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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刘镇南碑》写道：“蔽芾甘棠，召伯听讼。周人勿划，我赖其桢。欲报之德，胡不亿年。”②汉代碑刻资料中多有类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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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召南•甘棠》歌颂召公事迹：“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毛亨《传》解释说：“《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玄《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毛亨以为次篇《行露》即反映“召伯听男女之讼”案例：“《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这里所说到的“男女”“百姓”,其实是可以同通常人们使用的“民”的概念对应思考的。
②《蔡中郎集》卷六。
深刻的政治文化信息。《隶释》卷六《北海相景君铭》在颂扬景君“兴利惠民”的事迹后，又说到百姓哀伤其逝世：“民□思慕，远近搔首。农夫醇未，商人空市。随舆饮泪。”碑文正文最终有总结性的文字：“辞曰：考积幽安，〔丧至〕□兮，□贤□□,翔议郎兮，再命虎将，绥元元兮，规英集谟，主忠信兮，羽卫潘屏，抚万民兮，□□□□,恩弥盛兮，宜参鼎绑，坚干祯兮，不永麋寿，弃臣子兮，仁敷海岱，著《甘棠》兮，刊石勒铭，□不亡兮。”有注家说：“《甘棠》,即《诗•甘棠》。”①景君“兴利惠民”致使“民□思慕”,以其“抚万民兮”,以致民众“恩弥盛兮”。其事迹的直接表现，是与“民”的关系，一如召公之“甚得兆民和”。又《冀州刺史王纯碑》称颂王纯“恩加穷民”的事迹，也使用“甘棠”典故：“□化甘棠，□过宥罪，政尚宽弘。”《隶释》卷七《沛相杨统碑》也写道：“德□化圻民，威□怀殊俗，慕义者不肃而成，帅服者变衽而属。”及其逝世，“□民很尔，莫不陨涕。”其辞曰：“刚柔攸得，□和□平。勋迹□矣，莫与争光。甘棠遗爱，东征企皇。”《隶释》卷九《广汉属国候李翊碑》也有“咏其《甘棠》”的说法。《隶释》卷一二《赵相雍劝阙碑》也写道：“在官五载，莅政清平，有甘棠之化。”②又如《隶释》卷二○《王子香庙颂》：“百姓追美甘棠”,《隶续》卷三《严新碑》：“农夫桑妇□,叹欲□□人”,“今歌于道□,□□甘棠君”,也都体现出“甘棠”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符号，不仅仅是“召公之政”的历史纪念，也指示着一种行政风格的导向。又如《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耿勋碑》：“岁在癸丑，厥运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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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73页。
②《隶释》卷二六作《赵相雍府君碑》。
雨，伤害稼穑，率土普议，开仓振澹，身冒炎赫火星之热，至属县，巡行穷匮，陟降山谷，经营拔涉，草止露宿，抹活□餐千有余人，出奉钱两□□作衣，赐给贫乏，发荒田耕种，赋与寡独王佳小男杨孝等三百余户，减省贪吏二百八十人，劝勉趋时，百姓乐业，老者得终其寿，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爱，不是过矣，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外羌且□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修治狭道，分子效力，□□如农，得众兆之欢心，可谓卬之若明神者已。”“其辞曰：泰华惟岳，神曜吐精，育兹令德，既喆且明，蹇谓耿君，天胙显荣，司牧莅政，布化惟成，柔嘉惟贼，穆如风清，勤恤民隐，拯厄扶倾，匪皇启处，东抚西征，赤子遭慈，以活以生，山灵挺宝，匈 乃平，恺悌父母，民赖以宁。”所谓“甘棠之爱”,体现为“得众兆之欢心”,体现为“勤恤民隐，拯厄扶倾”,“赤子遭慈，以活以生”,“恺悌父母，民赖以宁”。“老者得终其寿，幼者得以全育”,“贫乏”“寡独”得到救济。而所谓“得众兆之欢心”,自然可以使人联想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民间礼俗和社会生活的《焦氏易林》一书①中，也可以看到涉及“甘棠”的文字。如《焦氏易林》卷二《师•蛊》：“精洁渊塞，为谗所言。证讯诘问，系于枳温。甘棠听断，怡然蒙恩。”②卷六《复•巽》：“闭塞复通，与善相逢。甘棠之人，解我忧凶。”卷八《离•需》：“高木腐巢，漏湿难居。不去甘棠，使我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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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王子今：《<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兼论汉代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接》,《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② 又《焦氏易林》卷一四《旅•解》：“清洁渊塞，为人所言。证训诘问，系于枳温。甘棠听断，昭然蒙恩。”
“甘棠听断，怡然蒙恩”等文句，反映这些歌谣体文字的传诵者处于社会下层的身份。可以“解我忧凶”,“使我无忧”的所谓“甘棠之人”,就是以召公为榜样的循吏。
(六)循吏的榜样：“民皆乐其生”
“循吏”,是“奉职循理”、“奉法循礼”①,道德言行以及行政风格都符合儒学标范的官吏。“循吏”也因此成为从政人员的榜样。
“循吏”的政治原则是“为政宜民”。洪迈《容斋四笔》卷四《左黄州表》：“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司马迁作《史记•循吏列传》,“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形成了历史影响，于是后来的史书多有继作。然而太史公起初之用意似不很明确。②杨绍文《云在文稿•读史记循吏传》说：“太史公作《循吏传》,列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且迁之书，上自五帝，下至秦汉，而此五人者皆在周之末世。又孙叔敖、子产、公仪休，非以吏治为名，而奢与离又绝不载其政绩，世多以为疑。”有人理解为司马迁以此发表对汉代吏治的批评。如沈豫《读史杂记•史记循吏列传》说：“《循吏列传》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共五人，枚举前朝，而汉代无一及焉，其吏治概可知矣。”尚镕《史记辨正》卷一O《循吏列传》也写道：“此迁刺武帝宠用酷吏，贼虐烝民而为传也。首曰‘何必威严’,次序孙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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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循吏列传》。
② 郑樵《通志》卷一六九《循吏传一》：“《史记》始作而有《循吏传》,后世因之不能易也。虽晋宋梁后魏曰‘良吏’,南齐曰‘良政’,其实皆‘循吏”也。”
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不拘时代，不用联贯，简净隐厚，斯为不愧循吏，而汉臣无一足与其数矣。”
