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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
②《日知录》卷一三“分居”条。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顾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评价：“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①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而回避社会矛盾的处士们明哲保身的表现，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在腐恶强权压力下，也有蔡邕悲剧的发生。蔡邕虽高名大儒，却有附从董卓的言行。据说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相遇待”,蔡邕于是“怀其私遇，以忘大节”。②王允杀董卓，蔡邕流露出哀伤之意，受到严厉惩处，最终死于狱中。宋人张耒《权势》诗写道：“颇怪蔡中郎，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汉家。”③或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④,有人甚至说他“附董卓，以身殉之”。⑤于是亦有“晚节不自守，一跌变前躅”的批评。⑥陆游有诗句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⑦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诗句。（有啥惜的？汉武大帝未诛司马阉驴，遗祸华夏千年，王允岂能重蹈覆辙！杀得好！若汉武大帝直接将司马阉驴夷三族，实华夏大幸！从司马阉驴之事，我便坚定地认为，文人只宜诛，只宜烧！绝不能留，更不能阉，阉了牠更变态，更无耻！）⑧人们在惋惜其才学的同时也会想到，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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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
②《后汉书•蔡邕传》。
③《柯山集》卷八。
④[宋]张孝祥《于湖集》附录《宜城张氏信谱传》。
⑤[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人品难预定”条。
⑥ [宋]周紫芝：《读蔡中郎传》,《太仓稊米集》卷二○。
⑦《剑南诗稿》卷三三。
⑧[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七。
对“浮华”、“迂滞”①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②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③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燃”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动。嵇康发表的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宣言，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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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儒林列传下》。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
③《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二十二 战国秦汉时期商学和兵学对社会意识的综合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创造和丰收的历史时期。被称作“百家”之学的不同派别、不同科别的学术得以创始、发育、成熟。兵学，即后人或称之为军事学的战争经验的学术总结，在战国秦汉时期得到显著的发展。而经济生活中商贸活动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相关经营心得也有理论积累。当时，商学有用于兵战者，兵学亦有用于商战者。商学和兵学的并荣和互用，构成了学术史的特殊景象。两者的融通，又共同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意识，以致出现了注重实用的倾向。这一情形，值得历史学以及经济学、军事学研究者注意。关心社会意识表现形态和发展进程的学者，也可以通过相关考察有所发现。
(一)计然学说及其应用
《史记•货殖列传》记述越王勾践面对吴国军事强权艰苦复国的故事。其中关于强兵备战的策略，实践了计然的建议：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据说勾践采纳了计然的建议，使得“国富”,又以物质奖励的方式激励战士英勇作战，终于击败“强吴”：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货殖列传》中论“计然”之策，全说通过经济操作实现自强的策略。然而计然的建议，被称为“亡吴策”①,原本应包括打击强吴的谋划。
计然学说，是早期商学的结晶。同时应用于战争形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了战争学的实践。至于计然学说本身是否具有兵学的内涵，也有必要进行分析。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六“计然意林”条写道：“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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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徐恸撰《徐氏笔精》卷五《诗谈》“沈明臣苎萝山诗”条写道：“沈明臣《题苎萝山》云：‘越国舆图海上多，千岩万壑绕鲸波。计然空奏亡吴策，谁道功成在苎萝。’亦微婉。”
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所谓“明学阴阳，见微知著”,提示我们其学术或与“兵阴阳”有关。又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五《四部正讹中》：“马总《意林》有范子《计然》十三卷”,“汉《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农、杂、道家并亡称计然者。今《意林》所录乃阴阳历数之书，必魏晋处士因班《传》依托为此。其姓名率乌有类，恶足据哉。”虽然持否定态度，然而注意到传《计然》书“乃阴阳历数之书”,也使得人们自然会关注计然之学与“兵阴阳”的关系。
据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太平御览》卷四○四引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计然者，蔡邱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当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裴骃案：“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司马贞《索隐》：“计然，韦昭云范蠡师也。蔡谟云蠡所著书名《计然》,盖非也。徐广亦以为范蠡之师，名研，所谓‘研、桑心计’也。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晋之公子。南游越，范蠡事之’。《吴越春秋》谓之‘计倪’。《汉书•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则‘倪’之与‘研’是一人，声相近而相乱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计然和范蠡的师生关系。
(二)范蠡故事：兵战和商战的成功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曾以“计然之策”致富。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所谓“计然之策”“已施于国”的情形，其实有范蠡的贡献。
在吴越战争中，范蠡曾经在军事理论阐述和军事指挥实践两方面都表现出军事才干。《国语•越语下》记录了伐吴的准备，以及范蠡关于强国复仇终于灭吴的策略设计，亦记录了“越伐吴”事及范蠡所起的作用。范蠡前后言论，颇多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色彩。伐吴战事中范蠡克敌制胜的坚定主张亦有载录。例如：
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雒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谷，不榖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
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范蠡谏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袍，以应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髦鱼鳖之与处，而意黾之与同渚。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識護者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将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雒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
使者辞反。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范蠡会见敌国使者时“左提鼓，右援袍”姿态以及“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的果断举动，表现出一个老练的军事指挥家的素养。《国语•吴语》记载公元前482年事，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定公会于黄池，“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诉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诉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也说范蠡是有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的功绩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述：范蠡与文种辅佐勾践艰苦复国，终于“灭吴，报会稽之耻”,又“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的历史评价，也指出了范蠡对于越国救亡复兴图霸的重要作用。后人于是有“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的说法。①
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指出：“《越语下》篇所载范蠡之词，多与《管子•势》篇相出入，辞气奇峻，不类春秋时语。意者战国之初为管仲、范蠡之学者润色之。然围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谋也。”②论者以为《国语•越语下》范蠡之词未必当时言语，然而指出“战国之初”有“范蠡之学”,值得我们注意。“范蠡之学”,应是兵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于《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公孙鞅》、《吴起》之后，列有：
《范蠡》二篇。
原注：“越王勾践臣也。”随后为“《大夫种》二篇”,原注：“与范蠡俱事勾践。”《范蠡》二篇和《大夫种》二篇皆以为亡佚。王应麟曰：“《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安仁赋注》,并引《范蠡兵法》。”③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称上将军”事，指出：“可知蠡固长于用兵，以助勾践雪耻兴邦，卒成霸业。《汉志》著录之兵书二篇，盖其克敌制胜之要论也。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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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袁绍传》。
②原注：“《势》篇在《管子》十五卷。”
③今按：《左传•桓公五年》：“施动而鼓。”杜预注：“本亦作桧，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础敌。”孔颖达疏：“贾逵以旝为发石，一曰飞石，引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以证之。”《惠氏春秋左传补注》卷一：“贾逵曰：旝，发石，一曰飞石。《范蠡兵法》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文选》卷一六潘安仁《闲居赋》李善注：“《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
注书，犹多引《范蠡兵法》,则唐世犹有存者。顾《隋志》已不著录，是传本已稀。”①顾实说：“唐人注书引《范蠡兵法》(《后汉书•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安仁赋注),则唐世犹未亡也。”“范蠡、大夫种二人兵法言，今当犹散见《越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