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小说上一章：白银时代的星空
- 爱爱小说下一章：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秦文化传统和秦代社会意识特征在汉代依然表现出历史惯性。汉代文化成就中，多有体现实用技术方面进步的内容，如农学、医学、天文学的收获等。儒学在行政应用实践中经历充实和改进，实现了董仲舒所说的“更化”。④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
————————
①《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同上。
④《汉书•董仲舒传》。
是实用性增强了。我们读《春秋繁露》中《求雨》、《止雨》等篇章，可以得到这种印象鲜明的文化感觉。以道家思想和数术之学作为基底形成了汉代早期道教，其中包括选择技术，以及除殃、解通、厌镇等具体操作方式。法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直接和行政实践结合起来，在一个特殊阶段曾经明确以“以吏为师”为原则。①其他子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实用化的倾向。分析汉代子学的改造，似乎难以从学理的层面进行解说，而可以在应用的层面多有发现。指出“汉代子学的实用主义倾向”,用“兵学：技术之学的继承与创作之一”、“农学：技术之学的继承与创作之二”、“医学：技术之学的继承与创作之三”、“天文历算之学：技术之学的继承与创作之四”的路径进行总结和说明②,应当说是适宜的。而考察和理解这一变化，必须注意秦汉社会意识的背景。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637-664页。
二十三 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
汉代是中国正统政治生活秩序逐步确定的历史时期。自汉武帝刘彻创立太学之后，人数逐渐增益的太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表演。他们自认为社会意识的代表，主动把握社会舆论中的话语权。作为东汉洛阳太学生运动的先声的西汉长安太学生运动，有“王咸举幡太学下”,“诸生会者千余人”,终于使鲍宣减罪的事件。“王咸举幡”事有久远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考察相关历史现象，对于认识汉代文化形态和汉代行政方式是有意义的，对于认识社会意识的倾向和表现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一)两汉太学生的请愿
东汉太学生运动受到较多关注。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①,“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②的情形，表现
————————
①《后汉书•儒林列传下》。
②《后汉书•党锢列传》。
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名臣朱穆起先为梁冀所辟用。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多有怨愤之声，朱穆曾经以故吏的身份切谏，期望他避免衅积招祸。汉桓帝永兴元年(153),朱穆任冀州刺史，举劾权贵，惩处贪污的郡县长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郡治在今河北冀县),曾经僭用天子葬具，朱穆下令案验，于是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将其家属法办。后来朱穆因此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①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又使皇甫规得到赦免。②
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因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公卿无敢忠言者，主持清查的段颎四出逐捕，收系太学生竟多至千余人。
永兴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学生运动，翦伯赞称之为“两次大规
——————————
①《后汉书•朱穆传》。
②《后汉书•皇甫规传》。
模的政治请愿”,指出：“由此看来，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他还写道：“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的，便是东汉末的太学生。”①林剑鸣也称这两次事件为“太学生的二次政治请愿”。②其实，太学生的“英勇”,还表现于窦武之难发生时敢于武装抗争的情节。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宦官。宦官集团抢先动作，双方对阵，宦官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窦武被杀害。《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吕思勉分析说：“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③其实，就东汉太学生的请愿而言，永兴元年事也并不是“第一次”。还有更早的发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史例。《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欧阳歙》记载：“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看来，有人以为“太学生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热忱与积极”,仅仅只“是汉末不容忽视的现象”的看法④,也是不准确的。
吕思勉还注意到，早在西汉，已经发生过太学生请愿运动。他
——————————
①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07—408页。
②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下册第372—374页。
③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下册第720页。
④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480页。
写道：“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并举《汉书•鲍宣传》所见太学诸生为营救鲍宣，拦截丞相乘车，并守阙上书事。①田昌五、安作璋也对这一史事有所关注，指出：“由于太学生中不少人来自地主阶级的下层，对外戚、宦官集团的横行无忌和瘫残腐化十分不满，因而不断酝酿着反对当权集团和改良政治的运动。西汉哀帝时，他们曾声援因反对丞相孔光而获罪下狱的司隶校尉鲍宣。”②
(二)王咸举幡太学下，诸生会者千余人
对于汉衰帝时的这起政治变故，在《汉书•鲍宣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如下情节：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鲍)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③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④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
————————
①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下册，第719页。
②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86页。
③中华书局标点本作“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义不通。
④《山堂肆考》卷一○六“举幡救鲍宜”条：“汉司隶校尉鲍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成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王成”应是“王咸”误写。
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摧辱宰相”条写道：“‘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于御史也。今本脱去‘以’字，则文义不明。《通典•职官十四》无‘以’字，亦后人依误本《汉书》删之。《太平御览•职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汉纪》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异而义同也。”①
丞相孔光负责四时巡视先帝园陵，属下官吏准许通行于驰道中道。鲍宣以京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缉查违禁行驰道中的行为，指令吏员制止丞相掾吏通行，并没收了车马。因为冒犯宰相的缘故，由御史处理。有关官员到鲍宣府上逮捕其随从官员，鲍宣紧闭大门，拒绝进入。鲍宣于是因阻止皇帝使者，不遵守臣下礼节、大不敬、不道的罪名，被投入主管司法的廷尉部门的监狱。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在太学高举幡旗，说：愿意营救鲍司隶的在幡旗下集合。一时积聚了太学诸生一千多人。他们在上朝的日子拦截丞相孔光的车辆，同时在皇宫门口集会上书。汉哀帝于是不得不减轻鲍宣的刑罚，判定髡钳之刑。鲍宣受刑之后，全家迁移到上党，他认为当地适合田牧，又少有强势竞争者，于是定居在长子。
太学诸生请愿的具体情节，《前汉纪》卷二九的记载，文字表述略有不同：
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立此幡下。”会者千余人，守阙上书，遂免宣抵罪减死一等。
——————————
①[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345页。
《汉书》与《汉纪》不同处，《汉书》作“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汉纪》作“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前者作“王咸”,后者作“王咸等”。如此则发起这次请愿的并不仅仅是王咸一个人。
王咸的行为，标志性的动作就是“举幡”。
“举幡”,在当时的公共行为中也就是举起了富有号召性的旗帜。
《后汉书•虞诩传》记载，另一位司隶校尉虞诩因与利用权势，贪赃枉法的宦官首领张防抗争被治罪：“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执，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当虞诩遭遇危难时，有宦官中的正直者予以支持。“宦者孙程、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下诏出诩，还假印绶。’时防立在帝后，程乃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汉顺帝依然犹疑。“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随即发生了为虞诩“诉言枉状”的请愿：
于是诩子顗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虞诩最终得以“赦出”,张防等受到惩处，也是因为成功的请愿。不过，参加者并非太学生，而是“门生百余人”。①然而，一种共同的举动——“举幡”,却使我们注意到两汉请愿行为一致的地方。
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②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较多的接触，对于弊政的危害，也有较为直接的感受。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汉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表现，翦伯赞评价为：“小所有者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起来了”,“被称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之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③
——————————
①“门生”是体现政治关系的称谓，而并非体现文化素质的称谓。不过，这些“门生”,应当也多是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文化人。
②虽然东汉王朝将太学作为后备官僚的人才储备库，但是就学太学的诸生，后来“避世教授，专志不仕”的大有人在。如任安“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孙期“少为诸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少为诸生”,“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包威“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后“归乡里”,太守欲召人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太守“遂遣子师之”；程曾“受业长安”,“还家教授”(《后汉书•儒林列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