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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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董仲舒传》亦可见：“《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又《王莽传中》：“《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颜师古注：“《大雅•假乐》之诗也，言有功德宜于众人者，则受天之福禄，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国也。”
② 《北堂书钞》卷一五引贾谊《新书》。
③ 《蔡中郎集》卷二《上始元服与群臣上寿》。
④ 《汉金文录》卷五。
⑤ 《汉印文字征》九•十四。
⑥ 《汉印文字征补遗》九•六。
⑦ 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像研究室资料库，http：//saturn.ihp.
sinica.edu.tw/～wenwu/search.htm；姚军英《河南襄城县出土西汉晚期四神规矩镜》释作“多贺君家受大福”,《文物》1992年第1期。
了“宜民宜人”将有益于政权稳定，有益于国祚长久的认识。
“和众”的说法初见于《左传》①,亦见于汉代人的著作《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第八》：“圣人将动，必顺辞和众。”曹植的政论也说：“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②
(三)“上下和合”追求
《史记•循吏列传》说到“上下和合”。《史记》中所见“上下和合”之另一例见于《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实现“上下和合”的境界，使得战国激烈竞争时代敌国“未可图也”,从而无敌于天下。
“和合”,在汉代已经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原则。高层执政集团内部首先强调“和合”秩序。皇族内部的高度凝聚和团结和谐，即《史记•三王世家》所谓“和合骨肉”。《焦氏易林》卷八《离•屯》所谓“和合六亲”,似将“和合”原则拓展至于指导更宽层面的宗族生活。③《汉书•杜延年传》“合和朝廷”,更扩展了团结的层面。而“上下和合”,则反映了更广大社会人群的一致的政治态度，甚至体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和谐倾向。《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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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②《艺文类聚》卷一二引曹植《汉二祖优劣论》。
③《焦氏易林》卷八《离•屯》：“坐朝乘轩，据国子民。真叔受命，和合六亲。”或作：“坐车乘轩，据国子民。虞叔受命，六合和亲。”
乐书》的表述，则是“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后汉书•杜诗传》对于同样的政治意境的表述，即：“海内合和，万姓蒙福，天下幸甚。”
《汉书•公孙弘传》记载了公孙弘对策即回答汉武帝的征询时曾经发表的有关“和”与“和合”的意见：“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这位儒学政客的这段话，是答复汉武帝就“上古至治”“阴阳和”提出的策问而引出的。汉武帝说了一个“阴阳和”,公孙弘竟然一口气说了14个“和”以为回答。尤其是提出了追求“和之至”、“和之极”的理念，值得我们在理解“和”的政治文化涵义时参考。“和”的境界，是超过“同”与“比”,超过“从”与“应”的。
《太平御览》卷五二二引《礼稽命征》曰：“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所谓“上下和洽”,就是“上下和合”。《太平御览》卷五六五引《说苑》说到“天气”、“地气”和“人气”。关于“人气”,有这样的论说：“中元者，人气也。其气以定万物，通于四时，象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①所谓“和合人之情”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②这种营造“和合人之情”的文化意念，与汉代政治意识中的“得民和”追求，思想趋势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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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文字不见于今本《说苑》。
② 参看王子今：《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前引汉桓帝诏所谓“天人协和”以及“遐迩洽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下和合”的含义。其内容与“民和”的关系，亦明朗可知。
(四)“得民和”的历史标范：“召公之政”“召公之风”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述了召公治民成功，得到普遍赞誉的故事：“召公之治西方，其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甘棠”成为“召公之政”的历史纪念。而所谓“甚得兆民和”,则是“召公之政”的成功标志。
召公及其政治事迹，在汉代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有相当强的文化影响力。童蒙课本《急就篇》卷一有“燕楚庄”,颜师古注：“燕邵公奭，本周之同姓，其后以国为氏云。楚庄，言慕楚庄王也。”说到“燕”即想到“燕邵公奭”,或许确实也体现了汉代民间社会意识对“民人思召公之政”的某种以“慕”为倾向的历史记忆。汉代有以“邵公”为名者。①汉末袁安以“召公”为字，其行为也以召公为榜样。②何休亦“字邵公”。③《隶释》卷三《张公神碑》可见“扶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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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五一〇引嵇康《高士传》：“李邵公，上郡人。”“邵公，王莽时辟地河西，建武中窦融欲荐之，面辞乃止。家累百金，优游自乐。”
②《太平御览》卷九七五引《汝南先贤传》曰：“袁安，字召公。除阴平长时，年饥荒，民皆菜食，租入不毕，安听使输芋。曰：‘百姓饥困，长何得食谷？先自引芋，吏皆从之。”《太平御览》卷四七〇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袁安，字邵公。”《后汉书•袁安传》：“袁安，字邵公。”
③《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
陵□□邵公”题名，应当也是以“邵公”为字的例证。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对召公深心“思”“慕”的反映。①
