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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推行“德治”的机会，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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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这里所说的“诸侯”,当然也是包括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主动活跃态势的秦国的。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贾谊曾经评论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桓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然而，“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贾谊对于秦行“王道”、“仁义”之政，“为仁”,“礼天下”,“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四)“秦德”的社会文化渊源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
《论语•为政》开篇第一段话，即：“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同样强调“为政”必须坚持“德”的原则，“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①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则天下顺从其政。”孔子其他直接论及“德治”的语录，据《孔子集语•主德》辑录，还有十余例。如《尚书大传》：“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大戴礼记•主言》：“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五帝德》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帝尧、帝舜以及禹的政治成功，也记录了孔子“其德嶷嶷”、“其德不回”、“其德不慝”的评价。同书《虞戴德》篇中，又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用民德”、“正民德”的主张。当君主问政时，孔子又回答道：“兴民之德，守之以长。”《大戴礼记•诰志》又可见孔子对于“舜治以德使力”的赞扬。而《用兵》篇又记载了孔子强调“德治”,以为“德”的文化影响可以十分久远的言论：“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
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子产作为春秋时期成就卓著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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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出自《诗•大雅•抑》。
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①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赢得民众的顺从，实现社会安定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德”,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老子》以“道德”名篇，通称《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以德服人”。《庄子•天下》强调“以德为本”。《管子•兵法》也认为，“通德者王。”《荀子•议兵》也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看来基本上都是赞同的。
《大戴礼记•少间》中曾经托孔子之言总结“古之治天下者”的成败，指出，古来政治的得失，都体现为“德”的作用。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取得海外诸夷“来服”的成功。禹“修德使力”,同样致使海之外诸夷“来服”。②然而“桀不率先王之明德”,“德昏政乱”,而成汤“发厥明德”,亦使得海之外诸夷“来服”。而成汤之后“殷德小破”,武丁之后，“殷德大破”,纣“桀不率先王之明德”,“德昏政乱”,于是又有周人的兴起。据说同样出自孔子之口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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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郑世家》。子产论德治的言论，又有《左传•宜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② 李世民《金镜》引录孔子曰：“所服者，大道之所施者。”《全唐文》卷一〇。
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①,也讲述了同样的观点。《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的政论家甚至还指出，“有德”和“无德”所导致的政治的成败得失，甚至可以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为谥，说明秦的主体政治思想与东方诸国的共同之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中以“德”为名号者仅此一例。②足见秦国上层政治人士对“德”的倾心。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五年(前645),“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鸷。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这一故事当出自秦史记载。“食马之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秦人有关“德”的观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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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敬则：《陈武帝论》,《全唐文》卷一七一。这些话很可能是后人假托孔子之说，但是却也是基本符合孔子“德治”思想的。
②《史记•陈杞世家》说到杞有“德公”：“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对于所谓“德公”,裴骃《集解》：“徐广曰：《世本》曰惠公。’”司马贞《索隐》：“《系本》及谯周并作惠公。”正如司马迁所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纪事有所错乱是可能的。
秦穆公会见由余，“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所谓“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体现出与中原地方即所谓“中国”有所不同的带有“戎夷”特色的政治文化风格。秦穆公以为“贤”“圣”的由余后来降秦，秦穆公“以客礼礼之”,其政治倾向自然可以对秦国行政有所影响。
我们在文献中所见最早的关于“秦德”的文字，是《吕氏春秋•原乱》：“晋无君。公子夷吾重赂秦以地而求入，秦缪公率师以纳之，晋人立以为君，是为惠公。惠公既定于管，背秦德而不予地。”
秦穆公去世，“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铖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所谓“君子”从“德”的角度对秦政的批评，已经值得我们注意。
秦孝公下令国中，回顾秦穆公事业，有“修德行武”语。又史录“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等事，也应当是基于《秦记》的记载①,因而可以看作秦国当时正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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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治观念的遗存。
分析活跃于秦政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言论，如赵良所谓“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①,范雎所谓“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②,蔡泽所谓“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③,李斯所谓“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④等，也都说明“德”的观念在秦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时代发生指鹿为马的故事之后，“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盛德”,可能是指高凌于人事之上的自然之盛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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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述范睢事迹所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其中“一饭之德”,可以与秦穆公故事“食马之德”对照读。
③“三子”,谓“商君、吴起、大夫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④《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
⑤《礼记•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先立冬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又《吕氏春秋•孟春纪》：“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孟夏纪》：“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孟秋纪》：“先立秋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盂冬纪》：“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
秦太卜“依盛德”的说法，也体现出有关“德”的文化观念在秦地的全面普及。
商鞅劝说秦孝公推行变法，曾经提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①也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说道：“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②以为秦的“德”与殷周之“德”不可以相提并论。所谓“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的说法，③也反映了秦的“德”与东方诸国的“德”,其文化基点和文化内涵有所不同的认识。
(五)“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
在战国时期与西汉时期之间，政治观念史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
“德治”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发生了显著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历史变化。
考察对于秦政形成显著影响的历史文献，以“德”字的出现频率计，《商君书》14见，《韩非子》118见，《吕氏春秋》113见。可见，“德”这一成为东方地区文化热点的政论命题，在秦国也是逐渐受到重视的。
不过，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与东方存在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