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32)

(二)“妖贼”暴动
东汉末年的流民暴动往往被称为“妖贼”。这是因为他们发起反抗的信仰基础，与正统思想明显不同。
如《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元年(134)三月，杨州六郡“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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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65页。
贼”掌河等侵扰四十九县，杀伤地方官吏。《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150)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延熹八年(165)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后汉书•臧洪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元年(172),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①对于黄巾起义，也有“伪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说法。②当时的统治者，或称之为“妖民”③、“妖贼”④,又称之为“妖寇”⑤。
这里所谓“妖”,是对非正统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诬蔑性称谓。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曾经利用过的《太平清领书》,也被指斥为“妖妄不经”⑥
现在看来，被指斥为“妖”的反抗力量，多有非正统的信仰背景。早期道教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往往促成了这种反抗。
(三)“黄天当立”
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表现出组织严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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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载：“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许昌即许生，许韶即许昭。
②《后汉书•刘陶传》。
③《太尉刘宽碑》说到“妖民张角”。《隶释》卷一一.
④《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郃阳令张迁碑》又有“訞贼张角”字样。《金石萃编》卷一八。
⑤《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⑥《后汉书•襄楷传》。
⑦《后汉书•皇甫嵩传》：“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所谓“潜相连结”,《后汉书•刘陶传》所谓“私共鸣呼”,也都反映了黄巾起义组织形式的特征。
发动迅速①、影响阔远②、斗志坚强③等特点，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后汉书•刘陶传》说，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这里所谓“大道”,取义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语汇，然而所尊奉的，已经是神化的老子。此后的原始道教及其所发动的起义，仍然使用“大道”一称。所谓“大道”,不但是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实体的名称，而且从东汉末年到晋南北朝曾经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宗教实体还有其他流行的名称，即“天师道”与“太平道”。④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袖张角宣传鼓动和组织联络部众的形式，据说包括用符水咒说治疗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百姓信向之。张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宣传，十余年间，众徒多达数十万。⑤关于张角等人团结和组织民众的策略，也有“执左道”⑥、“托有神灵”⑦等说法。显然，借用巫术的神秘主义功用，也是黄巾起义发动民众的方式之一。
光和七年(184)是干支纪年的甲子年，张角准备在这一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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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皇甫嵩传》：“晨夜驰救四方，一时俱起。”《续汉书•五行志二》：“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
②《后汉纪》卷二四：“弟子数十万人，周遍天下。”《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三十六方一日俱发，天下响应。”《后汉书•傅举传》：“黄巾乱于六州”,“祸延四海。”
③《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后汉书•皇甫嵩传》：皇甫嵩大破张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④ 方诗铭：《黄巾起义先驱与巫及原始道教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方诗铭：《黄巾起义的一个道教史的考察》,《史林》1997年第2期。
⑤《后汉书•皇甫嵩传》。
⑥《后汉书•杨赐传》。
⑦《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事。其信众传诵这样的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大意是，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已经走向终结，新的政治实体即将诞生，正是在“甲子”这一神圣的时刻，全面的政治转变将要完成。他们在京师和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字样，作为起义的号令。
起义的发动，计划以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今河北磁县西南)。马元义还多次活动于京师，约定以宦官中信奉张角“大道”者作为内应，准备在三月五日这一天内外同时举事。
然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因叛徒出卖，马元义被捕，并被车裂于洛阳。汉灵帝下令案验皇宫官署及百姓中与张角所宣传的“大道”有关者，诛杀千余人，并下令通缉张角等。
张角不得不提前仓促起事，光和七年二月，他晨夜“驰敕四方”,部众“一时俱起”,起义者都头着黄巾以为标识，时人称之为“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分别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起义迅速爆发，形势风起云涌，黄巾军在各地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长官不能控制局势，纷纷仓皇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①
东汉政府匆忙布置防守和镇压。以精兵驻守京师，在洛阳四围设置八关校尉，形成了严密的防卫圈。这时有人又提醒汉灵帝，“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②担心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党人”和起义民众相结合，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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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后汉书•党锢列传》。
成严重的患害。汉灵帝接受了赦天下党人的建议，解除了党锢，并且招还已经徙往边地的党人的妻子故旧。
东汉朝廷发天下精兵镇压黄巾起义。各地的豪强武装也和官军联合与黄巾起义军作战，处处阻截起义军，杀戮起义民众。被诬称为“蚁贼”的黄巾起义军人众极多，声势浩大，但是往往携妻子老幼行军作战，影响了机动性。终于为强悍的政府武装和豪强武装的联合镇压所挫败。
东汉朝廷发五校三河骑士并募精勇四万余人，以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㒞各领一军，进攻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黄巾。另遣北中郎将卢植征河北黄巾。
颖川黄巾击败朱㒞军，又包围了皇甫嵩军，然而因为缺乏军事知识，在大风之夜依草地结营，被皇甫嵩军借风势以火攻击破。皇甫嵩军、朱㒞军和曹操军三军合击，扑灭了颖川黄巾，被屠杀者数万人。