《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毛亨《传》：“《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玄《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毛亨以为次篇《行露》即反映“召伯听男女之讼”案例：“《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②这里所说到的“男女”“百姓”,其实是可以同通常人们使用的“民”的概念对应思考的。
对于召公故事的细节，汉代政论中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对于为什么“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我们可以看到与郑玄所谓“不重烦劳百姓”的分析不同，又有多种具体解说。
一说出于避免“妨农业之务”的考虑。《盐铁论•授时》：“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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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人陈士元《名疑》卷三写道：“汉人名字有同前人字谥者。如鲁恭字仲康，伏恭字叔齐，翟宣字太伯，张禹、张敏俱字伯达，窦融字周公，袁安、何休俱字邵公，张步字文，公庆普、丁鸿俱字孝公，伏湛字惠公，陈重字景公，刘昆字桓公，耿夔字定公，陈宠字昭公，赵意字伯阳(意一作嘉),卫宏、蔡伦俱字敬仲，戴封、刘顺俱字平仲，翟义字文仲，傅毅字武仲，冯逡、卫飒、唐檀俱字子产，寒朗、乐恢俱字伯奇，应奉字世叔，何熙、淳于恭俱字孟孙，郭躬字仲孙，贾逵、种磊俱字景伯，邓彪字智伯。其与孔门弟子同字者，如陈蹇字仲弓，郑崇字子游，马武、许荆俱字子张，王尊、吾丘寿王俱字子贡，杜钦、杜邺、彭祖、孔光、萬章俱字子夏，第五伦字伯鱼，坚镗字子伋，傅赞字南容。”汉人名字用字体现的慕古倾向，“字邵公”是典型之例。
② 其诗曰：“厌泡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曰：‘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力则功筑罕。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或说事在“当桑蚕之时”,召公的行为在于“不欲变民事”。《说苑》卷五《贵德》又说“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与“为妨农业之务”略不同：“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麦。《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①《白虎通义•巡狩》引《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芨”,又说：“言邵公述职亲说舍于野树之下也。”随后写道：“《春秋榖梁传》曰：‘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也强调对“民勤”的关注。
一说出发点在于避免营造寺舍，以省民力。《韩诗外传》卷一：“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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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子家语•好生》：“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太平御览》卷五三一引《家语》曰：“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犹爱其树，尊其人，必歌其道。”
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芨。’此之谓也。”①
一说召公的这种做法只是基于谦谨之心。《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乐动声仪》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识，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听断焉。”②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召公行政之优异，在于使劳动力“反业修职”。《淮南子•缪称》：“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弛狱出拘，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缔给，上车授绥之谓也。”高诱注：“召公，周太保也。”“召公”是被看作“圣人”的。
按照《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的说法，则召公又有农耕技术指导的实践：“执规而生，至温润下，知地形肥晓美恶，立事生则，因地之宜，召公是也。亲入南亩之中，观民垦草发淄，耕种五谷，积蓄有余，家给人足，仓库充实。”③
(五)民间政治文化感觉：“百姓追美甘棠”
作为召公政治表演重要布景的“甘棠”,曾经集聚了诸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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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韩诗外传》曰：“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庐于甘棠之下。百姓大悦，诗人见而歌焉。”
②《后汉书•张纯传》载录张纯议立辟雍明堂事引《乐动声仪》。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动声仪》,《乐纬》篇名。”
③ 参看王子今：《召公故事与汉代政治理念之“得民和”追求》,《秦汉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成为汉代社会的文化关注点。人们仰视“甘棠”,其实表露出对召公“甚得兆民和”的敬意。①
《潜夫论•忠贵》写道：“周公东征，后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见爱如是，岂欲私害之者哉？”“甘棠”,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又如《艺文类聚》卷四六引崔骃《太尉箴》曰：“天官家宰，庶僚之师。师锡有帝，命虞作尉。苟非其人，数我帝载。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咏《甘棠》。昆吾隆夏，伊挚盛商，季世颇僻，礼用不匡。”“甘棠”,在从政人员的意识中，已经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李尤《东观赋》曰：“敷华实于雍堂，集干质于东观。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厘之敞座，庇蔽芾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隱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也以“蔽芾之甘棠”作为汉王朝官方文化的华美包装。