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小说上一章：白银时代的星空
- 爱爱小说下一章：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六)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
秦汉时期，受到沉重社会压迫的商贾有以“適”“谪”的方式从军的情形。秦始皇对岭南用兵，曾经调发商人。①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也强迫商人出征。对西域的远征，也曾经征发商人及商人的家属参与军运。②商人成为军人的身份转换，使得这一阶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
②《史记•大宛列传》：“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精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张守节《正义》：“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
层的许多人们具有了军事实践的经验。
汉武帝时代，又有出身商人的官员参与高层军事战略策划的事迹。例如桑弘羊提出的轮台军屯建议，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史记•平准书》：“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军事屯田，是汉王朝抗击匈奴强化边防的重要方式。随着对匈奴战争形势的进展，北边军屯的规模愈益扩大，其地域也向西扩展。①西汉王朝远征军进入西域之后，军屯最西端的基地至于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尉犁)、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地方。《史记•大宛列传》：“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②《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王先谦《汉书补注》：“《后书•明纪》注，伊吾庐城本匈奴中地名，汉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汉书•西域传上》：“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③《汉书•西域传下》又说，“自武帝初通西域，
——————————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然而此所谓“北边”所指称的地域幅面，较秦汉所谓“北边”要狭小得多。“北边”所指代的地域，在汉武帝时代呈示出历史的变化。《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
②“置使者护田积粟”,《汉书•西域传上》作“置使者校尉领护”。颜师古注：“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
③王先谦《汉书补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为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别之，亦称使者，《史记》“置使者护田积粟’是也。”
置校尉，屯田渠犁。”①
执政集团上层有关这一时期军屯决策的设定，见诸史籍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写道：太子刘据与汉武帝政见不同。“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②刘据对于“征伐四夷”的批评，从常理推想，应当是包括对于西北军事屯田的不同意见的。征和二年(前91)发生的“巫蛊之祸”,暴露了西汉王朝面临的政治危机，当时，长安发生暴乱，戾太子刘据冤死。事后汉武帝有所省悟，于怀念太子刘据的同时，宣布了基本政策的转变，所正式颁布的罪己诏书，包括对西域军事屯田的否定。《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域作战失利，以军降匈奴。汉武帝于是“悔远征伐”,然而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建议在“故轮台东捷枝、渠犁”扩大屯田规模，“以威西国，辅乌孙”。汉武帝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于是，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武帝认真反思太子刘据政治主张的合理性，决心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
——————————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徐松曰：汉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郑吉传》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屯田渠犁。”
②据《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征和”年号的意义，即“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这正是汉武帝的思路。
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于是驳回桑弘羊等人在轮台扩大军事屯田规模的建议。这就是史称“仁圣之所悔”的著名的“轮台诏”。
“轮台诏”的颁布，在西汉历史上意义极大。①有关史实所见“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所谓“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其实是体现出具有充备军事知识的建议。汉武帝诏文所谓“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实际上是全盘考虑整体形势作出的抉择。②
——————————
①《旧唐书•褚遂良传》：“汉武负文景之聚财，断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蒲萄于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复希主意，遣士卒逮田轮台，筑城以戚西域。帝翻然追侮，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一节，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轮台诏”,他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参看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载《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
②《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屯田》就此有所评论：“武帝征和中，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请屯田故轮台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不从之，其事亦在昭、宜之前。然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去长安且万里，非张掖、金城之比；而欲驱汉兵远耕之，岂不谬哉！赖其说陈于帝既悔之后耳。武帝通西域，复轮台、渠犁，亦置营田校尉领护，然田卒止数百人。今弘羊建请以为溉田五千顷以上，则徙民多而骚动众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从也。”参看王子今：《两汉时期的北边军屯论议》,《“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事实上，不久之后，汉昭帝时期虽然继续遵循着汉武帝的政治方向，在西域战略方面却又有所调整，最终又采纳了桑弘羊提出的设计，《汉书•西域传下》：“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汉昭帝“用桑弘羊前议”,说明这位“雒阳贾人子”的军事见识和战略策划确实是比较切合西域实际的。由于军事屯田有直接的经济经营的性质，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方面的高明的经验也可以得以应用。
(七)商学和兵学的综合影响与社会意识注重实用的倾向
成功的商人和成功的军人分别因“富”和“贵”成为社会榜样。以“富贵”作为人生目标的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在向慕这种成功的同时，也接受着商学和兵学相结合的影响。在这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当时的社会意识显现出注重实用的倾向。
因兵战崛起的秦政的主导，有富商出身的吕不韦的参与，有表彰巴寡妇清的政策取向。秦文化所具有的注重实用的风格，在追求统一的进程之中和实现统一的成功之后，都得到突出的体现。
秦的学术文化具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其表现，在于技术之学有突出的地位。①秦始皇、李斯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②,就显示了这一文化倾向。
————————
①参看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事业》,《秦汉史论——何清谷教授八十华诞庆祝文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秦人的机械发明》,《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创刊号)。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农业经营为内容的“种树之书”不在禁焚之列。①可知农学理论受到特殊的重视。《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其中后三篇，都是专门总结具体的农业技术的。《汉书•艺文志》称“农家者流”计有九家，班固以为其中“《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成书在“六国时”。然而这两种农书至今已经无存。因而《吕氏春秋》中有关农业的这些重要篇章，成为战国末期至秦代极其可贵的农史文献资料。《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原则，还体现了一种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
《吕氏春秋》还在《十二纪》中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经济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可以收获地利，而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有益于端正民心民志。作者从这样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论者是从策略方式的角度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省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提出这种政治文化的原则的。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东方名医扁鹊曾经适应社会需要，对“小儿医”的进步有所贡献的事迹：“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据说“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名医的参与，自然会使医学的这一门类取得比较大的进步。①天文历算数术之学也为秦人所重视。里耶秦简中“九九乘法表”的发现②,为当时数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例证。
有的学者指出，“《吕氏春秋》的《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贵卒》等篇，是先秦若干兵家的军事思想，其理论与孙吴、孙膑兵法相应合，又较多地反映了秦国在统一战争中的军事经验。”③又有学者这样写道，“看样子，吕不韦对兵家是做了一些理论上的集合工作。这些都可作为论兵的理论素材。”④《吕氏春秋》对于兵家之学的重视，也与注重实用之学的文化倾向有关。虽然焚书时“所不去者”并不包括兵书，反映秦代民间依然存留兵书的史例相当多，可知这种有益于实用的技术之学并未受到禁绝。⑤《史记•项羽本纪》说：秦时“(项)籍避仇于吴中”,“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又“教(项)籍兵法”。而项羽在
————————————
① 参看王子今：《秦汉“小儿医”略议》,《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80—181页。
③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9月版，第30页。
④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页。
⑤ 田旭东：《秦火未殃及兵书谈》,《西部考古》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战争实践中的表现，也体现出兵法的运用和发展。《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汉之际张良事迹中黄石公授《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的传说，也反映兵学的薪传方式。据说楚汉战争中，“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韩信破赵之战后人们对“背水之阵”的争议①,其实也是一次兵学研讨。秦时民间兵学在焚书之后的遗存，可以说明秦人对这种实用之学的爱重。在秦统一战争中，对兵学的重视，无疑对军事的成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