏忠臣，故曰易也。乱主杀之，故曰难也。”
② 高诱注：“贤主说忠言也，不肖主反之。”
亲之所甚愿也。“显”“荣”,人臣人子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臣人子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
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次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
“次生于不知理义”句后，高诱注：“不知理义，在君父则不仁不慈，在臣子则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欲也。”尚学尊师之论，从“忠”的道德要求展开，也说明“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谓“先王之教”“莫显于‘忠’”,自然可以反映“忠”在传统政治道德体系中无上的地位。
有的学者还注意到：“《劝学》篇似乎将‘先王’所谓用来维持人心的‘忠’‘孝’,认为不是人所固有的，是‘学而致之”的，这是通于《荀子》性恶的理论，所谓‘崇礼义师法，学而致之”的主张。又，‘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这话与《荀子》所谓‘圣人乃积学而致’的主张也正相合……”①这样的认识，也是值得重视的。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具有总结意义的文化成就，同时又是文化史即将进入新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化标志。
《吕氏春秋》的文化倾向，对秦帝国的文化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有关“忠”的内容作用于秦政治生活的情形，尤其不宜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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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页。
(五)君明臣忠，国之福也
讨论《吕氏春秋》“忠”观念的历史文化意义，不能不注意到相关意识在秦政治史中的作用。
在早期秦文字的遗存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忠”字。秦史中涉及“忠”的最早记载，可能是《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缪公见由余的一段文字。由余作为戎王的使节来到秦国，秦缪公与他有关于“中国”和“戎夷”政治文化比较的讨论。由余在对谈中赞美了“戎夷”的政治形式：“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从事后秦缪公“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的考虑，可以知道由余的话确实打动了这位努力“广地益国”,有志于成为“诸侯盟主”的秦国君主的心。
秦人历史上与西北部族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因而中原诸国曾经有所谓“秦杂戎翟之俗”①,“秦与戎翟同俗”②,“秦戎翟之教”③的说法。中原人的秦文化观，以至于“比于戎翟”④,“夷翟遇之”⑥秦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促使自身进步的特质，已经受到大多数秦史学者的重视。秦政治文化体系中有关“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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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六国年表》。
②《史记•魏世家》。
③《史记•商君列传》。
④《史记•六国年表》。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有可能就受到“戎夷”社会“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的所谓“真圣人之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当东方各国的学人吏人对于“忠”的解说尚纷纭无定时，秦国政治生活中“忠”的意义，已经逐步具有了比较确定的内涵。
今本《商君书》中，已经多见有关“忠”的论述，通过“忠臣”与“臣忠”的说法，可知“忠”是专门针对臣民们确定的政治规范。例如：
(1)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农战》)
(2)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错法》)
(3)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修权》)
(4)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赏刑》)
(5)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画策》)
(6)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画策》)
(7)有明君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慎法》)
(8)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殴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殴以赏莫可。(《慎法》
据高亨《商君书作者考》所说，“这部书的内容都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没有重大的自相矛盾之处；但各篇并非作于一人，可以说它是商君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上引诸例，只有(2)所出《错法》明确是作于商鞅死后，但仍然可以看作秦国政治文化的反映。①《韩非子•奸劫弑臣》说，“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收其职而不怨”,此“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可见“忠”的政治规范的强化，可能确实是商鞅变法的主要成效之一。
《战国策》一书中“忠”字共97见，《秦策》中最多，计31见，占全书的31.96%。各篇中“忠”字出现的次数如下表：
篇名 东周策 西周策 秦策 齐策 楚策 赵策 魏策 韩策 燕策 中山策
次数 1 2 31 9 5 21 9 7 11 1
这当然不是绝对精确的统计，因为多有游士往来各国的情形，记载在各国政治史中的他们的言论可能同时体现当地的文化风格，也可能只体现论者出身地区的文化风格。这种谈到“忠”的政治论说，内容往往并不限于本国政治，有时也涉及其他国家，也使情形显得复杂。不过，这样的分析可能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所显示的数据尽管不能作为区域政治文化特色分析的绝对标准，但是对于认识其大略形势，无疑是有益的。
回顾秦史中的有关记述，可以看到，秦国比较活跃的贵族、官僚以及政客几乎都有关于“忠”的言论，“忠”,曾经是成为政论热点的最引人注目的命题之一。《史记•张仪列传》说，“游说之士”陈轸“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秦惠王听到陈轸将叛逃到楚国的谤言，曾当面质问：“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陈轸回答时说道：“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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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6—11页。
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70余字的言论，“忠”字竟然出现了4次。同一事又见于《战国策•秦策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题下：“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陈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也。’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间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平？’”①
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初见秦昭王，就表示“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面对太后、穰侯专权的形势，他考虑到上言的风险，说道：“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在进行战略分析之后，他直接指责“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蔡泽在一次和范雎的讨论中，也反复说到“忠”。他说，“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再加上公孙鞅之事秦孝公，吴起之事楚悼王，“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蔡泽又说，“忠臣”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还必须有“主圣”“君明”的条件：“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戮辱而怜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功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蔡泽接着又指出：“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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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轸的这段话，在《战国策•秦策一》“陈轸去楚之秦”颗下又有重复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