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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所不晓。以此读《传》,譬若矮人观场,余窃病之。”他以为,“子西之为商公,在文十年”,当时“少习、武关早为楚有”,而“商城在武关西北百二十里”。同书卷六中《列国疆域表•陕西•商州》又写道:“雒南县为楚之商邑。文十年《传》楚子西为商公,杜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上雒废城在今商州东九十里。古商邑本契所封,春秋时属楚。盖近河南南阳府界。盛弘之《荆州记》:武关西北百二十里有商城。”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一六《嘉礼•设官分职》:“(宣公)十一年,《左氏传》: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蕙田案;楚县公之名,见于《传》者,如息公子朱、申公巫臣、期思公复遂、申公寿余、叶公诸梁、白公胜,及子西为商公、弃疾为蔡公之类,与县尹似少不同。”“商公”,即商县与“县尹”类同的地方行政主宰。今按;所谓“楚县大夫皆僭称公”,取宋人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楚僭王,其县尹皆称公”意。见「明]王道焜:《左传杜林合注》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楚在“商”早已置县,
① 商洛地区考古调查组:《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第2—4页。
②《战国策•秦策五》:“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诱注:“楚服盛服。”鲍彪注:“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说之。”
后人诗作所谓“西见商山芝,南到楚乡竹”①,“商岭芝可茹,楚泽兰堪纫”②,“已剖巴陵橘,犹歌商岭芝”③,“又见武陵桃,更有商岭芝”④,都以“商山”、“商岭”和楚地风土对应。而“商山”亦称“楚山”的说法,又因考古资料所见丹江上游上古遗存表现出来自江汉方向的文化影响而得到了印证。商州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器物“带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体现了“江汉地区和中原地区诸原始文化逆丹江而上”的发展历程。⑤丹凤巩家坡西周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与关中地区的宗周文化”“存在有明显差异”,“而与湖北有些地区所出土的楚式陶鬲则比较接近”。主持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这一情形可以说明“丹江上游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应与楚人早期活动具有密切关系”。⑥位于商州市东南约3公里处丹江北岸,与传说中“四皓”活动地点“商洛山”即"楚山"非常接近的东龙山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以商南过风楼遗址为代表。”⑦对于丹凤古城村东周墓的发掘,判定年代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体现出地方文化“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从文化属性看,尽管“这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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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宋之问:《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到枫香林以诗代书答李舍人适》,《文苑英华》卷一六○。
② [元]吴皋:《拟古十首次刘闻廷韵》之六,《吾吾类稿》卷一。
③ [元]钱惟善:《题马远画商山四皓图》,《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四。
④ [明]孙一元:《周舜卿山水图歌》,《太白山人漫稿》卷三。
⑤ 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区文管会:《陕西丹凤巩家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⑦ 杨亚长:《略论秦楚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附录二,第193—194页。
远离了楚国的腹心之地而与秦、晋邻近”,但是墓葬遗存的“总体特征与目前已知的同期楚墓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与关中、侯马等地所发现的同期秦墓和晋墓则有很大差别”。考古学者因此认为“这批墓葬应属楚系”。
这一地区考古收获所见浓厚的楚文化的风格,使得考古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考古资料来看,约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丹江上游所发现的考古遗存为楚文化遗存”。同样,“在山阳鹃岭东周墓地,战国早期和中期墓葬均属楚系”。许多考古遗存证明,“到了战国晚期,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已经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①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四皓遜秦”,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坚守。
应当注意到,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的。李水海曾经分析《老子》书中楚语、楚音的痕迹,②揭示了楚文化因素对老子学说的影响。任继愈亦曾指出先秦文化的区域渊源,“从文化角度看,孔孟代表周鲁文化,老庄代表荆楚文化。”③张智彦也曾论证老子思想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他是从6个方面进行说明的:1.楚国农业文化对老子思想的影响;2.楚国社会发展道路对老子思想的影响;3.楚国文化发展道路对老子思想成长的影响;4.楚俗对老子思想的影响;5.老子思想升华了楚人的审美情趣;6.老子哲学便是楚文化各种因素的提升,老子哲学是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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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第164—166页。
②李水海:《老子道德经楚语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版。
③任继愈:《中国文化的两大思想流派》,《老子与中华文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核心。他认为,从道家文化的内涵去分析,楚国则是老子思想的发祥地。正是在楚文化的滋养下,老子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通过思想渊源的考察,也可以说,老子思想带有楚文化的色彩。①有学者指出,对于这样的认识尽管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老子思想具有楚文化的思想渊源,这是可以肯定的。”②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山”地方后世仍有传说表现出与道家文化的长期的密切关系。最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卷五○引《传奇》“裴航”“云英”情爱故事。主人公后来双双“神化自在,超为上仙”。③至今陕西蓝田蓝桥河仍存留古石刻“拾玉白杵处”,可以与“蓝桥神仙窟”④传说对应。传吕洞宾《遇仙桥》诗:“几回秦女夜吹箫,洞底松风送寂寥。不作巫阳云雨梦,却寻仙侣到蓝桥。”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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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501页。