政府军又东进击败了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北)黄巾、陈国(首府在今河南淮阳)黄巾。继而皇甫嵩军击败了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黄巾，朱㒞军击败了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黄巾。
以张角兄弟为首领的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乡东)黄巾，是黄巾军的主力。他们相继抗击了卢植、董卓、皇甫嵩指挥的政府军主力的进攻。张角病死，张梁率军败于皇甫嵩。被杀者三万人，赴河死者五万余人。皇甫嵩又杀张宝，斩杀俘虏其部众十万余人。
黄巾起义在二月爆发，到十一月，颍川、河北、南阳等黄巾军的主力一一被消灭。
黄巾起义的主力部队作战失败之后，各地黄巾军仍然以“黄巾”为标志坚持与东汉王朝的武装抗争，前后达10余年。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青州黄巾转战太山(郡治在今山东泰安东)、勃海(郡治在今河北南皮北),人众多至百万。次年为东郡太守曹操击败收编时，仍然有“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①。
以早期道教作为观念基础的黄巾起义，其基础的广泛，计划的周密，发动的迅速，士气的旺盛，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黄巾起义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以“黄天”为象征的政权，但是却摧毁了东汉王朝的基础，扫荡了东汉王朝的皇威，这一政权从此名存实亡。而与东汉王朝相依托的代表黑暗政治势力的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经过短暂的反复之后，也在政治舞台上消逝了。
(四)“五斗米道”与张鲁政权
与张角等人宣传原始道教的同时，道教的另一派“五斗米道”在交通相对隔闭的秦岭巴山之间取得了特殊的成功。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符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于是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其孙张鲁传其道，在汉末战乱中据有汉中地区。他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用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可以量腹取足。道徒有病，令自首其过。百姓犯法，三次宽恕，然后才行刑。
张鲁占据汉中的二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灭张鲁。他评价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曾经称之为“此妖妄之国耳”②。可见原始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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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对于张鲁政权行政的作用之显著。
此后“五斗米道”依然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
汉末大动乱中早期道教徒的活跃的表演，是道教思想的一种政治实践，也是道教思想的一种社会试验。这种试验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部成功，说明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十二 《焦氏易林》的社会思想史研究
《焦氏易林》是一部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汉代典籍。如果总结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状况，可以发现，对于《焦氏易林》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成果的学术分量似乎尚略显薄弱。而一些讨论汉代思想史的论著,竟然往往忽略《焦氏易林》的社会文化影响。
尚秉和曾经考证《焦氏易林》确实为西汉人焦赣所作，并且在《周易》与《易林》及其他古籍互比互证的基础上发现了佚失的卦象。尚秉和写道：“由《易林》考之，凡《左氏》所用者，《易林》皆有也，其他各逸象所有者，《易林》无不有，若各逸象所无，为《易林》所独有者，则象之失传者也。”“故《易林》实集象学之大成。”①对于《易经》、《易传》与《易林》的关系，顾颉刚将其考论纳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体系之中。他认为，《易林》的著作年代在道统的故事和三皇五帝的故事建设完成之后，所以不免汉代神仙家的气味，而在历史观念方面则与《易传》是相同的。顾颉刚提醒人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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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秉和：《焦氏易诂》卷一一。学术史研究者认为，二十世纪前期的《易》学成就，以尚秉和对《焦氏易林》的考订和对易象的诠释等最为突出。熊十力对于尚氏《易》学曾经发表这样的评价：“其以《易林》与《易》,并《左传》等互证，而破斥东汉以来群儒误解。皆饶有义据，不为妄说。盖自西汉以后，谈易象者，果未有其人。”“吾于尚君之书，深佩其精思果力，振兹绝学。”熊十力：《略评尚易》,《北平晨报》1935年7月19日。
“《易林》是汉人作的筮辞”①。当然，事实上历代已经多有学者注意到这部书的时代特征，指出其内涵与所谓“圣经”相背离，②也与“宋儒”学说不同。③但是强调《焦氏易林》的内容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意义，依然是必要的。
我们讨论《焦氏易林》,则更为重视其中体现在汉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交接的特质。人们都注意到，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提升之后，有逐渐教条化、法典化的倾向。有的学者于是以为儒学已经成为“武帝政治的代数学”,又有“神学正宗思想”的定义④,其风格于是因走上殿陛而富有馆阁气。《焦氏易林》则体现出另一种文化走向，可以看作是将经学中最为精深的《易》学与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数术信仰相结合，并且应用于日常普通的民俗生活的绝好的文化标本。
通过对《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经学如何普及的珍贵史料，也可以了解民间信仰的文化质地在儒术影响下有所提升的过程。而汉代社会文化高下雅俗的层次差别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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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收入《古史辨》第3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5—26页。
② 宋人丁易东《周易象义》说，《易林》之繇“自别成一家而不合于《易》”。明人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三○也记录了对于《焦氏易林》“非圣法”的评价。又王山史《周易能述原序》：“自焦赣出，而圣人隐；自《易林》出，而圣人之言隐。”“予为是书，必黜《易林》,惟奉《周易》之辞。”清初学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四《困学绪言如干则》也写道：“焦赣《易林》言吉凶与圣经绝相悖，盖术数之学谬妄乖离之尤可那者。”
③《四库提要》评论说，明人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所列卦图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④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98、84页。
交接点上显现出的特殊的和谐，也可以得到说明。考察有关现象，也应当有益于全面、真切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面貌。
(一)《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及其是否具有思想史料的价值
《焦氏易林》题汉焦延寿撰。焦延寿主要活动于西汉昭宣时代，闻一多考论其生卒年代大约为武帝太始二年(前95)至元帝建昭四年(前35)。①也有学者推定，“他出生年估计在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以后”,“肯定活到了汉成帝(前32年到前7年在位)时代，至少活到了七十多岁(即公元前20年前后)。”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