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小说上一章：白银时代的星空
- 爱爱小说下一章：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明代学者郑晓《古言》指出，“疑今之《易林》未必出于焦氏。”③顾炎武曾经以“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并直称刘邦为“刘季”,“非汉人所宜言也”,于是“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④其中以“刘季”之称判断“非汉人所宜言
————————————
① 闻一多《中国上古文学年表》写道：“公元前95,武帝太始2年，焦延寿约生于此时。”“公元前35,宣帝建昭4年，焦延寿约卒于此时。”《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0—81页。在《易林琼枝》附录中，也有同样的内容。《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64页。
② 陈良运：《〈焦氏易林>作者考辨》,《周易研究》1992年第3期；《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76—277页。
③ 据余嘉锡说。余嘉锡写道：“《盐邑志林》刻本《古言》无此条，此从《经义考》转引。”《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2页。
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易林》。
也”的说法，已经有学者反驳。①清嘉庆间学者牟庭相则论定今本《易林》的作者非焦延寿，而是生活于两汉之际的学者崔篆。②张之洞《书目答问》写道：“《易林》十六卷，旧题汉焦赣，依徐养原、牟庭相定为汉崔篆。”③何焯又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许峻亦著《易林》,见《方术传》。”④“今世所传《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闻有书也。”⑤1940年出版的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则仍以焦延寿作品处理，但是已经注意到其中确实“窜入”后人文辞的情形。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再次否定焦延寿作之说，并论定为崔篆所作。认为：“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与焦赣名偶同，此所以致误也。”不过，所谓“考《汉书》、《汉纪》均不言延寿著《易林》”,“《艺文志》只有孟氏、京房，并无焦氏《易说》”,以及“传称焦延寿长于灾变，分卦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而京房奏考功法，论消息卦气，皆传焦氏学，殊不似《易林》。《易林》乃观象玩辞，非言灾变者
——————————
① 顾炎武写道：“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日知录集释》注引左暄曰：“《易林》中如‘刘季发怒’等语，论者谓“非汉人所宜言’,似汉以后人所著,则不然。《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季’者非一，则固汉人所常言也。”《日知录》卷一八《易林》。
② 牟庭：《翟云升易林校略序》。余嘉锡说，“原署名牟庭，即庭相也。”《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3页。
③ 余嘉锡说，“徐养原说不知见于何书，遍检未得。”《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3页。
④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三。
⑤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四。
⑥ 尚秉和在《焦氏易林注》一书的《校勘记说例》中写道：“《易林》凡下注‘一作某
某辞’者，皆非《焦氏林》辞。疑为崔篆、费直或虞翻、管辂等《易林》之辞所窜入。又有前数句与后数句吉凶不同、义不相属者，亦皆为他《林》所羼入而非《焦林》。盖唐时各《林》皆存，学者恒择他人《林》辞附《焦林》下，以备筮时参考。久之遂皆为《焦林》。故上下文义往往相反。”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2页。
也”等等①,似未可作为强硬论据。胡适仿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②一文体例，著文《<易林〉归断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此文1943年写定，1948年发表，断然取消了焦延寿的著作权。其中写道：“现在审判明白，《易林》断归原著作人崔篆，应该改题《崔氏周易林》,或题《崔氏周易卦林》。”③近年又有学者坚持《焦氏易林》确为焦延寿所作之说，对于有关争议的若干疑点有所澄清。④
关于《焦氏易林》作者的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研究者大体区分为三种态度：“至于作者为谁，似有三种说法，或焦或崔，或存疑不细究……”。⑤现在看来，也许这第三种态度是可取的。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就《焦氏易林》的著作权归属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匙徵，苟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此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⑥或许在材料不足以作决断的情况下，“存疑不细究”的态度是比较科学的。
在对于其著作权暂且“存疑”的情况下，对于《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自然无可断定。但是，就研究者主要取“或焦或崔”的意见
————————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1—758页。
②《晨报副镌》1922年2月22日，收入《古史辨》第4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07—317页。
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
④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81—584页。
⑤ 董乃斌1998年7月致陈良运书，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2页。
⑥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册，第535页。
看，我们或许可以将《焦氏易林》看作大体完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文献，来探索其中反映当时时代风貌的思想文化信息。
《焦氏易林》中的《睽•无妄》写道：“金城朔方，处国多羊。”据《汉书•昭帝纪》,金城置郡在始元六年(前81)。又《明夷•咸》“新作初陵，逾蹈难登。”《归妹•巽》：“作新初陵，烂陷难登。”“初陵”之说，始见于《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又《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前40)九月，“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鸿嘉元年(前20),“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赐百户牛酒。”《汉书•哀帝纪》：建平元年(前6),“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金城郡始置于汉昭帝时代。“初陵”一语的应用，在汉宣帝至西汉末年。《焦氏易林》中又多次出现关于“兰台”收藏的档案文献经过动乱得以保全的词句①,如果看作真实史实的反映，则应当考虑到王莽败亡前后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以“金城”、“初陵”以及“兰台”遭逢“乱溃”作为具有时代标记的信息作为断代的参考，和《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推测是大体一致的。《焦氏易林》的《履•丰》和《颐•贲》都有“群虎入邑，求索肉食”语，又《渐•随》：“闻虎入邑，必欲逃匿。”东汉初人王充《论衡•遭虎》说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的情形，《论衡•解除》又写道：“虎狼入都，弓弩
