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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朱博传》记载，杜陵人朱博任琅邪太守时，因齐地“舒缓”风习而愤怒：“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曰：‘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所谓“齐儿”,当是其他地区人们斥骂齐人的用语。
相类似的情形，又有《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谓“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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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卫康叔世家》。
②《史记•李将军列传》。
③《史记•韩长孺列传》。
至于前引所谓“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则是其他地区人对于楚人的一种轻侮之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曾经反对汉武帝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的政策，汉武帝于是使朱买臣等与公孙弘就朔方政策辩论，“发十策，(公孙)弘不得一”,于是，“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自称“山东鄙人”,以表示谦诚歉疚，也是我们在讨论区域文化时应当予以注意的现象。
《汉书•王莽传下》记述，起义军兵围长安城下，“(王)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谓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所谓“东方人，不可信”,也体现出不同区域间人们相互限阂，以及关中人对关东人有所歧视的情形。
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太原祁人王允对凉州人胡文才、杨整修称东方人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也可以说明这样的心理倾向。
(三)安土重迁，黎人之性
迁徙，是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空间急剧转换的一种形式，一般都以为极严重的苦难。
秦汉时期，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有学者指出，“在这5个世纪间的移民数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并对此后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发性移民的存在，“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并不一定能得到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在社会秩序不正常，朝廷控制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如汉初关东诸侯招诱逃亡，与朝廷争夺民户；西汉中期以后、东汉大部分时期和三国时期出现大批流民，豪强将破产农民据为己有。”而政府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组织的移民，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存在，即：“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巩固，也需要组织和强制推行移民，将某种类型和一定数量的人口迁到规定的地区，如秦和西汉时的实关中、自秦至东汉都在进行的移民边疆，三国时各国掳掠对方人口，对战俘和罪犯的强制迁移等。”①
《汉书•晁错传》记载，汉文帝时策划往北方边地大规模移民，在讨论新经济区的建设规划时，晁错说到妥善安置移民的措施：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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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页。
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政府移民政策要取得成功，要点是应当完善诸种安置措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就是说，首先要创造极其优厚方便的生产生活条件，才可以使百姓克服眷恋乡土的传统意识。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就初陵不置县邑颁布诏书，说道：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陵邑制度废止的原因十分复杂，汉元帝诏书有自诩德政惠民的政治宣传的成分，但是其中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强制移民，“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废除此制则可以“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的。
《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汉章帝建初元年(76),校书郎杨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于是上疏批评这一制度：
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已，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
他的意见，经廷前辩论，得到赞同，“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其中所谓“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李贤注：“元帝诏曰‘安土重迁，黎人之性’也。”元帝诏命与杨终上疏，都反映政治决策不能不考虑到民间乡土意识强大的文化影响。
(四)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秦汉时期，民间乡土意识的社会文化表象，还突出体现于出行者思乡怀土的情感记录。
《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又如《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又如《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同样用“肠中车轮转”形容怀乡之情的，还有《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前往西北“胡地”的“行役”之人思念故乡的诗作，还有《陇水歌二首》,其中写道：“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其二则作：“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游子思乡之诗，又有《古八变歌》,也极其生动地体现出远行者极其浓烈的乡土情思：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
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
此外，所谓“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尔，不如早旋归”①,又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②等，也都可以作为当时民间乡土意识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写照。
汉武帝元封年间命江都王女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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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诗十九首》。
②《拟苏李诗》。
莫，细君远离汉土，难免悲愁，曾经作歌抒发身居异国深切的思乡之情：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虽然作者的身份和远行的性质与众不同，但是“心内”对“故乡”的情感，却与一般民众都是一样的。
(五)“博望”“定远”故事
尽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汉代仍然有许多探险荒外、立功绝域的英雄。张骞之“博望”,班超之“定远”,都反映了这一不宜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郦炎《见志诗》其一写道：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
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
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修翼远趾，大道长夷，超迈绝尘，志在千里，和许多行旅诗一样，借出行以比喻人生，体现了面对艰苦生涯的一种奋斗精神。曹操所谓“举翅万余里”①,“神人共远游”②,曹植所谓“丈夫志四海，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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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却东西门行》。
②《秋胡行》其二。
若比邻”①,以及“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游之野”②等，也都借远行为喻，用浪漫笔法展抒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③
“超野”而“远游”,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开阔宏达的区域文化观的呈示。
这其实是几乎可以作为文化考古断代标尺的一种超迈其他许多历史时代的精神现象，是在秦汉时期这一中国文化史中发放出特殊光辉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最为突出的例子，应当说是马援的“马革裹尸”壮语。《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援本人即“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不过，死后竟然遭受诬陷，以致“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朱勃为其鸣冤，陈述马援“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兵动有功，师进辄克”,“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的事迹。其中解释马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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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赠白马王彪》。
②《七启》。
③曹操诗作中也有体现乡土观念的名句，如《塘上行》：“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苦寒行》：“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又如《却东西门行》：“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曹植诗也有“我本泰山人，何故客淮东”,“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盘石篇》)一类辞句，又如《杂诗》：“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之。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也都是乡土意识的反映。
远征军兵进速度缓慢的原因时，所谓“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应当是一般人的认识，也隐约反映了马援为国建功万里时所强力压抑的乡土意识。
《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东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胸怀“当封侯万里之外”之志。后来果然出击匈奴，又使西域，平定50余国，以功封定远侯。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的使团抵达安息西境，虽然未到大秦而还，但是也创造了政府正式代表进行外交活动西行远界的历史记录。班超从事外交、军事活动31年，宽简为政，团结吏士，人心向附，威望甚高。
永元十二年(100),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请归，言辞十分恳切：
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弃。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入塞回乡。其中也写道：“(班)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汉和帝为其言所感动，终于准许班超回到中土。班超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阳，不久去世。
像班超这样雄心壮志都有超常表现的人物，也因年老体衰而急切思归，说明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中乡土意识的强劲而深固的作用。
十八 秦汉社会的“富贵”观
《史记•陈涉世家》写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①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又记载，项羽拒绝定都关中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看来，博取“富贵”和显示“富贵”,是当时社会有突出历史表现的心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