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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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
②〔日〕小村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24页。
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晋武帝时与《穆天子传》一同出土于汲郡战国魏王墓的《竹书纪年》中，也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述。如：“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①
此外，《荀子•大略》说：“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这里所谓“西王国”,与“君畴”、“务成昭”对应，应当是人名，或许就是“西王母”。②
实际上，“西王母”也可能曾经被理解为古国名。如《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
《淮南子•地形》也说：“西王母在流沙之濒。”高诱注：“《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北塞外。”
反映汉代社会对“西王母”的认识的文献资料，又有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
王充《论衡》中也可见“西王母”和“西王母国”：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世有虚语，亦有虚图。……禹、益见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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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穆天子传》郭璞注引《纪年》。
② 小村一郎说，“或如前人已指出的那样就是西王母本人，或是与它有关系的人物。”《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29页。
母，不言有毛羽。(《无形》)
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贤，辅以周公，越常献一，平帝得三。后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豪良愿等种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域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恢国》)
“西王母”所居，都被理解为在西方绝远之地，不过多以为在流沙之外，而按照《论衡•恢国》的说法，则当在今青海境内。如此，则西王母神话中的“瑶池”,有可能就是青海湖了。
《汉书•地理志下》说：金城 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仙海”,又称“西海”、“鲜水海”,就是青海湖。
前辈学者的讨论，涉及东西交通的历史，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所谓“西王母所居处”的考定，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引起我们浓郁的兴趣的，是西来的西王母崇拜何以在民间实现了广泛的普及。
对于《史记•赵世家》有关“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的记述，司马贞《索隐》说：“《穆天子传》曰：‘穆王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作歌。’是乐而忘归也。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虽然由《史记•大宛列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之说可知以所谓“代俗”即晋冀北部山区地方民俗不足以正确解释西王母崇拜的生成和影响，然而谯周以为“东王公”、“西王母”神话是东西方位崇拜的产物，这一观点仍然可以参考。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不仅是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又是反映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天下”观或称“世界”观的文化现象。民间这种基于对远域国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产生的迷信意识，当然是民族史研究者、交通史研究者、思想史研究者都应当关注的。
(五)西王母：西方神秘世界的文化象征
我们看到，在汉代民间礼俗的历史遗存中，东王公和西王母往往并列，然而，实际上西王母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东王公。正如陈直所说，一般情况下，只是“于西王母之外，又增加东王公以为配”。
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由曾经西方得到了更为生动、更为新奇、更为神秘的文化信息有关。
《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①、“西过王母”②、“西遇王母”③、“西逢王母”④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
汉代，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时代。
对于西方见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使得西方文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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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一《坤•噬嗑》,卷五《临•履》,卷九《明夷•萃》。
② 卷二《师•离》,卷一—《损•离》。
③ 卷二《讼•家人》,卷八《离•剥》,卷一一《夫•夫》。
④ 卷一三《鼎•萃》。
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
比如，我们看到，西汉时期，有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巫者，即所谓“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胡巫”作为“巫蛊之祸”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的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注目的一页。
西汉皇家神祀系统中，竟然也有“胡巫”的存在。《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胡巫事九天于神明台。”可见，在当时正统神学体系中，“胡巫”即出身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中记载，左冯翊云阳有三处与西北外来文化有关的神祠：“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三所神祠都是来自西北的宗教文化的代表，平时应当都是“胡巫”所主持。
《史记•封禅书》说，晚年汉武帝因为病重而汉地“巫医无所不致，不愈”,不得已乃起用胡巫。“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又能代“神君”言，所使用的特殊巫术，似与西北草原民族习用的萨满法术有某种渊源关系。
除了“巫蛊之祸”中“胡巫”所起的特殊作用可以突出说明“胡巫”在西汉政治文化中枢地区曾经发生重要的历史影响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巫蛊”的形式之一，就是在道路上埋设象征 物以恶言祝诅。这一巫术形式，很可能就是从西方传入汉地的。
