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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于是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相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
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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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诏圣》。
②《汉书•谷永传》。
③ 桓谭：《新论》卷上，《全后汉文》卷一三。
④《汉书•刑法志》。
⑤《汉书•食货志上》。
⑥《汉书•武五子传赞》。
⑦ 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四六。
⑧ 仲长统：《昌言》卷下，《全后汉文》卷八九。
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處,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象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贾山以所谓“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同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察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相对比，后者可累世绵延至于数十代，而前者“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在贾山笔下，两种“德”,一种是自诩的“德”,伪装的“德”；一种是公认的“德”,真正的“德”。各自不同的历史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即所谓“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以看到，“刻石著其功”,据主持其事的秦王朝重臣自称，作“诵功”,“诵烈”,“诵圣烈”,又有直接强调“德”的宣传，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章”“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者。
(二)“立石刻颂秦德”故事
贾山所说“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史有明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称此为“立石颂秦德”,“刻石颂秦德”,“立石刻颂秦德”。
司马迁写道：“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刻石的内容是：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所谓“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说明了“刻石”的动机。司马迁随后又写道：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果，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秦皇一路巡行，继续“立石颂秦德”,“立石刻，颂秦德”。琅邪刻石的内容中，有直接标榜“德”的文字。如：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揄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随从出巡的臣下“与议于海上”①,曰：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在这段文字中，“德”字出现4次。即：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皇帝以“德”立政，而万物“受德”于政。这就是秦政的维护者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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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守节《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
于秦政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理解。“体道行德”,是政治成功的标志。而“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则期望这种政治原则可以成为长久的规范。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同样以颂扬“秦德”为主题：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果，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惮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东观又有这样的文字：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之罘刻石肯定秦始皇“奋扬武德”,又有“皇帝明德”,“群臣嘉德”语。所谓“武德”的内涵，是说“烹灭彊暴”,“外诛暴彊”。被扫灭的六国，是被指斥为与“德”相背离的“彊暴”、“暴彊”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以及“义诛信行”,“普施明法”,“原道至明”,“圣法初兴”等说法，以所谓“原道”、“义理”、“法度”、“信行”等，充实并明确了“德”的内容。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碣石刻石，也有相类似的颂扬“秦德”的内容：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的说法，也以大一统政体的建立作为“德”的实践的成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文字特别强调了“惠”、“赏”、“恩”、“抚”、“安”等经济政策的实效。“惠”字出现两次，即：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看来，秦王朝统治者曾经重视给予民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以作为政治安定的基本条件。
对于“惠”有所重视，以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时，刻石文字出现了“德惠”的说法：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法，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德”字直接出现有2例，即：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德”与“惠”,“德”与“泽”的联系，值得秦史研究者注意。由“武德”而“德惠”,反映了秦帝国政治宣传的新气象。尽管这种宣传与政治实践之间距离甚远，但是也体现出在秦王朝上层，对于“德”的政治思想的理解有所进步。在这里，六国政治，又被谴责为“暴虐”、“暴悖”。
秦始皇去世后，胡亥因沙丘政变继位，是为秦二世。秦二世元年(前209),仿效秦始皇“巡行郡县”①,司马迁记载：“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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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二世东巡事，可参看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刻石文字为：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始皇的所谓“成功盛德”,又再一次得到张扬称颂。司马迁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周青臣说到“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这番话，可以看作秦始皇“成功盛德”的注解。《史记•李斯列传》记述此事，直接写作：“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如秦始皇东巡刻石所谓“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而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以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①,最终不免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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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三)“秦德”的政治可能性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
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
贾谊曾经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我们看到，贾谊所谓“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①,与秦王朝政治宣传对于所谓“强暴”以及“暴强”、“暴虐”、“暴悖”的批判，其实是大体一致的。对于秦“守威定功”,把握“安危之本”的期望，是以下文说到的“王道”、“仁义”为内涵的，也是对德政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