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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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说又见于《商君书•更法》,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异。例如《商君书•说民》：“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靳令》则说：“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又《开塞》：“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世之所惑也。”《错法》：“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都表现出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
《韩非子•解老》：“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种对“德”的理解也与儒学正统宣传明显不同。又《五意》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则提出了对“德”进行历史分析的见解。此外，《显学》写道：“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认为在政治实践中，“德厚”其实是不如“威势”的，这种实力至上的观念，是和秦强国胜兵的经验相一致的。同篇“不务德而务法”的主张，尤其鲜明生动地体现了秦政的风格。
《吕氏春秋•论威》还提出了“凶德”之说：“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所谓“义兵”的宣传，是对自以为正义的战争的肯定。①与“义兵”相联系的“凶德”,也具有正义的性质。《汉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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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荡兵》称以实现“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为“义兵”。“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欲偃天下之兵，悖。”“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文志》将《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之中，又说，“杂家”的特点，是兼采合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说，而所谓“国体”、“王治”,即治国之体和王者之治，正应当兼合诸学，博采众说，取百家思想之所长。《吕氏春秋》的确是“兼”、“合”以前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文化名著。司马迁记述《吕氏春秋》成书过程的特点时使用“集论”一语，是符合事实的。汉代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曾经评价说，这部书的基本宗旨，是以“道德”作为目标，以“无为”作为纲纪的，儒学的说教只是被借用为形式。后来有学者根据这样的说法分析说，吕书作者虽然包括有儒家学者在内，但是此书却是以道家学说为主体内容，以儒家学说为宣传形式，在吕不韦的主观上，比较是有意畸重于道家的。①《吕氏春秋》这部书的重要文化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其实质，是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准备。《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的文化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吕氏春秋》的政治文化倾向，对秦帝国的基本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有关“德”的内容，无疑值得秦史研究者注意。
与秦政有关的“德”的理念，其实丰富了传统“德”的学说，在中国“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秦史中通常被看作反面人物的赵高和胡亥，在策动沙丘政变时的对话，有涉及“德”的言辞：
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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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第658页。
孝也；能薄而材谤，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
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
胡亥关于“逆德”的顾虑，赵高所谓“盛德不辞让”的劝慰，都体现了“德”作为政治观念在统治集团上层的影响。秦二世继位后，赵高献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而“二世然高之言”,这里所谓“阴德”、“厚德”,都反映赵高、胡亥们心中的“德”,比较倾重于利益关系，与儒学倡导的“德”的精神，是存在距离的。又如赵高对李斯夸赞胡亥时所谓“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虽然也说“慈仁笃厚”,但是仍归结于“重士”、“敬士”,与“阴德”、“厚德”之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李斯警告秦二世：“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赵高则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①田常所为之“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其所谓“德”,也有同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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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
作为“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影响秦政的“德”的观念虽然与其东方起源有所变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六)“秦德”宣传的文化本质及其政治史的惯性
“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史记•赵世家》可见“秦暴”的说法。《郦生陆贾列传》则曰“暴秦”。《苏秦列传》：“秦之行暴”,《刺客列传》：“秦王之暴”,又说：“秦王贪。”《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穰侯列传》：“秦贪戾之国也”。“贪鄙”、“贪戾”,也表现出与“德”的对立。
《荀子•议兵》写道：“秦人其生民以狭厄，其使民以酷烈。”郝懿行《荀子补注》：“狭厄犹狭隘也。”“酷烈”体现政治文化的风格，使人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书•垦令》又说到“褊急之民”、“很刚之民”。秦以国势之强盛、军威之勇进以及民气之急烈，于东方得“虎狼之国”的恶名①。所谓“虎狼之秦”,以其暴烈与贪戾，曾经形成了严重威胁东方列国的所谓“秦患”②。
《史记•刺客列传》有“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的说法，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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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语、楚威王语，《樗里子甘茂列传》游腾语，《孟尝君列传》苏代语，《屈原贾生列传》屈平语。又《楚世家》：昭雎曰：“秦虎狼，不可信。”《项羽本纪》：樊哙曰：“秦王有虎狼之心。”
② “秦患”之说，见《史记•楚世家》、《魏世家》、《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孟尝君列传》。
的急烈，影响到政治心理的特质，而执政集团政治心理的特质，又决定了政治形式的特色。即行政主持者之所谓“心忿含怒”①,规定了秦为“苛政”②、执“苛法”③、行“苛仪法”④的政治实践的特征。
秦王朝虽然竭力强化“秦德”的宣传，然而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又“暴虐以重祸”,以致民众心怀对“暴秦”的怨怒，⑤最终“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⑥
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⑦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
西汉末年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的外戚王莽，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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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张仪列传》。
②《史记•孝文本纪》。
③《史记•淮阴侯列传》。
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诛暴秦”,曾经是秦末普遍通行的政治口号。如《史记•陈涉世家》：“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张耳陈余列传》：“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郦生陆贾列传》：“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秦楚之际月表》：“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也以“灭秦”、“诛暴”并称。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鲁迅：《夜颂》,《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194页。
位极善于进行“德”的表演的权谋家。《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93例。所说“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都是对王莽正面的颂扬。而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清晰地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暴动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①
回顾历史，一些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凡在他们当政的历史时期，文字遗存中可能更多见极端无耻的“以德治国”的自我炫耀。即使是专制时代的“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义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夸饰的“德”的宣传。
正如有的西方历史学者曾经指出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形式下，“国家的主宰们由于掌握着极权力量，所以很容易维持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专制者可能把他们的政权描述为仁慈的政权，但是实际上，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对自己最适宜的、而不是对人民最适宜的理性条件。”中国传统专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②这一说法，或许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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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② 论者分析了“仁慈神话的双重作用”,指出：1.它强调专制政权的长远利益；2.它削弱潜在的反对派；3.好皇帝和清官不能扭转风气。〔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2—134页。这里所谓“仁慈神话”,不妨译读为“德治神话”。
以译读为“德治”是其形式，“暴政”是其实质。所谓“德治”,长期成为千百年来专制制度的一种“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装。而影响政治全局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起始于秦王朝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二 秦代专制主义体制与“忠”的社会意识导向
秦政对中国政治史有重要影响。“忠”这种战国以来有一定影响的政治意识，在秦代专制体制的作用下，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鲜明的意识导向。
(一)“忠”的法则与秦王朝的集权统治
在秦王朝中央政府最高决策集团以“诏书”名义颁发的正式公文中涉及“忠”的内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致只有一例。这就是《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的赵高、李斯合谋政变，“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并且为书赐长子扶苏：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天子，日夜怨望。
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扶苏于是自杀，蒙恬起初心存疑猜而不肯死，被囚禁于阳周，上诉驳回，最终也吞药自杀。
“为人子不孝”和“为人臣不忠”,都是对于臣子最为严厉的指责。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在“颂秦德，明得意”,主要用作政治宣传的琅邪刻石中，也可以看到提示“忠”的政治准则的文句：
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刻石文字首先是帝德的自我标榜，又是对新成立的政体政治风格的炫耀，所谓“端直敦忠”等，当然也是对服务于这一政治体制中的官员的道德要求。
其他如泰山刻石所谓“贵贱分明”,“慎遵职事”,之(芝)罘刻石所谓“职臣遵分，各知所行”,碣石刻石所谓“事各有序”,“莫不安所”,会稽刻石所谓“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等①,也都可以读作对臣民们必须严格遵顺的“忠”的政治原则的某种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