《史记•循吏列传》开篇有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司马迁是在提示从政人员们注意，官吏“奉职循理”,是“为治”即进行正常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根本。而要求得这种“治”,执政者必须精心处理好与“民”的关系。所谓“导民”,即引导使“良民惧然身修”。而“良民”“身修”,是配合“循吏”“为治”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①
《史记•循吏列传》中名列第一的，是楚相孙叔敖。关于孙叔敖的行政成功，司马迁总结道：“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导民”与“上下和合”的关系，值得重视。应当说，实现“民皆乐其生”的境界，是司马迁肯定的政治理念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楚庄王时，币制改革，“百姓不便，皆去其业。”面对“市乱，民莫安其处”的局面，孙叔敖果断决定恢复旧制，使民心得以稳定。司马迁肯定了他的执政原则：“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子产主持郑国政务，扭转了“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情形，实现了“市不豫贾”、“门不夜关”、“道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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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理解此意，然而并不赞同以下层民众为“本”的理念。如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二〇《史记》：“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严。此对惨酷者而言，非本论也。季康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盖是时吏治已趋于酷矣。而孔子之论如此，既不以本对末，固不以末胜本也。迁谓奉法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胜本也。后世之治终不能反之正者，自迁之为《循吏传》始。”
“田器不归”、“士无尺籍”的“治”的局面。子产去世，“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①鲁相公仪休“奉法循理”,“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被树立为政治榜样。
(七)“上顺公法，下顺人情”
司马贞《索隐》为《循吏列传》解题，说：循吏，“谓本法循理之吏也。”所根据的应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而其所本之“法”,所循之“理”,自是以民本主义为主题的。颜师古注解释《汉书•循吏传》之“循吏”身份：“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所谓“下顺人情”,其实亦犹如说“下顺民意”,也可以读作对“得兆民和”以至“甚得兆民和”的一种解说。
《汉书•循吏传》表彰的“循吏”,其品格和作风“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文景时代的著名循吏有“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此后，“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关于召信臣事迹有更具体的表述：“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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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史公曰：“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司马贞《索隐》：“案：《左传》及系家云子产死，孔子泣曰：‘子产，古之遗爱也。’又《韩诗》称子产卒，郑人耕者辍耒，妇人捐其佩玦也。”
② 有学者据此认为，“循吏之好，好在一心‘为民’,好在时时处处为百姓‘兴利’,并竭力‘富之’,让其过上富裕生活。”刘隆有：《古代的循吏》,《华夏文化》2007年第2期。
所谓“所去见思”的情形，一如“甘棠”故事。①《汉书•叙传下》是这样总结该篇的主旨的：“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所谓“遗爱”,所谓“余思”,字句之后似乎隐约可以看到在集权政治烈日强光下，召公“甘棠”追求“得兆民和”的政治文化的绿荫。
《后汉书•循吏列传》记录了十二位能够“导德齐礼”,被看作“一时之良能也”的模范官员的“殊闻显迹”。他们的行政实践，使得“民得利益”,于是“父老称歌”,“以仁惠为吏民所爱”。《后汉书•循吏列传》：“赞曰：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怀我风爱，永载遗贤。”与召公“甚得兆民和”类似的政治反响，有任延“九真吏人生为立祠”,王涣“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醊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桉于路”,“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②许荆“远近称之”,“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孟尝“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刘宠“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童翊“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这些事迹，虽然情节各异，受到民众爱戴和怀念的情形，似乎都是“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故事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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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吏治视上之趋向。”
②《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涣》：“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逝),百姓追思，为之立祠。’”
《循吏传》其实并没有全面收纳所有“循吏”的事迹。《汉书•循吏传》说“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其中“郑弘”自有传，其事迹未列入《循吏传》中。又如《隶释》卷九《司隶校尉鲁峻碑》：“辟司徒府，举高第，侍御史。东郡顿丘令。视事四年，比纵豹、产，化行如流，迁九江太守，口残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统政□载，穆若清风。有黄霸、召信臣在颖南之歌。”鲁峻“行循吏之道”,其政治品格表现为坚持“事帝则忠，临民则惠”的原则。
以“下顺人情”为行政风格的“循吏”层出不穷，体现出汉代在大一统体制得以巩固的背景下，政治管理形式走向成熟。所谓“人情”,在这里意味着较宽广社会层面的愿望和期求。而所谓“遗爱”、“余思”所体现的民众对于这些模范官吏的情感追念，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态度的表达。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信息，汉代思想史研究者也不应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