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6)

(一)以“忠义”为品式
秦国政治风格受到韩非学说的重要影响。《韩非子》书中有关“忠”的理论，在秦人取得政治成功的历程中，曾经发挥了相当显著的历史作用。
说到秦人政治文化在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当然不能忽视《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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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是先秦于“忠”论述最多的政论家。《韩非子》书中，“忠”字计96见，其中“忠臣”17例。《韩非子》专有《忠孝》篇，因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先秦政治理论著作中，较早以“忠”作为篇名的。参看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91页。
氏春秋》。
吕不韦原本是阳翟巨商，往来贸易，家累千金。秦昭襄王晚年，吕不韦结交了以质子身份居于邯郸的秦国贵族子楚。他发现子楚是可“居”而以待增值的“奇货”,于是进行政治投机，以重金买奇物玩好献给华阳夫人，说服她同意确立子楚为继承人。秦昭王在位56年去世，安国君即位，子楚成为太子。安国君即秦孝文王只在位1年就死去，子楚成为秦王，即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多年的政治投资得到回报。秦庄襄王在位3年即去世，出生在赵国的嬴政立为王。少年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执掌朝政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都以礼贤下士、大聚宾客闻名。吕不韦羞于秦虽强国，却不能形成同样的文化气氛，于是也招致天下之士，给予特殊的优遇。一时宾客据说多达3000人。当时游学成风，多有学者倡论学说，著书传布天下。吕不韦于是让他的宾客人人著述自己的所见和所思，又整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以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都充备其中，号为《吕氏春秋》。①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之中，又说；“杂家”的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即兼采合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说，而所谓“国体”“王治”,即治国之体和王者之治，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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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当兼合诸学，博采众说，取百家思想之所长。《吕氏春秋》的确是“兼”“合”以前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名著。司马迁记述《吕氏春秋》成书时使用“集论”一语，是符合事实的。
汉代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他在序文中曾经评价说，这部书的基本宗旨，是以“道德”作为目标，以“无为”作为纲纪的，儒学的说教只是被借用为形式。①后来有学者根据这样的说法分析说，吕书作者虽然有儒者在内，但是此书则以道家学说为内容，以儒家学说为形式，在吕不韦的主观上，比较是有意畸重于道家的。高诱的序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
所谓“以‘忠义’为品式”,表现出这部著作政治文化风格的一个重要侧面。
《吕氏春秋》全书160篇，从形式上看，《十二纪》、《八览》、《六论》中的论文，都有定数，比较整齐。可以说，《吕氏春秋》对诸子学说的整合，是比较严密的。形式齐整，内容系统，是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的一个重要特点。《吕氏春秋》能够成为杂家集大成之作的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对文化形态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而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各自风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明智地发现了这一文化进步的方向。《吕氏春秋》这部书的重要的文化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其实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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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诱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准备。
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是怎样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设计的呢？
“智”识应当“由公”,这是《吕氏春秋》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出于私，则会使公智、公识、公意受到阻塞，导致灾祸。“私视”则导致“目盲”,“私听”则导致“耳聋”,“私虑”则导致“心狂”。三者都是出于私意而“智无由公”。智识不能以“公”为基点，则福庆日益衰减，灾祸日益隆大。①《吕氏春秋•贵公》还提出了政治公平的主张：“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样的思想，曾经给后人以重要的影响。
《吕氏春秋》中还提出，执政要“顺民心”,先古圣王都是先顺民心，然后成就功名的。只有“以德得民心”,才可以“立大功名”。又说：凡有政治举措，一定要事先了解民心民意，②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应当说是比较开明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吕氏春秋》还在《十二纪》中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的经验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收获地利，还在于端正民心民志。③提出了后世长期遵循的重农的原则，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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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序意》。
②《吕氏春秋•顺民》：“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③《吕氏春秋•上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强调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又可以“贵其志”,即发生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同篇又从这样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一，“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二，“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三，“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特别是其中前两条，“民农则朴，朴则易用”以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的内涵，其实都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而所谓“边境安，主位尊”,“公法立，力专一”,“死其处而无二虑”,都是符合大一统集权政治的需要的。