————————
① 如《坤•大畜》：“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逢灾。”《大有•恒》：“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菑。”《豫•蒙》：“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大过•大过》：“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巽•明夷》：“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道溃乱，独不逢灾。”《中孚•恒》：“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逢灾。”
巡之，虽杀虎狼，不能除虎狼所为来之患。”“群虎入邑，求索肉食”情形，当出现于灾荒年代。《淮南子•览冥》：“风雨时节，五谷丰孰，虎狼不妄啮。”《论衡•遭虎》：“城且空也，草虫入邑。”①《焦氏易林》所见“群虎入邑”事，或许与西汉晚期至两汉之际的自然灾变和社会动乱有关。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宣元时期，孟喜、京房易学盛行，成为阴阳灾异的主导思想。”②而据说孟喜是焦延寿的老师，京房是焦延寿的学生。《汉书•儒林传•京房》说，“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可见焦延寿起到了在两位《易》学名人孟喜和京房之间的学术中继的作用。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不相与同”的说法，说明焦延寿学说所具有的独立风格。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恰恰是与《焦氏易林》一书的文化个性相符合的。
胡适在《<易林〉归断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一文中开篇就写道：“《易林》这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他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③尽管胡适的
——————————
① 参看王子今：《东汉洛阳的“虎患”》,《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秦汉虎患考》,《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33页。
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所谓“神庙签诗”之说，前已有人提出类似批评。如清人毛奇龄《春秋占筮书》卷一写道：“大抵作筮词法，或散或韵，总任操筮者临占撰造之语，非旧有成文”,“焦赣见他传有全用韵者，疑为成文，因造《易林》一书，预为韵词，一如神祠之筊经，以待来人之占，则可笑甚矣。”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三则以《易林》“非言志缘情之文”而断言其非诗，认为：“欲以《易
这一“考证学”实践无论从方法、内容和结论来说，都多有可信可取之处，然而他以为《焦氏易林》“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的论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焦氏易林》即使“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确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也必然包含有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文化信息。现在的社会史学者和文化史学者大多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即所谓“神庙签诗”一类文化遗存，其内质和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具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史料的价值”的。①而《焦氏易林》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这部书虽然开了后世数术高下雅俗兼用之倾向的先河，但是与一
——————————
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余喻之曰：夫镜圆也，饼亦圆，饼可谓镜乎？《易林》之不为诗，亦犹此耳。若四言韵语便是诗，诗亦多矣，何止《焦氏》乎。”清人冯舒《诗纪匡谬》也说：“《焦氏易林》居然入诗，岂不可叹！”有的学者则对其文辞形式评价甚高，如杨慎《丹铅余录》卷一一写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或似《诗》,或似《乐府》。”“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明人王世贞《弁州四部稿》卷一四五也赞美《焦氏易林》：“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钱钟书说，“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焉。汉人依傍《易经》之作，尚有扬雄《太玄经》；雄老于文学，惨淡经营，而伟词新喻……屈指可尽，相形而见绌也。”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册，第538页。有人甚至说，扬雄的《太玄》“有赞词全用诗体形式”,其实是“仿《焦氏易林》”。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59页。
① 葛兆光提出，“思想的历史”不应当只是“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照片”,研究思想史还应当重视“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9-13页。对于葛氏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于他的这一观点，许多学者都是同意的。
般的“神庙签诗”的关系，却绝不能以“等于”两字作简单化的“判决”。
(二)《易》学的普及•《诗》学的扩张•《春秋》学的实用
《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是儒学地位空前上升，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也是儒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实现“更化”①,逐步走上神学化道路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时期，儒学影响的推广，并不仅仅限于其学术原理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尊重，其政策建议为帝王所采纳，而更突出地表现为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同以及通过这一媒介向民间的文化渍染和精神控制。
儒学向社会基层的空前规模的渗透，也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研习人士的增多和传布范围的扩大，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对民俗生活的全面影响，包括对下层社会思想和言行的逐步规范。
《焦氏易林》从主题和内容来说，当然首先可以看作是对《易》学的宣传。如前引尚秉和所说，“《易林》实集象学之大成。”他还指出，“《易林》实为《易》象之渊薮。”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