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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甪里先生”句后颜师古注：“‘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以为“后代”“四皓”传说，如“氏族”、“姓字”、“地理”等，有“臆说”性质，“自相错互，语又不经”,“并弃略，一无取”的态度，总体说来，可能是适宜的。然而也可以具体分析。如文献所见“园公”,圈称《陈留风俗传》说“圈公”,颜师古有驳议①,然而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发现汉代文字遗存“四皓神位刻石”亦为“圈公”,可知圈称所说并非完全是“臆说”。②至于有关“四皓”的其他文化信息，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现在看来，“‘四皓’称号”,很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借用数字指代明确的人物组合的称谓形式，总结相关称谓的论著因为所讨论的对象以“四”与“八”居多，而称为“四八目”。③此前有秦穆公“三良”等，其后又有东汉晚期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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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圈称，《陈留风俗传•自序》云‘圈公之后’,‘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汉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为司徒。自圈公至称，传世十一。’按班《书》述四皓，但有园公，非圈公也。公当秦之时，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则不为博士明矣。又汉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为之乎？且呼惠帝为‘惠太子’,无意义。”颜师古以为其说“实为鄙野”,并与“近代草莱末学之人，多喜自撰家谱，处置昭穆，妄称爵位”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批评。
②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九《跋尾九•汉》引录颜说，又写道：“余尝疑称著书自述其世系，不应妄诞如此。及得四皓刻石，见其所书，亦为‘圈公’,乃知称所述果非臆说，盖当时所传如此尔。至谓圈公为秦博士，及惠帝时拜司徒者，疑无所据。。
③《史记•留侯世家》张照《考证》：“陶潜《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别名《四八目》,盖所载如‘四佐’、‘四凶’、‘八元’、‘八恺’之类，‘四’与“八’居多，后人遂呼之为《四八目》耳。”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及魏晋所谓“竹林七贤”等。而以被称为“四皓”的四位老人始终同行同声，思想言论作为竟然完全一致，凝聚程度最为显著。
(二)“商山”：特殊的文化环境
“四皓”为吕氏迎致之前的行迹，《史记》记载张良语只说“逃匿山中”,《汉书•扬雄传下》则有“四皓采荣于南山”语。《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文则说“避而入商雒深山”,颜师古注：“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后来于是通行“商山四皓”的说法。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作歌曰：‘英英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时远，吾将何归。’”②
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四《陕西永兴军路下•商州•上洛县》：“商山，在县西南，秦四皓所隐也。”③“商山”或说“商洛山”④、“商雒深山”、“商雒县山”所在，有商君封地作为政治地理坐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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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早有《艺文类聚》卷三六引曹植《商山四皓赞》。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汉书》曰：“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致商山四皓，以为宾客。”“商山四皓”称谓不见今本《汉书》。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英英高山”作“莫莫高山”,“唐虞时远”作“唐虞世远”。[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一—《卉部•芝》引《史记》：“四皓避秦，隐居商山，采芝而歌曰：‘漠漠高山，深谷迤𨓦,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车，其优甚大。富贵之留人，不如贫贱之肆志。”
③ [宋]欧阳惑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99页。
④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三《退隐部•隐逸》“商山四皓”条引《高士传》：“四皓……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一一《卉部•芝》引《史记》：“乃共入商山，隐于地胏山。秦灭，汉高祖召之不至，深入终南山。”[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九《人品•隐士》“逃入蓝田”条引《高士传》作“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
国时期又依傍丹江川道形成了通行条件优越的联系秦楚的重要通路。①因武关之险，这条古道又称“武关道”。②从武关道穿越秦岭路段的栈道遗存看，当时这条道路最艰险的路段也可以驶行车辆，可以保证比较好的通行效率。③
张仪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外交诱饵使楚王断绝和齐的联盟，事见《战国策•秦策二》及《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资治通鉴》卷三列于“周赧王二年”条下，即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楚怀王十六年)。“商於之地”的方位，《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司马贞《索隐》：“商於在今慎阳。”《水经注》卷二〇《丹水》也说：“丹水径流(丹水、南乡)两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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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楚怀王与秦国的外交失败，最终客死于秦的悲剧，许多场面发生在武关道上。《史记•楚世家》：“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
②《后汉书•王允传》：“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刘雄鸣)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
