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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陈胜传》：“但一人富贵，不问彼此，皆不相忘也。”
② 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
③《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汉书•韩信传》：“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则“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应为“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
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潮流相随兴起，使汉代以农业为生产主体的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①将“富贵”追求与“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相联系的观点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我们这里进行的讨论，只限于社会意识的分析。
(一)耻贫贱而乐富贵
《后汉书•郎顗传》说到“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中卫鲵上疏，也有“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的说法。又如《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富贵声名，人情所乐。”都说明当时社会对于“富贵”有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一时富贵，“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地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苏秦面对其嫂的感慨，指出“富贵”和“贫贱”的对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也说“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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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纪万：《秦汉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9月版，第188页。
与“富贵”反义。《汉书•食货志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也是同样的例证。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投奔苏秦，苏秦羞辱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在这里，“富贵”的反面是“困辱”。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录栾布的话：“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则以“穷困”与“富贵”对应。
《汉书•朱博传》：“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栖。”“富贵”的反义词又是“微贱”。
秦时名相李斯有著名的“仓中鼠”故事。《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厕中鼠”和“仓中鼠”的对比，使得李斯决心摆脱“卑贱”、“穷困”,力求“富贵”。李斯的得失成败，起始于这种人生道路的选择。有人分析说：“盖斯因仓鼠兴感，见逐上书，则其志在利禄也。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恐失利禄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①
通过朱买臣的故事，可以体会秦汉时人的“富贵”观。《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朱买臣争取“富贵”和表现“富贵”的形式，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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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隐漫录》卷五。
汉武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语，也具有文化代表性。①而朱买臣“故妻”故事中因“富贵”而发生的起初“羞之”而后“恚怒”,最终“自经死”的情节，特别发人深思。
《汉书•匡衡传》可见“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的说法，也从两个方面突出显现出“富贵”的意义：1.“富贵”应当得到称誉；2.“富贵”应当予以展示。
(二)“富贵累世”梦想
人们祈求“富贵”,又希望这种人生幸福能够长久。
《汉书•叙传上》说到短暂的“富贵”：“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羇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旤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康！”所谓“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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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又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查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资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又《后汉书•景丹传》写道，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又如《三国志•魏书•朱灵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文帝即位，封灵郇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瑜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谢曰：‘高唐，宿所愿。’于是更封高唐侯。”
《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记载谏大夫王骏对刘钦的劝导：“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所谓“长有富贵”,是一种理想。《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所谓“富贵不离于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汉书•元后传》说到的“富贵累世”,则显然超越了“富贵不离于身”的期望，而梦想“富贵”世袭。对于《后汉书•冯衍传上》所谓“富贵传于无穷”,也可以有同样的理解。
(三)大富•至富•长富•常富
“富贵”追求，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志愿。“富贵”追求，是当时社会共同的理想。
汉印可见“富贵”、“长生大富”、“至富”、“长富”、“常富贵”、“日贵”、“日就富贵”等文字，反映社会意识中对“富贵”的重视。又有“王富之印”、“毛富之印”、“周常富”、“孙贵”、“茆寿贵印”、“魏弦贵”等。①“富”“贵”成为人名用字，是重要的文化信息。
我们看到，除了“长生如石”,“生如山石”,“予(与)天相保不知老”等长生祈祝外，汉代镜铭文字还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所谓“富宜昌”、“贵富昌”的热切期盼。而人们的财富企求，体现如文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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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9月版，五•十四，六•十九，七•十五。
赏”、“贾万”、“百倍”、“宜古(贾)市”、“家大富”等，其强烈和迫切，是超过了平安企求(如“长乐未央(殃)”、“长乐未英(殃)”、“长保二亲宜孙子”、“除去不祥宜孙子”、“辟邪喜怒无央(殃)咎”等),多子企求(如“宜子孙”、“长宜子孙”、“众具七子九孙各有喜”、“十子九孙各有喜”等)的。而体现尊贵企求的“宜官□”、“带服章”、“宜侯王”、“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立(位)至公侯”、“官至公卿中尚(常)侍”、“□至三公中常侍”、“左右为吏高升”等文字资料，也值得注意。直接表现“富贵”追求的镜铭，多见“富贵”、“家常富贵”、“富贵昌”、“富贵且昌”、“富贵番昌”、“富贵高迁”、“富贵吉羊”、“富贵延年”、“富贵乐未央”、“富贵毋忧”、“富贵安乐”、“富贵安宁”、“富贵昌乐”、“大富贵”、“大上富贵”、“大乐富贵”等。
汉代砖文，有“阳遂富贵”、“富贵吉祥”、“昌富贵宜官秩”、“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等。
居延汉简有“富贵昌宜侯王富贵昌宜侯王”(E.P.T59：340A)简文，又可见“屋兰富贵里”(14.25),“触得富贵里”(45.7B,77.2),“氐池富贵里”(51.3,562.22)地名，敦煌汉简亦有“敦煌富贵里”(1757),烽燧也有以“富贵”命名者，如“富贵隧”(829A)。简文所见“富贵卒”(2088,2093B)、“富贵徒”(2089)有可能与“富贵隧”有关。这些现象，都是“荣莫大乎富贵”①意识的反映。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采集到“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董家村和凉武帝村都曾经采集到“千金宜富贵当”文字瓦当。陕西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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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系辞》。
汉京师仓遗址曾经出土“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又曾经采集到“富贵毋央”文字瓦当。西安灞桥乡发现的“并是富贵”文字瓦当，也是体现当时人思想意识的文物遗存。陕西耀县独家村曾经采集到的“宜富昌”、“富贵昌”、“大富吉”文字瓦当，陕西渭南辛市乡大夫张村采集到的“日乐富昌”文字瓦当，陕西安康市文管会收藏的“富贵万岁”文字瓦当，陕西兴平曾经出土的“宜钱金当”文字瓦当等等，同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追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汉代“日入百千万”铜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资料。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炽烈的追求。
汉代画像多见挽弓向树上射猴射鸟的画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其主题，应当理解为射侯射雀(爵),应当读作“射爵图”,取义在于“射官取富贵”。①这样的理解，是有说服力的。
汉墓随葬的钱树和汉代装饰形式中常见的钱纹图案，也都是反映“富贵”追求之社会意识的文物资料。②
(四)富贵功名追求
《后汉书•鲍永传》记载：“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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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义田：《汉代画像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14.5(1996)；《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