《吕氏春秋》讲究“公”,讲究“朴”,讲究“重”的文化倾向，都是和古来“忠”的原则十分贴近的。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高诱有“此书所尚”,“以‘忠义’为品式”的总结。
《吕氏春秋》全书160篇，有两篇篇名出现“忠”字，即《仲冬纪》下的《至忠》篇和《忠廉》篇。这在先秦政治理论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从“忠”字的运用频率看，全书共出现68次，也是先秦著作中比较多的。
有的学者细心统计了《吕氏春秋》中“忠”字的使用，指出其意义“明显地朝着下对上的关系发展或转化，上对下的情况已极少见”。论者指出：
《吕氏春秋》中只有一次是上对下，《诚廉》：“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术焉。”一次指互相之间，《遇合》：“以谓为已谋者以为忠。”三次泛指一种品质。其余63次均指下对上尽忠心，尤其以指臣子对君主尽忠心为最多，达52次。
论者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文化影响：“后世‘忠’专指忠于君主，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①
(二)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经过整理，发现有一篇以“忠信”为主题的文书，整理者根据文义，将篇题拟定为《忠信之道》。这篇文书共有9枚竹简，因为文字传播不广，这里全文引录。为了减少排字的困难，个别字依释义取今字替代：
不譌不容，忠之至也。不欺弗智(知)②,信之至也。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一)
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又(有)也。至忠女(如)土，蟡(为)勿(物)而不发③；至信女(如)皆(时),札至而不结④。忠人亡(二)
譌，信人不怀(背)。君子女(如)此，古(故)不皇(诳)生⑤,不怀(背)死也。大旧而不俞(渝),忠之至也。每而者尚，信(三)
之至也。至忠亡譌,至信不怀(背),夫此之胃(谓)此。大忠不兑(说)⑥,大信不期。不兑(说)而足养者，墬(地)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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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4—45页。
② “欺”字释义，从袭锡圭说。
③ 根据整理者的解释，“此句盖谓土地化生万物而不自伐其功，故为忠之至。”
④ 根据整理者的解释，“此句意为四时按规律运行，而无盟约，故为信之至。”
⑤ 裘锡圭说：原字“疑是‘皇’之别体，读为‘诳’”。“‘诳生’与下文‘背死”为对文。”
⑥ “兑”读为“说”,据裘锡圭释义。
期(四)
而可要①者，天也节天墬(地)也者，忠信之胃(谓)此。口叀(惠)②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五)
亲③,君子弗申尔。古(故)行而鯖兑民④,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乍(作),信人弗为也。忠之为(六)
行(道)也，百工不古⑤,而人养皆足。信之为行(道)也，群勿(物)皆成，而百善皆立。君子其它(施)也(七)
忠，古(故)连亲專(傅)也⑥；其言尔信，古(故)亶而可受也。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氏(是)古(故)古之所(八)
以行虖(乎)闵喽者，女(如)此也。(九)
这是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年代最早的论述最为集中的关于“忠信”的文书。据整理者的说明，“本篇列举了忠信的各种表现，最后归结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⑦其中所谓“大忠”,值得我们关注。
《荀子•臣道》中说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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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字原形，据裘锡圭说，“其上部疑是‘要’字之变体。此字似即当读为‘要’。要，约也。”
② 从裘锡圭说，“此字当释‘叀’,读为‘惠’。”
③ 裘锡圭认为，“此句‘心’下似为‘疋’字，尚存大半。疑此处简文本作‘心疋(疏)〔而〕□亲’。‘亲’上一字可能是‘口’或‘貌’字。”
④ 裘锡圭说，“‘兑’疑当读为‘悦’。”
⑤ 裘锡圭认为：“‘古’当读为‘楛’。《荀子•王霸》‘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杨倞注：‘楛，谓器恶不牢固也’。”今按：又《荀子•议兵》：“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杨倞注：“窳，器病也；楛，滋恶，谓不坚固也。”又《荀子•天论》：“楛耕伤稼。”杨倞注：“楛耕，谓粗恶不精也。”
⑥ 据衷锡圭说，“‘再’也有可能读为‘溥’或‘博’。”
⑦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63页。
经将“忠”划分为不同的等级。①《韩非子》书中两处说到的所谓“小忠”与“大忠”的区别，如《十过》：“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又《饰邪》：“‘小忠’,‘大忠’之贼也。”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引述韩非的著作，又有“大忠无所拂悟”语。③
《吕氏春秋•权勋》中，也可以看到关于“大忠”与“小忠”的论述：
“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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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荀子•臣道》接着说，“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又说：“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者，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大忠”和“次忠”的基点是“德”,“下忠”则只是“是”。“忠”以对于君的影响，可区分为以德覆而化之，以德调而辅之，以是谏非而怒之等几种情形，而所谓“以德覆君而化之”,即对君王个人政治思想形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作“大忠”而首先得到最高程度的肯定和赞美。
②《韩非子•十过》：“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小忠”被列为所谓“十过”即政治行为中十种过失或十种弊端的第一项。韩非警告说，所谓“小忠”会危害“大忠”,又通过一则历史故事进行了说明：“奚谓‘小忠’？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鄙陵，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操觞酒而进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故竖谷阳之进酒，不以仇子反也，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韩非子•饰邪》在论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时，又一次复述了这一可以看作政治寓言的故事，指出：“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可见，韩非所提倡的“忠”,并不是简单的无条件地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