③参看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六百里，谓以此矣。”宋人王观国《学林》卷五“於”条就此提出疑议。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史记》：“张仪说楚怀王：‘大王诚能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于是与齐绝约，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仪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这段文字置于“商州”条下，也显示了《太平御览》编纂者对“商於之地”的认识。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商州》：“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县。古商於之地。”“后周宣政元年改洛州为商州，取古商於之地为名。”又“商洛县”条下：“汉立商县，所谓商於之地。”又写道：“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高后使迎四皓，故今连亙有‘高车山’,盖因之得名。”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三《陕西路•永兴军路》也说：“古商国。《帝王世纪》云：昌始封于商，则今上洛县，亦秦封商君之邑。张仪诈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赂楚，即此地也。”但宋代地理书仍有取“商於之地六百里”为丹水、南乡说者。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战国•秦蜀》图中将“商(邬、於商)”标注于今陕西丹凤，将“商於”标注于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将“於(於中)”标注于西峡东。③在《战国•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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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观国写道：“《史记•张仪传》曰：‘仪说楚王；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骃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然则‘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广韵》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刘禹锡《送陈郎中召直史馆》诗曰：‘若问旧人刘子政，如今头白在商於。’与‘除’字同韵，则用为央居切不误也。世俗多误读‘商於’之‘於’为‘乌’,不可不慎也。”
② 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二《山南东道一•邓州》、宋欧阳高《舆地广记》卷八《京西南路》等。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册，第43—44頁。
越》图中则只标注“商(邬、於商)”,未标注“商於”和“於(於中)”。①可知对于“商於之地”的方位，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然而即使在今河南西峽、淅川、内乡地方，也因武关道交通与秦地有着密切的联系。②据《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卫鞅所封商於二县以为国，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赵良劝令归之。”张守节《正义》：“公孙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则说“商於”即商鞅封地。这样的认识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左传•文公十年》记载：“城濮之役”后，主将之一子西自杀，被楚王救止，“使为商公。”“商”地所在，学者有所讨论者，多以为在丹江上游。③已经考古工作者调查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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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45—46页。
② 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对于“商於之地”是这样解释的：“楚地区名。约在怀王前期为秦所取。《史记•楚世家》：‘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其地望主要有三说：(1)《史记•楚世家•集解》、《水经•丹水注》定在丹江下游一带；(2)《史记•张仪列传•索隱》引刘伯庄说，定在今陕西商县及其以西一带；(3)近有学者认为在丹江中下游以西以及汉水上游两岸，今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79页。现在看来，以(1)说比较切近史实。所谓“约在怀王前期为秦所取”者，为商鞅封地商邑的遗存所否定。主持商邑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丹凤古城村商邑遺址中大量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楚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这里在商鞅就封之前曾经为楚国所有，并且是一处具有浓厚军事气氛的楚国邑聚。”杨亚长：《商鞅封邑遗址的考古的调查、发掘和初步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基》,附录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88页。
③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宋人罗泌《路史》卷二六《国名纪三》：“子西为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属弘农。”明人王樵《春秋辑传》卷六也说：商，“楚邑，今上雒商县。”乾隆《日讲春秋解义》卷二五《文公》亦取此说：“商，杜注：楚邑，上雒商县。今属陝西商州。”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国疆域表•序》则说：“文十年《传》‘子西为商公’,即商州之雒南县也。”同书卷六上《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先王建国，各有分地，纷若列碁，界如分吟。其后列侯争相侵夺，务据势胜，而春秋列国之疆域繁然乱矣。如山东濮州范县为晋士会邑，楚之子西为商公，为今陕西商州之雒南县。学
掘证实的商鞅封地，在今陕西丹凤古城。①
“四皓”所居“商山”所在，属于或说秦楚曾经发生领土纠纷的“商於之地”,一说“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而“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以及《水经注》卷二〇《丹水》发源于“楚山”的河流又称“楚水”的说法，更暗示“四皓”与楚文化的关系。东汉冯衍《显志》“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将“四皓”中"绮季”与“屈原”并说，也符合这一情形。《后汉书•冯衍传下》李贤注：“绮季，四皓之一也。《前书》曰，四皓随太子入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楚汉春秋》曰‘四人冠韦冠，佩银环，衣服甚鲜’,故言‘丽服’也。”所谓“绮季之丽服”,所谓“四人”“衣服甚鲜”,也与“楚服盛服”的说法一致。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