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53)

——————————
①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乃随父西，上书曰”,《史记•孝文本纪》说“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汉书•刑法志》的说法相同。裴骃《集解》引班固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
②《后汉书•陈宠传》李贤注：“平帝时，王莽辅政，隔绝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师，莽子宇，恐帝长大后见怨，教帝舅卫宝令帝母上书求人，莽不许。”
③《后汉书•班超传》。
夫人上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的“昭君上书求归”等。
居延汉简中关于西北边塞守备部队军人学习风习的数据，有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的发现。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军队基层组织关于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关于武器装备的登记《守备器簿》,此外，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个人债务的记录等等，应当多是出自普通军人之手。在基层烽燧承担后世称作“文书”的责任的士兵们，保留了书体精美的作品，今天的书法研究者仍然视为珍宝。而烽燧一般值勤人数不过三五人。这样的识字率，是惊人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通西域之后，其随从吏卒多上书求使：“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是“卒”也可以上书的实例。《汉书•张骞传》说：“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史记》“吏卒”,此称“吏士”。然而下文依然说到“吏卒”上书情形：“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以“卒”的身份“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这是与娄敬类似的经历。①不过，朱买臣是具有学者的资质而承当“卒”的职任的，与一般的“卒”不同。然而普通的“卒”用文字发表意见的情形也是可以看到的。据《汉书•魏相
——————————
①《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敏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于是有定都关中的建议。
传》,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普通百姓上书似乎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汉书•宣帝纪》载“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的诏书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汉书•丙吉传》记载，汉宣帝亲政，“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就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说到“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见“民”上书的普遍。《汉书•王莽传上》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汉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短时间内密度如此之高。这些上书者中，应当有相当数量是普通百姓。
我们现在尚不能准确统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有怎样的比率。但是许多迹象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是相当可观的。
(七)东汉“学习型社会”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算、祭遵、李忠、朱佑等凡14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②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汉和帝曾经“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令秩级
————————
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②《后汉书•翟酺传》。
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①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②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在路途中结束其学术生命的名儒，就有牟纡“道物故”,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服虔“遭乱行客，病卒”等。
————————
①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郝建平：《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
读书学习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和帝皇后邓绥六岁即“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往往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据说幼时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汉书》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诛、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关于东汉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句。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安定人皇
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
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宫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自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画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EPT52：A,EPT52：B)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题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作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可以有乐观的评价。从现有户口统计数字看，汉和帝至汉质帝时代，虽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乱，人口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