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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魏之际进行过活跃的政治表演的钟会，也曾经是著名的神童。他的事迹告诉我们，神童也是通过勤奋学习方能完成自我锤炼的。《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他“少敏惠夙成”。五岁的时候，曾经去见中护军蒋济，蒋济赞叹他特殊的才智，说：“非常人也！”裴松之注引钟会母亲的传记，说夫人性格庄重严肃，注重教训引导，钟会虽然是个孩子，依然“勤见规诲”。钟会四岁的时候，夫人就为他讲授《孝经》,钟会于是“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夫人于是对钟会说：学习方法不正确就容易劳倦，劳倦就导致精神怠惰，我担心你读书时精神怠惰，所以一步一步地引导你，现在你可以自学了。后来钟会做了尚书郎，夫人握着他的手教导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就担任重职，“人情不能不自足”,如果不自足，那么,损害和祸端就潜伏在其中呢，你千万要谦虚谨慎，牢记历史上的教训啊！钟会日后的政治方向姑且不论，他在自我设计的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与他母亲的引导和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钟会的母亲所教给他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哲理和历史的经验。
汉代神童故事，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地重视读书、重视学习，应当是神童较大面积出现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而汉代社会具有比较积极的崇尚奋发进取的“少年”精神，或许也是神童故事得以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之一。《战国策》和《史记》中可以看到“项橐”故事。这位颇有识见的神童据说曾经“为孔子师”。汉代画像资料中多有被称作“孔子见老子”的画面。中间一位手持一件玩具车的童子，就是项橐。反映项橐事迹的画面可以告诉人们，汉代神童故事集聚着相当丰富的文化信息。我们读这样的故事，不限于只是知道一两个儿童的“异才”和“慧心”,而应当领略和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
古来有“圣祚平承，神童间出”的说法。①从汉末“神童”故事较密集出现的情形看，以为“神童间出”必定与政治稳定相关的见解未必符合历史真实。然而检点古代“神童”谱，却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之间的密切关系。汉代“神童”的发生以及“神童”事迹的传播，可以看作社会文化进步的时代标志之一。②这一进步，是和社会意识“乡学”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而对未成年人的看重，体现出崇尚进取的“少年”精神。
汉代画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多种表现“项橐”形象的画面。仅由《中国画像石全集》所收录汉画像石图版，我们就可以看到山东平邑功曹阙北面画像、山东嘉祥武氏西阙正阕身北面画像、山东泰安大汶口墓门楣东段画像、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山东嘉祥洪福院汉画像、山东滕州官桥镇车站村出土汉画像、陕西绥德刘家沟出土汉画像等。③汉代文化遗存中的这一现象，也应当看作社会意识的反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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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四《诗歌赋咏》“杨文公”条。
②参看王子今：《汉代齐鲁“神童”》,《齐鲁文化研究》2008,总第7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④参看王子今：《“秦项橐”故事考议》,《秦文化论丛》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三)汉代的知识女性
钟会的母亲“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别喜好《周易》和《老子》。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钟会为其母所作传，“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复读之，曰：‘《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己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已往，足为君子矣。’”可见这位女子对孔子《易》学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元代诗人王逢《题胡笳十八拍图》曾经有“才慧其如薄命何”的感叹，又写道：“寥寥谁谓邕无后，得读《离骚》幸尽多。”①明代诗人周鼎《蔡琰归汉图》也有“纵多文思出天机，赢得胡笳泪满衣”的诗句。②所谓“才慧”、“文思”,都歌颂了汉末女学者蔡文姬非凡的文化资质和突出的文化贡献。据说蔡邕的四千余卷藏书在战乱中丧失之后，蔡文姬因曹操的指令，凭记忆重新抄写出其中的四百余篇。
在汉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学习的共同重视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献，对前代文化积累有所理解的知识女性，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迹。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许多普通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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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秋涧集》卷三一。
②《石仓历代诗选》卷三九九。
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其孙儿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嫽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衰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而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对于冯嫽，《汉书》说她“能史书，习事”。关于汉成帝许皇后，也有“聪慧，善史书”的记录。“史书”,指相当高的文字学、文书学和书法造诣。汉代史籍记载所谓“善史书”,是对其人学力和才质的很高的评价。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又兼及天文、算数之学，往往白天处理政务，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名叫梁妫，据说小时候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汉末中山无极女子，后来的魏文帝甄皇后，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她经常使用兄长们的笔砚，兄长说：汝当习女工，读书写字，难道要做“女博士”吗？她回答道：“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甄家女儿的这番话，表达了好学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谏、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学习儒学经典的风气：“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马融让自己的妻女一起习读班昭的《女诫》,也是当时妇女共同学习的实例。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儿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骃、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
(四)石渠千秋
唐代诗人王涯《宫词》中有这样的诗句：“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①这里所说的“石渠”,借用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中石渠阁故事。石渠阁是汉代皇家图书馆。据《三辅黄图》卷六《阁》记录，石渠阁是萧何建造，下有確石为渠，以此为阁定名。其中收藏了刘邦军入关后萧何收存的秦王朝的档案图籍。汉成帝时，又在这里收藏皇家“秘书”。这里还曾经召开儒学经典研究的学术会议。如《汉书•儒林传•施雠》记载：“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未央宫中又有另一藏书之处，称“天禄阁”。据说扬雄、刘向都曾经在天禄阁参与整理编校图书文献的工作。石渠阁和天禄阁的位置，都在未央宫前殿的北面，至今犹有地面夯土台基的遗存。唐人权德舆有“风流仕石渠”,“守职正图书”的诗句。②此外，刘禹锡诗所谓“石渠甘对图书老”③,周朴诗所谓“名自石渠书典籍”④,宋人范成大诗所谓“经谊金华省，文采石渠阁”⑤等，也都反映了对于石渠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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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词三十首》,《全唐诗》卷三四六。
②《送许著作分司东都》,《权文公集》卷四。
③《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杨少尹》,《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三
④《喜贺拔先辈衡阳徐正字》,《文苑英华》卷二六四。
⑤《重送伯卿》,《石湖诗集》卷二八。
化作用的历史记忆。元人刘性有《石渠阁赋》,其中写道：“藏以石渠之固，鐍以金匮之珍。异孔壁之断烂，匪汲冢之怪神。斯石渠之为阁，彰万代之斯文。”①有关“孔壁”“汲冢”的文句，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唐人李德裕诗“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②说的也是“孔壁”“汲冢”的图书发现。“汲冢”云云，指晋武帝时代盗墓者发掘战国古墓得到大批古书的事件。由于其中有体现神秘主义色彩的《穆天子传》等古籍，所以说“汲家之怪神”。而“孔壁之断烂”,则是西汉故事。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建筑的夹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传多种，其中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