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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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代赋汇》卷七五。
②《诗上并唱和酬答三十六首》,《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
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①,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②,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③等，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
中国的古书，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浩劫，使原有的数量大为减少。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焚书”运动。先秦古籍历经秦火，损失非常严重。一直到西汉前期，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而“孔壁”故事，告诉我们民间图书收藏行为以怎样的文化远见和文化勇气，保存和延续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以“文献”为记录形式的文化生命，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储备和建设基础。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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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唐诗纪事》卷一四。
②《尊经堂诗》,《待制集》卷一。
③《后无题五首》,《梧溪集》卷四。
文献的数量。
死后随葬图书的情形，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乌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五行》、《九主》、《经法》、《五星占》、《刑德》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四十号汉墓出土《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苍颉篇》、《万物》等，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简《仪礼》等，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算数书》、《盖庐》、《引书》、《脉书》等，都是墓主生前极其宝爱，甚至死后仍不愿舍弃的图书珍藏。
《后汉书•列女传•陈留董祀妻》说，蔡邕之女蔡文姬“博学有才辩”,曹操曾经询问：“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答道：“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曹操吩咐派十名文吏记录，被蔡文姬谢绝。她只是请求提供纸笔，“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宋人王安石诗“蔡琰能传业”①,李彭诗“传家惟蔡琰”②,都称赞了蔡文姬继承父业的事迹。而蔡邕“赐书四千多卷”,应是当时私人藏书数量较多的一例。
(五)汉代民间“书肆”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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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逢原挽辞》,《临川文集》卷三五。
②《余与刘壮舆先大父屯田父秘丞为契家壮舆又与予厚不数年皆下世今过其故居》,《日涉园集》卷四。
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涉及“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记载。扬雄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①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②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③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人们或以“槐市”与“杏坛”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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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秋萤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一。
②《近蒙夏蒙夫之文教授用赠太守韵见贻辄复和苔》,《丹阳集》卷二○。
③《龙泉李宗儒师儒兄弟槐阴书院》,《文忠集》卷四三。
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有不同的情形。卖书的人有时候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写道：“(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引《文士传》说，“(刘梁)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梁贫，恒卖书以供衣食。”学者因为贫困不得不“卖书于市”,以求取最基本的“衣食”的资费，是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鬻书易粟”这种精神生活消费与物质生活消费的强烈对比，透露出了某种文化史的悲哀。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书”可以交易于“市”并且大约可以较快销出的历史事实。
《北堂书钞》卷七三有“刘佑买书具”条：“《谢承后汉书》云：‘刘佑事郡为主簿，郡常出钱付令买果实，佑悉买笔墨书具与之，阖郡称美。’”刘佑在郡行政机关担任高级文官“主簿”,他用往常“买果实”的款项“悉买笔墨书具”,得到人们的赞美。这里所谓“书具”,是指书写文书使用的文具。推想当时买卖“笔墨书具”已经有了大体确定的营业商和营业点。这也是文化发达程度的体现。汉代曾经普遍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但是，简编笨重，缣帛昂贵，都不便于文书的普及。《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说，自古以来文书大多用竹简编集而成，也有用缣帛书写的。缣帛价贵而竹简沉重，都有不便于收藏和不便于流传的缺点。蔡伦于是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鱼网加工造成新的“纸”,呈献汉和帝。于是夭下都称这种纸为“蔡侯纸”。现在人们一般公认，所谓“蔡侯纸”并不是最早的纸。近数十年考古工作的收获表明，早在西汉中期纸已经出现。而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的纸质地图残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可以证实西汉早期已经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至西汉末年，造纸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中，还发现了留有文字墨迹的纸片，可以辨识“青贝”等字。可知偏远地区已经用纸。新疆民丰东汉墓曾经出土揉成卷的纸，说明当时纸已经传布到西域地方。《艺文类聚》卷三一引马融《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引张奂《与阴氏书》：“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又如《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延笃《答张奂书》：“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可见纸已经逐渐应用于民间通信活动中。《艺文类聚》卷三一又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四封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期的书信，都反映当时纸已经成为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民间的书写材料。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刘佑买书具”是否包括纸，也不能确知王充和荀悦在“市肆”读到的书籍是否有用纸书写的。《晋书•文苑列传•左思》说，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发生在西晋时期的事，然而为书籍流通创造良好条件的纸，却是汉代的伟大发明。汉代出现早期纸本书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洛阳纸贵”故事中说到的“传写”,也是汉代书籍流通的重要方式。荀悦事迹所谓“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后汉书•荀悦传》写作“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太平御览》卷三八〇引《荀氏家传》写作“家贫无书，每借人读，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至人间”“借人读”,是另一种图书传播形式。由口授、传写到“书肆”的出现，是文献流通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文化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
(六)汉代社会的识字率
秦末民众暴动的著名故事，有陈胜、吴广利用同行戍卒神秘主义意识进行宣传鼓动的情节。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策划起义时曾经“行卜”。卜者暗示“卜之鬼”,“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臀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所谓“丹书帛曰‘陈胜王’”是秘密的地下行动，可推知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写字的。而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经历，是大家都熟悉的。他们虽然在戍卒中身为“屯长”,但应当仍然是平民身份。
汉代普通人识字的例证，则有《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的窦少君故事。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字少君。窦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此后相继“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以回忆分别时细节，得以证实身份。“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这位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承担伐薪烧炭艰苦劳作且九死一生的窦少君，竟然是能够识字、可以“上书自陈”的。《史记•平准书》说，“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位上书者也是从事“田牧”的平民。司马迁写道：“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他自称“少牧”即牧童出身。而《汉书•卜式传》的记录是“自小牧羊”。
而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通过《四民月令》等文献提供的关于乡村“小学”的记录得以反映。乡村学校的学期设置往往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这一情形，或许是为了使当时的民间教育可以保证较高的入学率。
汉文帝时代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的故事，是人们熟悉的。①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括将得到统帅地位时，“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汉武帝的乳母曾经上书，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述：“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宫廷中皇室亲族女子识字的史例，有《汉书•薛宣传》所见敬武长公主上书事，《汉书•外戚传下•中山卫姬》所见“卫后上书”事②,《汉书•叙传上》所见“太后与上书”事，《后汉书•皇后纪上•章德窦皇后》所见“梁贵人姊嫕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事，《后汉书•梁竦传》所见“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事等。其他女子上书的史例，还有班昭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回归，③以及《后汉书•党锢列传•岑睡》记录的“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其冤”故事等。班昭是著名才女。张泛“富贾”,“桓帝美人之外亲”,其妻也应当不是寻常女子。然而这些女子上书的情节，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识字者的比率，依然是有意义的。与和亲史事有关的贵族女子识字的例子，有《汉书•常惠传》、《汉书•匈奴传上》、《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乌孙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解忧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