据《汉书•西域传下》,汉与匈奴在西域方向作战，“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实际上，“巫蛊”案中当驰道埋偶人的情形类同于匈奴“埋羊牛”。也就是说，长安地区当时所盛行的“巫蛊”的有些形式，其实是西域巫风的模拟。①
“胡巫”的神秘技能，曾经在西汉帝王心中造成深重的阴影。除了汉武帝对单于赠物“常使巫祝之”有所警觉而外，《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汉哀帝于是犹疑，让公卿讨论，后来终于拒绝单于来朝。“大故”,颜师古注：“谓国之大丧。”两年后，元寿二年(前1),“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汉书•哀帝纪》记载，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单于不悦。”单于不悦的原因，大约是知道了被安排居于蒲陶宫是出于“太岁厌胜”的考虑。就在4个月之后，汉哀帝崩，再一次证明了“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的说法。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巧合，不过可以推想，当时人对于“胡巫”神力的迷信，可能因此又有了进一步流播的条件。②战争中所谓“巫祝”“诅军”情形可以使我们了解汉匈武装冲突时运用的特殊文化手段，巫术战的激烈，竟至于以“厌”的形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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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域道上有敌方“巫埋羊牛”“以诅军”这一事实，与《易林》所谓“西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卷二《师•离》,卷一一《损•离》),“西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卷二《讼•家人》,卷八《离•剥》,卷一一《央•夫》)诸语相联系，也是发人深思的。
②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求对于对方最高执政者的人身伤害。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种现象大约西方初起，东方效行，西方为主，东方为从。
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①其实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间意识中得以确立并且逐渐高大起来之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渐渐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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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说：“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其实，在整个汉代，巫风和鬼道都全面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十五 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
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炎帝有突出的地位。根据古籍记载，可以试探索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吴阳下畤的大致位置。秦汉长期以吴阳下畤为高等级的祀所，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信仰体系中炎帝的崇高地位。讨论吴阳下畤和其他诸畤的方位关系和主次关系，以及以五帝为祭祀对象的五畤和“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的关系，也可以推知炎帝崇拜在汉代有所演变的事实。此外，分析位于雍地的吴阳下畤与姜阳、姜氏城、姜水流域炎帝传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联系，也是有意义的。
(一)秦“畤”的设置
关于秦诸畤的设立，《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录：“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曝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汗渭之间，蔔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陕，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此后有“陈宝”之祠的设立，“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雏。以一牢祠，命曰陈宝”。《封禅书》又记载：“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蔔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蠱菑。①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此后秦人的“畤”的设置，逐渐走向完备：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時栎阳而祀白帝。”
虽然“畦時”具有护佑秦军胜势的象征意义，栎阳却只是秦献公时代具有前敌意义的临时的军政中心。②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又“作为筑冀阙宮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随即推行新法，秦史进入了新的纪年。
秦史虽然呈示出文化的跃进，日有的神祀传统却长期得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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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的理解，参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总12期，又《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②有学者以为秦献公曾经都栎阳。其实，结合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栎阳未曾作为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承。秦统一后，秦始皇依然十分重视雍地的地位。
甚至到了西汉时期，秦的神祀传统为汉帝国的执政者几乎全面继承，雍地依然是最受重视的皇家神祀中心。
(二)炎帝之祠的神学地位
《史记•秦本纪》：“(宣公)四年，作密畤。”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括地志》对于“在岐州雍县南”的汉“五畤”,提出了两种位列次序：
(1)“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
(2)秦文公作“鄜畤”,“秦宣公作密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作“北畤”。
(2)列述年代次序。(1)则前承地理位置陈述，全句为：“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则很可能是以“五畤”的方位为序。如此，则雍地“五畤”中，“祠炎帝”的“吴阳下畤”位列正中。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封禅书》所说：“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所谓“吴阳武畤”,应是周人经营，甚至是更早的祀所，只是长期“皆废无祠”,为秦人重新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