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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儒学地位上升之后，其他子学走向衰微，法家也受到贬抑。《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着，民臣莫有言者。”
虽然法家“不传”,而“民臣莫有言者”,即公开的宣教受到局限，但是其思想对于执政者的言行依然形成一定的影响。
汉宣帝虽然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儒学，但是在行政实际运作方面，却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曾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处死，太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则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况且俗儒不达时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无谓的空论，以致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③
《汉书•艺文志》关于法家文献有这样的记述：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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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隅述赞》称其为“刑名张欧”。
②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764页。
③《汉书•元帝纪》。
《处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
《晁错》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汉书•艺文志》又有这样的评判：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①
法家尽管有“信赏必罚”的长处，然而对于宗法传统的漠视(如所谓“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以及与儒家原则的对立(如所谓“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首先受到否定。正统的儒学学者的法家观，以为其理想的地位，是辅助儒学政治以求成功，这就是所谓“以辅礼制”。
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其深意。
《盐铁论•刑德》中记录了大夫反驳儒学之士的攻讦，对于法家思想予以充分肯定的言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骄不犯。是以古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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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师古注：“薄厚者，变厚为薄。”
五刑，刻肌肤而民不揄矩。”又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而文学否定法家的思想和实践，亦振振有词：“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豁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其中有这样的话：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商君书》被刘备列于指令刘禅阅读的基本书目之中，是引人注目的。“益人意智”的评价，说明商鞅的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受到重视。也可能由于社会再次沦入“战国横骛”,“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的境况，使得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重新得以上升了。
事实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终至在汉魏之际的历史条件下，法家之学的兴盛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自桑弘羊以后，作为一个与儒家公开对抗的独立的法家学派，则渐渐消失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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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铁：《汉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44页。
十 “四皓”故事与道家的关系
曾经对于汉初政治史走向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皓”,若干迹象表露出与道家的特殊关系。
“四皓”活动的“商山”地方，曾经称“楚山”,久有楚文化的影响。而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的。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参与上层政治生活的表演。而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后来又被看作道教文化系统中神仙信仰的典范。张良的文化立场，使得处于秦岭留坝山中的张良庙，后来成为道教圣地。除了与张良关系亲密而外，“四皓”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作为隐逸之士“四皓”表演的道具“紫芝”,可以看作和神仙方术有关的一种文化象征。一些传统道教典籍中，记录了“四皓”的文化形象。后人或将道教文化范畴中具体的养生技术的发明权归于“四皓”名下。在道家文献体系中，也曾经有作为著作家的“四皓”的席位。
在高帝和吕后的时代，黄老学说已经逐渐影响上层政治生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休息乎无为”的政治导向在吕后时代已经确定。注意这一历史现象，似乎也不宜忽略张良和“四皓”曾经发生的作用。
就“四皓”故事及相关问题，通过对交通地理形势、文化联络路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历史影响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应当有益于理解和说明当时道家思想的文化风貌和政治影响。
(一)“四皓”事迹原始
“四皓”事迹最初见于《史记》的记录。而《史记》未用“四皓”称谓，直接的说法是“四人”。
《史记•留侯世家》写道：“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画计筮，上信用之。”于是，“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张良起初以“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婉拒，然而“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于是提议借用隐居“山中”的四位老人以为助力：“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张良的建议得到采纳，“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①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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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四三引《高士传》曰：“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桐，皆汉惠帝所立也。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因名高车山也。”似说张良亲自“诣南山迎四皓”,与《史记》不同。《太平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商州》也取此说。
随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四位老人的态度对于太子地位的维护和巩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
《史记•留侯世家》记述，“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情势的演进，竟然完全如“四人”的谋划。太子避免了“将兵”出征，与“枭将”、“猛将”竞争的危难，又得到了“为将军，监关中兵”,控制王朝中枢的行政实践的机会。太子与赵王如意竞争的这一重要回合，前者占据上风。张良与“四人”配合的默契，亦得显现。
刘邦击败黥布军后，年老病重，“欲易太子”的态度更为偏执，甚至无视张良的劝阻。而“此四人”的表现又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①
“留侯”和“四人”的合力，使刘邦有“难动”之悟，最终“竟不易太子”,汉初的政治稳定得以维持。关于《史记》记述的这“四人”,后来通常因“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称“四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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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序•善谋》引录这一故事，末句作“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谋也”。
②《史记•吕太后本纪》：“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所谓“留侯策”,司马贞《索隐》：“令太子卑词安车，以迎四皓也。”《汉书•张良传》“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颜师古注：“四人，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所谓商山四皓也。”又：“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颜师古注：“所以谓之‘四皓’。”
《汉书》已经使用“四皓”称谓。《外戚恩泽侯表》：“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颜师古注：“《张良传》高帝谓四人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皓须眉皓白，故谓之‘四皓’。称号在《王贡两龚鲍传》。”又《汉书•叙传上》：“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①
关于“四皓”称谓的最初出现，现在大致可以判定最迟始于西汉晚期。②从现有文献记录看，最初使用“四皓”称谓的，是扬雄的论著。③
《汉书•叙传下》有“四皓逐秦，古之逸民”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看来，通过“四皓”言行认识战国晚期以至汉初的文化风貌，是适宜的。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写道：“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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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颜师古注：“不立戚夫人子。”《艺文类聚》卷一〇引《王命论》同。《艺文类聚》卷三七引魏桓范《荐管宁表》曰：“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
②据说汉惠帝陵前有“四皓”纪念刻石，但未必出现“四皓”字样。有研究者以为制作年代为东汉。[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九《跋尾九•汉》“四皓神位刻石”条：“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验其字画，盖东汉时书。”[宋]洪适《隶释》卷二六《金石录下》“四皓神位刻石”,“在惠帝陵旁”作“在惠帝陵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