③ 唐穆宗长庆年间,有裴航秀才南行湘、汉,同舟有国色佳人樊夫人,心慕而求好。夫人“操比冰霜,不可干冒”,有赠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后“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裴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于是归长安,“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有老妪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有“芳丽”女子玉手捧瓷奉浆。裴航因樊夫人诗而惊异,于是求宿,随即求婚。老妪曰:“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需玉杵白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君约取此女者,得玉臼杵,吾当与之也。”裴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白而至,更无他许人。”后来裴航在京师竭力寻访,终于从“虢州药铺卞老书”处得到玉杵臼,急步赶往蓝桥。老妪大笑道:“有如是之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于是与云英成婚,“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有仙女云是妻之姊者,竟是“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者,“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随后裴航将妻“神化自在,超为上仙”。唐文宗太和年间,有友人“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
④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一一。
⑤ 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卷一七,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第552页。
秦楚通路上的“蓝桥”在后来道教文化系统中,被看作“遇仙桥”。
(三)“四皓”表演与张良的文化立场
我们分析“四皓”避世“楚山”的文化行为,或许与北上影响中原的楚文化存在某种联系。然而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则说:“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太平御览》卷五〇七引皇甫谧《高士传》写作:“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汶。”或许应以前者为是。“四皓”来自韩地的说法,很可能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他们和张良的特殊关系。如果“或在汶”的说法不误,其方位也与张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被迫“更名姓,亡匿下邳”①的逃亡地点相近。
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②,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影响汉王朝政治方向的表演。张良的举措意义重大。宋代学者晁说之《晁氏客语》:“张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决然之策。”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写道:“(高帝)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四老安刘”条也说:“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③前引《高士传》所谓“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即张良亲自入山迎致“四皓”的说法,更突出地在渲染张良与“四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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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留侯世家》。
② [唐]苏颋《夷齐四皓优劣论》:“四皓见贤于子房。”《唐文粹》卷三八。[宋]王安石《四皓二首》之二:“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临川文集》卷二。
③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189页。
特殊关系。①
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他由黄石公处得传兵书的故事:“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关于老父形貌,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孔文祥云‘黄石公状,须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留侯世家》还记载:“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家伏腊,祠黄石。”又记载,“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服辟谷之药,而静居行气。’”后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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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引《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即元人王恽《四皓图》七首之一所谓“尺一招来四老翁”,《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四。张良起初的建议是“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事实亦应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述:“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的说法应是想象,但是不排除张良发生作用,如私下传递相关信息或吕泽以张良名义延请的可能。
良明确表示“愿弃人间事”而从仙人游的心志,然而却为吕后强行制止:“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所谓“赤松子”,司马贞《索隐》引《列仙传》:“神农时雨师也,能入火自烧,昆仑山上随风雨上下也。”《抱朴子》内篇《至理》写道:“按孔安国《秘记》云: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这是比较早地指出“黄石公”和张良的文化交接富于道家色彩的判断。
所谓“学辟谷,道引轻身”,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云‘乃学道引,欲轻举’也。”《汉书•张良传》作:“乃学道,欲轻举。”颜师古注:“道谓仙道。”后人或写作“乃学道辟谷,欲轻举”。①他实际上已经实践了早期道教的修行程序。处于秦岭留坝山中的张良庙,后来成为道教圣地。张良被看作道教文化系统中神仙信仰的典范。
除了与张良关系亲密而外,“四皓”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四皓者,……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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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胡广;《胡文穆杂著》。
②《太平御览》卷五〇七引皇甫谧《高士传》:“四皓者,……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唐,乃退居蓝田山。”“退入蓝田山”,作“退居蓝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