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43)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乡土意识”,则是指当时人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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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啸：《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2-13页。
己家族与自己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的特殊心理、特殊观念、特殊感情。所研究的主体对象，也并不仅限于所谓“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以及所谓“文化贫困的群体”,而涉及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其关心与注目的对象，自然也包括所谓“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
(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在秦汉时期，人们在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乡土意识。
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虽出身名将之门，又有离乡“避仇”的经历，然而他对于“故乡”的观念，却似乎较一般农人的乡土意识并没有什么超越，仍表现出狭隘偏执的心理倾向。《史记•项羽本纪》记述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所谓“心怀思欲东归”,反映了乡土意识的浓烈与沉郁。这种意识竟然影响了项羽军事集团的战略决策，以致使得曾经“杀庆救赵，诸侯立之”①,曾经成为天下霸王的一代英豪最终归于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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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垓下战役，刘邦军与项羽军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悲歌炕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四面楚歌，致使项羽意气沮丧，而“左右皆泣”,说明全军的斗志都已受到影响。项羽时又“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据说，“歌数阕，美人和之。”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意气尽”,可能是全军士气凋丧的写照。在当时乡土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文化观念的作用下，故土已陷导致的心理打击，竟然可以使曾经屡战屡胜的项羽军将士军心沮败。①（不与全军将士共存亡，却与区区一家伎半夜鸡叫，项羽真是恶心透顶！这只无耻淫秽恶毒的土匪不死何为！项羽半夜鸡叫，可谓世界历史上最恶心最无耻的场面之一！活该这对狗男女砍烂！也就世界第一没卵子烂阉有阴皮吹！）
事实上，项羽最终拒绝乌江亭长单舟“急渡”的建议，执意不肯过江东，所谓“天之亡我，我渡何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土匪说这句话妖阉怎么知道的？妖阉“仆观仆以为”？反正妖阉编小说不需要证据！牠最擅长的就是写三观不正荒谬小说！）项羽悲剧人生的最后结局，也可以理解为与乡土意识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作为项羽敌对一方的刘邦军事集团，在被迫南下汉中时，也多见因思乡而逃亡东归者。“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刘邦自己也说，“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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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王子今：《“姬别霸王”的历史记忆与“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其中抒发旅人思归的凄切愁绪：
巫山高，高以大；
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
我集无高曳。
水何深，汤汤回回。
临水远望，泣下沾衣。
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陈直分析说，“此篇疑描写汉高祖都南郑时军士思归之情，属于军乐类。”又说，“楚汉战争时，高祖所用，多丰沛子弟，久战思归，见于《汉书•韩信传》。其时都于南郑，属于巴蜀地区，故歌曲以巫山为代表，与淮水互相对照。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皆与此诗可以互证。此歌虽未必即为西汉初作品，至迟亦在西汉中期。”①
陈直所说《汉书•韩信传》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同。韩信拜贺刘邦语，《史记》有所谓“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汉书》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陈直在《史记新证》中也特别指出：“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与本文正和。”②
关于所谓“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的记载，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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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76—77页。
②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51页。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聚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描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以描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决。
高帝群臣“皆山东人”,其狭隘的乡土意识险些影响到确定国家政治重心的战略大计，幸得有较阔达的区域文化观的政治家张良支持娄敬的正确主张，于是终于排除众议，确定定都关中：“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回归故里的故事，其乡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马迁笔下有生动的表现：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雍齿，高帝之仇”①,“平生所憎”,刘邦说，“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②这主要是因为初起兵时，“命雍齿守丰”,而雍齿竟叛归魏，“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③不过，因父兄固请，终于也给予丰地“复”的优遇。而“拜沛侯刘濞为吴王”,也是表露怀乡之情的政治动作之一。
高祖还乡时酒酣击筑、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的情节，以及所作《大风歌》中对于“海内”、“四方”与“故乡”的情感发抒，至今发人深思。
“衣绣夜行”的说法，又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资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又《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又如《后汉书•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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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陈丞相世家》。
②《史记•留侯世家》。
③《史记•高祖本纪》。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又如朱灵故事，《三国志•魏书•朱灵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文帝即位，封灵郇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揄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谢曰：‘高唐，宿所愿。’于是更封高唐侯。”
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通行习用语，而项羽虽然因此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讥，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
(二)齐虏•赵虏•关东鼠子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曹丘生不为所重，于是往见季布，说：“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可见同样都是楚人，相互间在一般情况下原本并不应当存在隔阂。
对于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的事迹，《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貌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娄敬于虞将军似乎并没有旧交，只是因为都是“齐人”,戍卒竟然可以得到将军与衣引见，足见当时人的乡土观念有时竟能够打破阶层等级的界限，使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卒上下间的情感得以沟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五年(前202),“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汉书•高帝纪下》：“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所谓“习楚风俗”而“徙为楚王”,似乎隐含身为齐王时而不习齐风俗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还说，汉高祖六年(前201),“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此言时民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张守节《正义》：“按：言齐国形胜次于秦中，故封子肥七十余城，近齐城邑，能齐言者咸割属齐。亲子，故大其都也，孟说恐非。”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则以为“孟说是”。无论取何种解释，都应当注意到当时以乡土特征为主要表现之一的文化区域的存在与政治区域之确定的关系。
与怀有共同乡土情结的人们相互容易建立友爱关系相反，出身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相互鄙视相互敌对的情感倾向。
我们仍然以齐地为例。
主爵都尉汲黯，“濮阳人也。”①他在与左内史淄川薛人公孙弘发生争执时，曾经直接以愤怒鄙弃的口吻指斥“齐人”的品性。《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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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汲郑列传》。
(公孙)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
所谓“齐人多诈而无情实”①,当然是一种地域偏见，然而能够在御前廷上公开说这样的话，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不同文化区域间人们相互之间心境的不理解，情感的不融洽，可能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齐人受到楚人蔑视，又有这样的史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赢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以业行。上怒，骂刘敬曰：
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
后来果然战事失利，有白登之围，于是赦刘敬。
“齐虏”一语，表现出绝对的蔑夷轻视。
“虏”,是秦汉时期通行的骂语。《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不同区域人们以“虏”相互辱骂的实例，见于《史记》,又可见“鲁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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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公孙弘传》作“齐人多诈而无情”。
②《史记•宋微子世家》。
“戎虏”①、“胡虏”②以及“匈奴虏”③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谓“今北虏缩窜”,则以“北虏”称北方南下的军队。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乃求远迁。”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所谓“迁虏”以及“山东迁虏”,大致是各地原住民对外地移民的共同的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